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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梵志》成书于明朝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作者为吴之鲸。吴之鲸以杭州梵刹盛于南宋，至明而残废者多，恐遗迹渐湮，所以搜罗各方材料编撰此书。可以说，《武林梵志》是一部杭州寺院地理志。《武林梵志》记载了杭州城内、城外、南山、北山及诸属县共四百二十六所寺院的创置始末和山川形胜，又分为天朝宠赐、宰官护持、古德机缘、历朝勋绩四个大类记载了高僧支派、名流胜迹等，被《四库提要》赞为“序录井然，颇有条理”。《武林梵志》抄录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第597分册中。 追忆流逝的“东南佛国” 《武林梵志》十二卷，明吴之鲸撰。吴之鲸字伯裔，钱塘人。他与冯梦祯、黄汝亨友善，“文才俊爽，高自标置”，和《再生缘》杂剧作者吴大山并称“江皋二俊”，一生著述诗文甚富，有《武林梵志》十二卷、《阆阁诗》一卷。 《武林梵志》记载了杭州城内、城外、南山、北山及诸属县共四百二十六所寺院的创置始末和山川形胜，又分为天朝宠赐、宰官护持、古德机缘、历朝勋绩四个大类记载了高僧支派、名流胜迹等，被《四库提要》赞为“序录井然，颇有条理”。 
《武林梵志》内页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局部），宋开宝八年（975年）刻本，前镌“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此經八万四千卷，捨入西関磚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紀”。西关砖塔即雷峰塔。 唐宋以来，杭州佛教非常繁荣发达，尤其在五代十国吴越国和南宋时期，寺院之多，佛事之盛，令人瞩目，以致有“东南佛国”之称。 白居易《题天竺南院赠闲元旻清四上人》写道：“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城中山下别，相送亦殷勤。”可见唐代时杭州已是“佛国土”，人们之间的交往已经超出“俗交”即世俗伦理和价值观的限制，而身为杭州刺史的白居易也常与僧人唱和来往，交情不浅。 
《御制祕藏诠》（北宋太宗御制），将佛教甚深法意，以诗赋的形式诠释。其间的山水版画可能是北宋大观二年重印时补入。此卷现藏于哈佛大学美术馆 五代十国时期，杭州为吴越国都城，由于王室钱氏家族尊崇佛教，佛寺在杭州迅速发展，“杭之俗,佛于钱氏结庐遍人境……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咸淳临安志》）这里所说的武肃王即是第一位吴越国王钱镠，史载他对沩仰宗、曹洞宗、临济宗在杭僧人颇为礼遇。 南宋时杭州的佛寺也非常繁盛，吴自牧《梦梁录》中记载：“释老之教遍天下，而杭郡为甚。然二教之中，莫盛于释，故老氏之庐，十不及一。”这一时期佛教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僧寺高下，起于宋南渡，等级截然。杭州五大刹，俱御前亲题，最为崇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南宋院画（传）《西湖清趣图》（局部），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正如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所说的：“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已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 《武林梵志》成书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作者以杭州梵刹盛于南宋，至明而残废者多，恐遗迹渐湮，所以搜罗各方材料编撰此书，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杭州寺院地理志。 
《武林梵志》内页 吴之鲸在卷首《武林梵志记略》中感叹道，杭州寺院之盛，至南宋达到顶峰，而到了明代所存者不过十之二三；旧日“绵亘数里，凿池叠山”之胜景，化作桑麻禾黍之场，令人唏嘘。 
《妙法莲华经》，思溪藏（宋私刻大藏经）南宋刻本，经折装，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武林梵志》先是从额名（名称）、沿革、名胜、古迹、人物、题咏六个方面详细记载各个寺院的情况，再从天朝宠锡、宰官护持、古德机缘、历朝勋绩四个方面记载佛家遗事，“以备博雅经济之士代诹访焉”。 时至今日，《武林梵志》已经被广泛应用在杭州地方史的研究中，其不仅收录了关于香积寺、灵隐寺和济公传说等佛教的资料，和佛教无关的如关于桐庐剪纸、万松书院等的研究，也会引用其中的史料。《武林梵志》可谓是一本关于杭州的故事书，它期待着更多的后人来阅读，来感受杭城的历史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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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名《追忆流逝的“东南佛国”——<文澜阁四库全书>史部古籍<武林梵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