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溪路，东起黄龙，西至留下。它曾是一条皇家大道，至今已有近千年。南宋时期，皇帝每年要到余杭洞霄宫烧香拜佛，为天下祈福。这一天，皇帝率领着皇亲国戚从杭城出发，沿着西溪路，浩浩荡荡，一路向西。西溪路不仅身名显赫，也是一条风景秀丽的景观大道。它的南边，群山绵延。西溪沿山十八坞，多在这一段。它的北边，河港交汇，映照着旖旎的湿地风光。

杨家牌楼社区就在西溪路上，东面与金鱼井社区相联，西边与西穆坞社区隔山相邻。南靠石人坞，北边顺着柏家园路直到天目山路。它曾是留下镇最大的村庄。村子依山而建，南边高，北边低，层次分明。南端，群山连绵，有着大片的山林和竹园。山脚下的坡地，为一梯梯郁郁葱葱的茶地，盛产西湖龙井。再下一档，地势逐渐平坦，为当地村民主要聚居之处。民房林立，尘事闹猛。过了西溪路，则为开阔的平原。昔日，牌楼村的稻田就在这一片。据77岁的村民杨善昌老人回忆，杨家牌楼田地很多，向西一直绵延到闲林镇荆山岭一带。这光景，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民到地里去干活，在路上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来回回，非常辛苦。虽然田地很多，但收成并不见好。收的粮食，只能供应半年，还有半年，靠国家救济。老杨讲这些老底子的事，我平时也不甚留心。尽管在留下镇生活了近三十年，却不曾关心过土地的归属问题。原来留下集镇上的土地，过去是杨家牌楼村的。

老杨的话让我突然想起，我的一位牌楼村的同事，他曾说起过，小时候跟着父母赶老远到留下来干农活。老杨见我有兴趣，就讲开了。“那个年代，你想想，天天在地里干活，收的庄稼还填不饱肚子，要靠国家救济，老百姓也爱面子，这哪挂得住呢？再说，整天跟烂泥打交道，没日没夜的干，连肚子也填不饱，你说谁会爱这片土地？大家都想着法子跳出农门，摆脱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那时候，谁会想到土地出让有钱拿？谁会想到有朝一日土地会越来越金贵？在改革开放前，小买小卖也不让，啥都是集体的，在你这个村，在他那个村，有啥区别？后来，生产建设的需要，村里的土地就陆陆续续划给其他镇村了。现在，杨家牌楼社区所辖范围主要分布在花坞和石人坞。”

石人岭的由来之争，带着某种预示

石人坞缘何得名，至今尚无定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那座被称为“石人岭”的山岭。石人岭位于杨家牌楼社区的东南，它的西边有馒头山、挂牌山，东边为龙门山。翻过石人岭，南面就是小西天九龙八塔景区，再向东行就到了灵隐寺。其名称的争议，自古就有，如《西湖志》载：石人岭在栗山以北，龙门山南，岭巅海拔200余米，岭上古有石，如人卧于路侧，故名。而《咸淳临安志》这般记载：石人岭一名冯公岭，在灵隐寺之西，路有一石人卧于侧，故名。“石如人”还是“一石人”？看似微弱的文字差别，却让“石人岭”的名称由来有了不同的答案。一说，石人岭上有一块人形石头，像在眺望远方，守护着这片家园。一说，通往石人岭的路上，有石人矗立两旁。这般景象在宋朝就有了。

相传，宋徽宗时吴太后的墓葬就在石人岭上。高宗皇帝还手书碑额。此墓几经修毁，现已荡然无存。因当初墓前立有石人石马，所以称为石人岭。现在，你沿着山路向山谷里走，经过三香古道的牌坊，在永兴寺附近的路边，会看到一个残缺的石人。恭敬地站立着，像一位等着召见的文臣。它的眼前是满目青山，身后是寺庙建设的钢铁长臂。不过，它不是宋朝时立在吴太后墓前的石人，而是清代朝廷大员梁肯堂墓前的“守卫”。

“石人岭”名称之争，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着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类对于大自然的依赖，演化为一幕幕的“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循环反复。拥有与失去，像是1和0的游戏，要走出这个看似亘古不变的怪圈，只有靠科学的社会治理，既要让人们享受美好生活，同时也要确保一方青山绿水。2015年以来，政府主导的杨家牌楼社区的整治，就在例证。

自古以来，杨家牌楼就被视为风水宝地。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乡野村夫，都爱选择这里作为安葬祖宗的好去处。就连“杨家牌楼”这个名字，也跟墓葬有关。相传明代时期，当地人杨氏在京做官。父母双亡后，他回乡安葬双亲，并建起牌楼以示孝廉。从此，这古老的牌楼就矗立在西溪路口，看尽世事沧桑。不过，今天你经过西溪路，在牌楼村口看到的青石雕琢的牌楼，已不是当年的老牌楼。老牌楼早年被毁，新牌楼重建于上世纪90年代。

