| 明清时期，掌管全省司法刑狱及官吏考核的省级地方官叫“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使司”，是正三品大官。但民间往往把“按察使司”又简称为“臬司”。按察使司衙署，也就被叫作了臬司衙署。由于臬司衙署既是臬司（包括其手下官吏）的办公场所，也是臬司（包括其家属）的居住场所，所以这座衙署风水的问题就与臬司直接相关了。 
臬司衙署曾是岳飞故宅 清朝浙江臬司衙署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南宋。据光绪《杭州府志》等志书记载，浙江臬司衙署为“故宋岳武穆王宅也”。岳飞被害后，这座宅邸被南宋王朝收去。绍兴三十一年，也就是岳飞死后20年，这座宅邸变身为京城高等学府——太学。 宋亡学毁，进入元朝，这座南宋的高等学府变身为衙署，即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司的衙署。此后，虽有朝代更替，但这处衙署的性质则几乎没有变化：明朝和清朝，这里都是提刑按察使司衙署，即都是浙江臬司的衙署。 咸丰十一年( 1861)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秀成率太平军攻陷杭城，浙江臬司衙署在战火中被毁。同治三年( 1864)二月，左宗棠、蒋益澧率湘军收复杭州。时任浙江臬司的杨昌浚，便于当年三月二十八日启动修复臬司衙署的工程，历时3个多月，花费“三万余白金”，恢复了浙江桌司衙署的旧貌。 此后，这位杨臬司写下了近千字的文章——《重建按察使司署碑记》，记录了这次重建浙江臬司衙署的大致经过，并自信地说：这次修复的臬司衙署“森严巍焕增于往昔”。此外，杨臬司还专门提到：“署为故宋岳武穆王宅，故署东有岳忠武王祠，银瓶井在，并登而新之，存旧迹也。”可见，杨昌浚不仅修复了浙江臬司衙署，连衙署旁的岳王祠、银瓶井，也一并“甓而新之”。 然而，就是这座修复后“森严巍焕增于往昔”的臬司衙署，后来却发生了一连串的风水奇事。光绪年间几乎每一位前来就任浙江臬司的官员都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改动这处房屋的风水？ 
那么，这处衙署究竟发生了什么奇事呢？在讲述之前，笔者首先要交代一下这处衙署的大致位置。 浙江臬司衙署，占地很广，房屋很多，内有同心堂、冰玉堂、怀清堂、勖勤斋，以及司狱司、照磨所、经历司、吏书册房等，但是，这些房屋如今早已不存。好在清末实施的司法改革在浙江臬司衙署内建了一座大洋楼——浙江高等审判厅，这座洋楼今天还在（其实只保留了半座楼，三分之一被拆除了；三分之二仍在），它就是庆春路与延安路交叉处的红楼。也就是说，红楼包括其周边新建的房屋、街道就是当年浙江臬司衙署所在地。 大堂之上嵌有丙行青石 杨昌浚修复后的浙江臬司衙署，大堂上所铺地砖光滑如镜，每逢阴雨天气，地面水润欲流，人在大堂上行走极容易滑倒。所以，当臬司坐轿出入衙署时，抬轿的轿夫都十分战惧，稍不注意，就会人仰轿翻。 
同治十年( 1871)年，朝廷新任命的浙江臬司叫蒯士芗。在蒯臬司未到杭州就任前，浙江臬司一职由一名叫何青耜的官员临时代理。代理期间，何青耜留意到了大堂上的这一危险因素，便雇来民工，“自穿堂后，直至堂阶，将大堂正中所铺地砖掘去两行，另以青石易之”。此后，轿夫在两行青石板上行走，就避免了滑倒的危险。 同治十一年( 1872)二月，蒯士芗来到杭州就任浙江臬司，目睹前任将大堂上两行地砖换成了两行青石板，虽然感到很不雅观，但毕竟安全更为重要，所以，蒯士芗也没有再作改动。 蒯士芗在浙江当了三年多臬司，政绩不显，却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一参与铸就千古奇冤的杨乃武案（此事本文不再展开）。 光绪元年( 1875)十一月初一日，蒯士芗起了个大早，吃了一碗薄粥，准备外出烧香，刚要上轿，一名站班的官吏上前叩安，蒯臬司举手作答，忽然发觉双臂不能屈伸，说话也很困难，并伴有呕吐现象。侍从们连忙将他扶入上房安卧。到了中午，这位臬司喉咙间痰声如吼，已不能言语。延至第二天一早，蒯臬司便告别了人世。 接下来一位继任者叫兴紫垣，兴臬司于光绪二年(1876)三月二十日来到杭州，就任浙江臬司。不料，三个月后，这位臬司大人因患疟疾于六月二十四日夜逝世。 此后，来的一位臬司则是例外，他叫升泰，在浙江臬司的位置上只坐了半年，就升了官，去云南当藩司（相当于今天的省长）了。 继升泰之后担任浙江臬司的官员叫增寿，他的官运也不错，光绪五年(1879)四月间，浙江藩司任筱元调任直隶藩司，四月十五日，增臬司被任命为署浙江藩司。