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年 3 月 6 日，是 1,064 名杭州知青赴黑龙江同江县插队落户的日子。作为浙江省唯一去东北支边的青年教师，我在 1,064 人中占了一个名额。 　　

在此之前，已有一批中学毕业生去了抚远县的国营农场；在此之后，又有几批年轻人将去饶河、虎林、富锦等地农村和鹤立河、大兴安岭、集贤等地的农场、林场、生产建设兵团……

我是湖南沅陵人，1964 年 7 月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9月分配到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中学当教师。1968 年 12 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号召，同其他省市一样，杭州市也掀起了一个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的热潮，“老三届”（即 1966、1967、1968 三届高初中毕业生）纷纷报名到黑龙江农村插队落户。“革命小将在挑战，革命教师怎么办？是继续留在城市里，过和平安逸的生活，还是打起背包，奔赴边疆农村，和同学们一起投入火热的斗争？”我对自己提出了这样尖锐 一个的问题，并于 1969 年 1 月 10 日写下了第一封申请书：“最最强 烈要求到黑龙江去继续革命！”同时抄成大字报，贴上了校园的墙头。 　　

我的申请引起了全校师生的震动。一些准备到黑龙江去的学生支持我，对我的行动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但也有不少人对我的要求不理解，向我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疑问。

　　有的说：“你是校革委会常委，共产党员，现在教师又不下放，即使下放了，也轮不到你，何苦到黑龙江去呢？”我说：“正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更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在改造世界观上起模范作用。虽然杭州教师目前不下放，但我们可以积极争取嘛！知识分子必须 主动与工农相结合，自觉走到工农中去，而不能被动地与工农相结合，不自觉地让工农来找自己！”

　　有的说：“放着‘官’不当，去当农民，放着大城市不住，去住草舍，你这个人真傻！”我说：“校革委会常委算什么‘官’？只不过是为大家服务的勤务员。如果以为自己参加了几个会，喊了几句口号，便是对革命做了贡献，可以论功行赏、高高在上了，那才是对革命的亵渎和歪曲哩！我申请去黑龙江，是因为那里最寒冷、最艰苦，也最需要人。如果说这是‘傻’，那我就要争取当这样的‘傻子’！”

为了说服工宣队和校革委会，我又接连写了几封申请书，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到黑龙江去的有利条件。然而，学校工宣队不同意，他们要留我在学校搞教改，说：“你走了，学校教育革命怎么办？”我一天三四次找工宣队说明情况，并继续写申请书、抄大字报，天天找工宣队磨嘴皮，用各种方法不断表示自己要求下乡的坚强决心！ 　　

此外，我还多次去找市毕业生办公室（后改为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人面谈，以争取上面的支持。一次我在一位负责人家楼道里一直等到深夜两点钟，才等到他从外面回来。这一夜他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完全支持我赴黑龙江的申请。他还分析了全国、全省和全市的形势，告诉我为了做好知识青年工作，市毕办计划在黑龙江设立一个联络站，他打算让我到这个联络站工作。离开他家天还没有亮， 可是我却昂头挺胸，高视阔步，眼前一片光明。

　　就这样，我一连写了 13 封申请书，抄了 9 次大字报，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获得了高三（3）班、高三（6）班、高二（2）班、高 二（3）班、初二年级、赴桐庐插队知青等集体的信件和大字报声援， 终于感动了“上帝”——校工宣队和校革委会，联合签署了“坚决 支持龙彼德的革命行动”的意见，上报杭州市革命委员会教育革命组， 并很快获得了“跟随知识青年去黑龙江劳动锻炼一年”的批示。虽然不是调动，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一年，我仍然十分高兴。过完春节便整顿行装，于 3 月 6 日和学生们一起踏上了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