毁了重建的还有孙宝琦先生墓。孙先生曾在民国时期担任过国务总理。孙宝琦做官为民，一生为正义而战。他曾主张收回青岛主权，并因此愤然辞去驻德公使之职。在日本提出21条时，他与袁世凯力争，表明拒不接受的严正立场，并因此辞去外交总长的职务。

1918年，他组织外交后援会，疾呼废除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与租界。孙先生1931年病逝于上海，葬于杨家牌楼。墓葬仿照中山陵建筑，规模宏大。后来，墓葬建筑毁于抗战期间，墓冢于1958年彻底毁坏。近年，杨家牌楼环境整治，在西溪谷绿道修建了纪念碑，建起了以他字号命名的亭子——慕韩亭。亭柱上挽联“门多歇浦三千客，家少成都八百桑”，为当年民国总统徐世昌所撰，以战国春申君、蜀相诸葛亮喻其好客与清廉。亭子附近种植梅树，空旷清幽。

杨家牌楼的历史文化与墓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小小的墓地，牵动着东西南北中。民国时期，胡适、郁达夫、徐志摩等文化名流都曾来过此地。而吸引他们过来的，除了花坞一带的自然风光，还有建于此地的风木庵。风木庵是清代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所建的家祠。丁氏家族的祖坟都在杨家牌楼。兄弟俩感念父母生前辛劳，作为子女尽孝不够，建庵以守奉双亲灵位。而因这层因缘，之后才有丁氏兄弟抢救《四库全书》这一壮举，风木庵一时成为杭州著名的刻书机构。郁达夫等人慕名而来，乘兴而归，且留下了传世文字。不过，今日你到花坞，被气派的民居包围，已找寻不着风木庵的影踪。那座带有文化标示的建筑，已悄然消失在岁月漾起的年轮里。

老人的半世风尘，恰如牌楼的起伏

任时事风云变幻，杨家牌楼人的生活总那么安宁。84岁的吴福如老人讲起牌楼人老底子的事，连吐了好多个苦字。“一年到头，没个空闲。不是在茶叶地里干活，就是在水田里忙碌。五六十年代那会，牌楼村的茶叶生产响当当的。靠着村民勤劳，培育和管理得法，茶叶产量远远高于其他产茶区。1957年，当时村农业社副社长李善禄还出席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话说回来，光名头响有啥用，日子还过得紧巴巴的。只要一家人不饿着冻着，那就老天保佑了。”牌楼人日子难过，当地曾流传的一首民谣为证：前世不休，嫁在杨家牌楼/日里撑山头（采茶）/夜里夹墩头（做篾器）/阿公睏眠床/阿婆眼泪流/等我女儿养大/让伊嫁到埠头（闲林埠）。

“老百姓的好日子，那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之前，你想也不敢想，想也想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政策一变，外面有动静，村民也开始捣鼓起来。吴福如老人说他那是30出头，膝下三个孩子还小，不想想办法，日子过不下去。但自己没啥文化，也没什么手艺和门道，能讨什么生活，他一时也定不下来。跟家里人商量，想想牌楼人有做篾器的传统，想想哪家哪户不要扫帚、衣架等？就定下来跟村里人学习做篾器，拿出去卖了赚几个钱补贴家用。白天照样在地里干活，一早一晚就跟着师傅学手艺。砍毛竹、锯竹段、劈篾、捆扎……边学边练，一段时间之后，就打算做了去卖。大清早起来，把做的物件捆上28寸自行车，一路骑到刀茅巷菜场。在菜场口随便一靠，东西一摊，也不叫卖。大伯大妈都有数的。这一干就干了毛二十年。辛苦是辛苦的，起早落夜，雪天雨天，都没得偷懒。做的东西结实好用，附近居民都蛮喜欢，自己也觉得开心。一天赚个百把块钱，一般人没自己收入高，也觉得蛮开心的。有了钱，孩子读书、成家不愁，房子也翻新了。

当时，村里除了吴福如这样单干的个体，集体经济也迅速发展。篷布厂、五金厂、预制板厂等一批集体企业纷纷开张。世代务农的农民进厂做了工人。那辰光，这一切都算是簇簇新的事。老百姓那个开心、兴奋呀！但风光几年后，集体企业的日子就难过了。最后，要么转为私人承包，要么就倒闭关门。杨善昌老人讲起村史，如数家珍，这跟他在留下街道党政办工作26年分不开。1985年，我进杭师学习，教授政治经济学一课的老师曾把集体企业办不好主要归结为：政企不分、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为本文提供石人岭照片的拍摄者沈永华同志是杨家牌楼最后一届预制板厂厂长。当我向他的子女提出能否问问他父亲当年办厂的事，他们连声说别问为好。当时，他父亲使尽解数，却不能扭转颓势。此后，还常常遭人风言风语。心里有个疙瘩一直没解开。