升官后，增寿一时没有变动自己的办公地点，仍在臬司衙署办公。不料，到了七月七日，这位官运不错的增寿却因病在臬司衙署中一命呜呼了。 从1875年到1879年，短短4年时间里，4位浙江臬司居然死了3位，所以，当时官场中人都视浙江臬司一职为畏途。 后来，有懂风水的人进衙署去察看，放出了这样的话：“堂皇之上，乃砖缝中嵌此两行石条，是名‘屋泪’。虽在偏轩、侧室尚大不利，况公堂乎！”换用今天的话，就是说：大堂上的两行青石板是房屋的两行眼泪，即使处在偏房、侧室，也是大大的不利，何况是在衙署的大堂之上！ 光绪五年( 1879)十月初九日，新授浙江臬司孙稼堂来杭就任。了解了情况后，他马上作出一项决定：将大堂内的青石板和地砖统统掘去，请民工挑来细沙铺在地上。于是，浙江臬司衙署大堂又显另一奇观：地面上居然全是细细的沙子。 臬司衙署不可以一日居 虽然挖掉了两行“屋泪”，但是，有关浙江臬司衙署风水不利的说法仍然没有杜绝，说得最多的是：衙署原是岳飞故宅，换句话说，即南宋时就是一座凶宅。还有人说：臬司衙署“房屋高旷，古木阴森，其阴惨肃杀之气逼入毫发”。此外，也有人认为：臬司衙署内的房屋存在不少风水大碍之处，如“中堂及穿堂等处均碍风水，恐于长官不利”。 光绪八年( 1882)十月初十日，浙江臬司出缺，两浙盐运使惠菱舫升职为署臬司（即代理臬司）。不料上任仅仅两天，就发病不能上班了。一直到第二年( 1883)的正月，病情仍无好转。惠臬司便向浙江巡抚德晓峰提出辞去臬司一职的请求。当时，德晓峰只是一名代理巡抚，便再三慰留惠菱舫，希望等朝廷正式任命的新臬司来了后，再作移交。但是，惠菱舫决意要辞去这个晦气的臬司职务，居然指令手下人将浙江臬司的大印送往巡抚衙署。德晓峰没有办法了，只得同意惠菱舫辞职。 光绪九年( 1883)四月初一日，朝廷正式任命的浙江臬司陈宝箴从河南来到浙江就任臬司，但他没有进臬司衙署，而是临时住进了仓桥一处官邸。 陈臬司接印后公开宣称：“本署风水大碍，不可以一日居。”所以，他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请来海宁籍风水先生彭君进臬司衙署察看风水。彭君看完了整座臬司衙署后，提出了整改意见—一“头门、二门及同心堂皆须拆卸重造，大花厅亦略改旧制，并于署之东偏添造上房五间，后院亦加修整”。 由于工程浩大，经费巨大，光筹措资金就花了2个月，直到六月廿三日才破土开工，当时预计工期为2个多月。 不料，工程还没有完工，就从京城传来了消息：浙江臬司陈宝箴牵连到河南一宗旧案，已被解除官职。七月廿二日，灰头土脸的陈宝箴交出臬司大印，离开了杭州。 继任者为刘子务，他于八月廿七日抵达杭州，由于臬司衙署还在改造，刘臬司只得入住前任陈宝箴住过的仓桥官邸。 八月底，臬司衙署改造工程匆匆完工。不信鬼神的刘子务臬司当即于九月初三日移入臬司衙署办公。 九月初四日，从天津运来大小水雷数十只，用于浙江海防。当时，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带兵的武将都不知水雷为何物。 初六日上午，钱塘江中试放水雷。众多杭城百姓前往观看，拥挤场面超过了八月十八的看潮。浙江巡抚刘仲良带着藩司、臬司等文武官员在三郎庙码头观看。江风阵阵，雷声隆隆，刘臬司忽然感到自己的左颊不舒服，牙齿也有痛感。旁人一看，发现其嘴角也有些歪斜。没等水雷施放完毕，刘臬司便请假提前回辕了。 第二天，刘臬司又向巡抚衙署递交了请假条，此后，躺在臬司衙署内的刘子务再也没能起来，言语模糊，手足麻木，饮食不进…… 巡抚刘仲良相当关心臬司的病情，将杭州城内所有的名医请了个遍，但病情加剧，诸医束手。当时，盐场中有一个人常以“扁鹊”自称，有人便推荐他去给刘臬司看病。但是，刘臬司服了他开的药，并无疗效。十月十三日，这名“扁鹊”再次来到臬司衙署，诊断后，他说：“此疾非真正上品鹿茸，断不可治。”于是，臬司衙署派人前往庆余堂购买，花费140多枚银元，买来了上品鹿茸。当夜就煎服。 不料，第二天，服了鹿茸的刘臬司，病情更重了，延至下午三点，竟然告别了人世。 于是，有关浙江臬司衙署的风水问题，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连晚清《申报》在编发“浙臬刘子务因病出缺”的消息时，也加上了这样的编者按：“近今来，浙臬往往不久于斯任，说者谓‘衙署风水实有不利处’，其信然欤！”（参见光绪九年十月二十日《申报》） 虽别无破绽仍反复折腾 刘子务死后，朝廷新任命的浙江臬司为原两淮盐运使孙毂庭。这位孙臬司没有马上赶往杭州，而是先给杭州一位绅士寄了一封信，孙臬司在信中说：“臬署风水究竟如何冲犯，以致历任不利？务乞代为详视一周，示我片言。”（参见光绪十年二月初九日《申报》） 于是，这位绅士便邀同三位戚友进了臬司衙署细细察看，“自大堂至同心堂，及冰玉堂、大小花厅、东西上房，并新造之上房五间、后院之大楼五间，以及庖湢厨灶之所，无不周历，无一冲犯关碍之处。其戚友皆善于青鸟术者，亦谓‘别无破绽’。绅无词可答，只得将衙署绘成图样，附信寄去，请廉访（臬司又称廉访，笔者注）自行详察云”。 光绪十年( 1884)几月二十七日，孙毂庭来杭就任臬司。既然臬司衙署“无一冲犯关碍之处”，孙臬司也就放心地住了进去。九月一日，孙臬司在衙署内失足，差一点跌倒，幸亏仆从在旁及时扶住。第二天，臬司便病倒了，这一病病了半个多月，仍不见好转。于是，臬司衙署的风水问题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不久，这座“别无破绽”的衙门又遭折腾，不少工匠被找来，从头门开始又作全面改造。此后，孙臬司的病情果真好转，后来还升了官，被委为代理浙江藩司。 但臬司衙署的风水问题没有就此平息。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廿九日，朝廷新任命的浙江臬司萧杞山来杭接任。这位精通风水之术的萧臬司一到杭州，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进衙署察看风水，除了指出必须改造的几处房屋外，还提出：上房外空隙地须添造三间新房。于是，大批泥工、木匠又进了浙江臬司衙署…… 改造工程在萧杞山臬司亲自指导下完成。入住后不久，这位臬司却患上了腹泻之症，连续半个月不见好转。萧臬司一面请名医把脉，一面向浙江巡抚提议“再修臬司衙署”。 当年十二月十五日，萧臬司从臬司衙署迁往制军行台居住，随后，浙江臬司衙门内又出现了大兴土木的场景。 光绪十四年( 1888)五月，连续两次改造臬司衙署的萧杞山升官了，被朝廷正式任命为江西藩司。七月十八日，新任浙江臬司廖毂士抵达杭州。这时，前任臬司萧杞山已出发前往江西，臬司衙署空着，但是，这位廖臬司却不入这座衙署，而是住进了横河桥河下的一座行台。 不久，从金陵传来消息：前任浙江臬司萧杞山在赴任江西藩司的路途上去世了。这一死讯马上又被联系到浙江臬司衙署的风水，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十九日《申报》刊发这样一条消息： 臬署重修：浙江臬司廖毂士廉访以署中风水不吉，饬自大堂至上房悉行修改，高者削之，低者加之，务令与前任萧廉访所修不相吻合。刻已由工程局委员勘估动工。至署中围墙，则统加高四尺云。 
又是一番大折腾之后，廖毂士臬司才于四月二十二日从横河桥河下行台迁入臬司衙署。 此后，新任浙江臬司不敢直接入住臬司衙署，似乎成了整个光绪年间浙江官场的惯例。光绪三十二年( 1906)二月廿一日《申报》上就有这样一则有关新任浙江臬司上任的新闻： 升授浙臬颜小夏廉访钟骥，于交卸粮道篆后，因衙署应须迁让，而臬署夙有不吉之说，历任无有入居者，因暂假两广会馆为行辕…… 颜小夏时任浙江粮道，升职为浙江臬司后，应该从粮道衙署迁往臬司衢署办公，就是因为臬司衙署的不吉风水，前任臬司“无有（直接）入居者”，这位颜臬司也就“暂假两广会馆”为办公场所。后来，这位臬司感到在两广会馆办公很不方便，又曾迁至涌金门三桥趾前设督练处之吴宦房屋内。在此期间，浙江臬司衙署内又一次拉起风水的大旗而大兴土木。 综观晚清光绪年间，几乎每一位新任浙江臬司都不敢直接入住这座由岳飞故宅衍变而来的衙署，都要对这座衙署提出各自的拆改意见。如此反复折腾，耗费的金钱自然难以计数。 其实，像臬司这样的高官死在任所并不奇怪，当时能做到三品以上大官的人，年纪大都已在60周岁左右，老年自然就多病，那时的医疗水平又低，在那个“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代，60多岁去世应属正常之事。当然，每个臬司的死因也有不同，如蒯士芗是年迈多病，又突遭丧子之痛而亡；刘子务大概是患上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脑梗，外加庸医乱开药方，导致其很快死了。 只是由于浙江臬司衙署的特殊渊源——岳飞故宅（所谓凶宅），所以，也就牵强附会出一系列的风水奇事。即使当时懂风水的人士也认定：这座衙门于风水并无大碍，但仍难逃反复折腾的命运。 作者系《浙江日报》原主任编辑、杭州文史研究会副秘书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