集体办企业之风一过，个体办企业开始接力。老杨说话，不紧不慢。我就借机插话：“天堂伞业是不是那个时候办起来的？”“说来话长，天堂伞业最初不是办我们村的，而是在邻村。王炳章（天堂产业创始人）创业不久，刚起步，规模不大，力量不强。那个村对他们要心重了些，他们想搬个地方。我的外孙女婿跟着王炳章的，有一天跟我说起这事，我就告诉了当时的村领导。后来促成了这个事。天堂伞业到了牌楼，批地，建厂房，招工人，村里很支持。企业越做越大，成为行业老大。最近十多年，市场占有率连续保持全国同行业第一。企业成了咱们留下街道的纳税大户。那些外地来的员工租住在我们这儿，老百姓也得了实惠。”

引进天堂伞业，看似机缘巧合，却也反映了当时村干部的独具眼光。二十多年前，村委为天堂伞业所做的这一切，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积极发挥孵化器的作用。天堂伞业的茁壮发展，也让牌楼村尝到了甜头。就这样，企业纷纷进驻，当地人创业热情高涨。

当然，一个硬币都有两个面。经济繁荣的同时，昔日宁静的小山村却不复美丽。牌楼溪比抹布还脏，数次遭媒体曝光。人太多了，到2015年整治前，牌楼村有常驻人口1500人，而流动人口高达3万。老杨说，他做过实地调查。从村子最里面的路走下来，100个人里面本地人就2、3个，其他都是外地人。受利益驱使，村里违章建筑越搭越多，公共空间被严重挤占。空中，电线、网线像蛛网一般密集；路上，小摊小畈把东西到处都是；地下，脏水臭水常年流不停。老杨说，这还不算，那时候最怕火。消防车进不来呀！留下派出所的教导员陈标曾是我校法治副校长，他多次说起，牌楼人钞票是有了，但他们是坐在火药桶上的。来场火，那还得了！不消说，派出所干警的压力顶大的。

整治前的牌楼

经历整治的阵痛，换来凤凰涅槃的重生

今天，你到牌楼来，你会发现一场彻底的嬗变已经发生。每家每户都成了花园洋房。路面整洁、通畅，车辆停入了停车场。大片的公共绿化，种着各色的花和树。白鹭从牌楼溪飞起，潺潺的流水倒映着蓝天白云。村民三三两两，或在溪边长椅上休憩，或沿着慢行道欣赏满坡的茶山与花木。傍晚时分，在溪边可听到欢快的蛙鸣声，附近的居民说：“有十多年没听到蛙声了，现在听起来好亲切，脑海里泛起了小时候在溪里抓鱼抓虾的画面。”

大家也明白，幸福来得不容易。2015年，杨家牌楼整治工程拉开序幕。首战拆违，这可是硬战。触及到个人利益，自然会有阻力。当时，街道领导都派驻在村里，分片包干，上门做思想工作。现任西湖区人大办公室王氢主任，时任留下街道党工委书记，谈及杨家牌楼拆违，百感交集。他总结拆违工程得以顺利推进的原因：首先，整治的目的在于提升百姓的生活品质，是政府在为百姓做好事；其次，在于党员干部带头响应；第三，在于规划在前，让老百姓看得到未来，先把心放下；第四，上门做工作，既要宣讲政策，更要跟村民一笔笔算账，让他们体会到获得感。你想想，沿西溪路两边延伸的西溪谷金融科技小镇，已经从东面的古荡向西蔓延。浙大科技园、浙商银行、蚂蚁金服等如星星点缀。未来的发展指日可待。这笔账，谁会算不清？胜利拆违，之后整治就容易了。看着牌楼变美，点赞的居民就多了。来参观的人多了，居民的自豪感就强了。几个因素叠加，社区治理就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最近，社区实行管理外包，通过招标引入物业管理公司，环境卫生等，都交给物业公司打理，世代务农的村民真正过上了居民的生活。

阳春三月，走在牌楼，春光灿烂，怡然自得。社区工作的沈小丽带我去看正在建设的文化礼堂和茶场。两处建筑的主体已落成。问后面的用处打算。她告诉我，茶场可以供居民在此炒茶和卖茶，也有可能成为篾器等传统手艺的展示馆。而文化礼堂的软件建设，社区还在规划设计。因为比较熟，我就把横亘在脑袋中的想法抛了出来：既然杨家牌楼的历史文化，跟墓葬有关。能不能对此进行专门整理排查，然后做一个主题纪念馆，宣传栖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历代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