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入华传教的欧洲耶稣会士充当了沟通中西的主要媒介，杭州则是西教士在华活动的中心据点之一。关于传教士在杭州的活动及其事迹，随着近年来更多中西文献档案资料的披露和学术研究的持续深入，我们已经可以揭示其中的部分历史真相。

传教士入杭的历史背景

关于明清间来华传教士的人数一直众说纷纭。据耶稣会中国省区年报统计，在1581年至1712年的131年间，至少有249名耶稣会会士前往中国，其中有127人死于途中。^[1]这应该是耶稣会官方的统计。其实来华耶稣会士的实际人数远高于此数，主要原因之一是入华耶稣会士除了大部分与官方和士人接触者留下中文姓名之外，仍有部分在民间活动者没有留下任何中文姓名，直到发现中西文档案记载而逐渐增补。因此，法国学者费赖之(Louis Pfiste , 1833—1891)所作入华耶稣会士列传至1773年的统计为481位(含附传)，除了中国籍耶稣会士78位，及其他亚洲国籍和不明国籍者约10名以内^[2]，则来华欧洲耶稣会士约有400人左右。而另一位法国学者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 1903—1990 )增补为975位^[3](至1800年)，其中中国籍139人^[4]，其他非欧洲国籍者为10余人，这是迄今最为权威的统计数字。除了死于途中约50人等各种原因并未实际入华者，大约有700多位西方耶稣会士到过中国活动。他们来自欧洲十几个国家，如康熙时代(1662—1722)真正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有280余人，其国籍分布依次为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西班牙、瑞士、波兰等国人。^[5]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之际在中国传教的并非耶稣会士一家，还有道明、方济各、奥古斯丁三个托钵修会，以及巴黎外方传教会、罗马传信部、其他修道会派遣的人数较少的传教士。其中个别传教士，如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1597—1664)、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cta Maria，1602—1669)、传信部直辖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等人，还扮演过重要角色。^[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e,1618—1689)不仅在浙江兰溪、金华传教，而且在“康熙历狱”期间被捕入杭州监狱，并将其亲身经历记录下来，成为观察明清之际“礼仪之争”和中国印象的另类视角^[7]，更加令人意外的是闵明我对杭州监狱的描述，在一百年之后竟然引起了法国重农学派领袖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 )的关注，成为他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以中国为榜样构建开明专制“理想国”的素材和理据。

欧洲耶稣会士充当中西文化首次正面交汇的媒介和桥梁，缘于其为实现在华传播宗教的使命，奉行由耶稣会远东传教负责人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制定的“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路线，学界称之为“文化调适”或“知识传教”策略，其要义是要求耶稣会士通过“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来打破晚明社会依然流行的保守排外风气，赢得明朝官员和士人的同情、好感和支持，乃至明朝皇帝的宽容，在中国开展基督教传播事业。利玛窦就是这一“知识传教”策略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从“西僧（效仿佛僧）”转变为“西儒（效仿儒士）”，借助展示、赠送西洋器物，合作翻译出版中文西书，争取到明朝士绅官员的宽容与优待，乃至于1601年进京获得明朝万历皇帝的接见，一举成功立足帝都北京，开始了更为广泛的“合儒易佛”^[8]知识传教活动，客观上开启了一场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中西文化交流高潮。

概而言之，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进入杭州是在入华耶稣会士践行“知识传教”策略的背景下发生的，来杭传教士除了耶稣会士之外，还有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但耶稣会士在沟通中西文化中的作用是其他欧洲传教士无可匹敌的，杭州的情况同样如此。

第一位入杭的耶稣会士罗明坚

明末最早正式进驻内地的欧洲传教士是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于1583年9月获准从澳门入驻广东肇庆。近年来中外学者在罗马梵蒂冈档案馆发现了罗明坚留下的三首汉文诗，他是迄今所知第一位进入杭州的耶稣会士。

罗明坚的杭州之行，缘于当时接待并协助他们开展传教活动的肇庆知府、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王泮（字宗鲁）。1584年王泮迁任按察司副使、岭西分巡道，接任肇庆知府的是王泮的同乡郑一麟（号趾庵）。罗明坚为了打开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局面，有意跟随进京述职的郑一麟，到北京传教，但郑氏顾虑带外国人进京的政治风险，又碍于情面，遂邀请罗明坚前往他和王泮的家乡浙江绍兴传教。1585年10月罗明坚启程离开肇庆，11月罗明坚又在广州寻得从澳门来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麦安东(Antonio de Almeida)神父为同伴，一起搭乘王泮之弟的商船从广州北上，万历十四年（1586）一月到达绍兴，受到王泮亲友和绍兴地方官员的款待。数月后，王泮家人鉴于罗、麦传教活动影响日大，担心不利于王、郑的仕途，竟伪造广东来信催促罗、麦二位神父尽早返回，罗氏心有不甘，最后在郑的强令下不得不离开。其间，罗明坚还继续北上，首次游历杭州，这便有了罗明坚后来的三首汉文诗。^[9]

从诗中可见罗明坚自称西僧，历经三年从“西竺（指欧洲）”经海路到“天竺（指中国，又杭州有天竺三寺，此或指杭州）”，或以云游僧人的身份入驻杭州灵隐天竺寺，对佛僧、儒圣和天主三者有清晰的区别，并以广读圣贤书、传播天主圣教为己任，隐晦地透露了入华耶稣会士从西僧到西儒、从南向北推进的知识传教路线。

罗明坚的杭州之行是短暂的，1586年七月，罗、麦两位神父即已返回广东。但是随着耶稣会士推行知识传教策略的日渐成功，杭州士人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逐渐增加，关注中西文化相遇的晚明杭州士僧也越来越多。

杭州开教与教会遗产

晚明耶稣会士的传教事业开始于1583年9月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建立的第一个传教驻地。1588年罗明坚被召回罗马，拟请教皇派使节来华，恰逢教皇虚位而作罢，终老于家乡那不勒斯。此后，利玛窦先后于1589 年在韶州，1595年在南昌，1599年在南京，1601年获准常驻北京，建立了由他开创的第五个传教驻地。

利玛窦在北京陆续结识了大批明朝官员士人，其中就有杭州籍士人李之藻（字振之、我存，号凉庵居士）、杨廷筠（字仲坚，号淇园）、虞淳熙（字长孺，号德园、澹然）等，另有浙江嘉兴籍的朱国祚、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作者）。李之藻初会利玛窦为他绘的《世界舆图》所吸引，“利玛窦见之藻性情正直，渴求真理，便先授以科学的基本知识，进而示以教理”，“（之藻）遂从神父们研究天文舆地之学”^[10]，1602年他便协助利玛窦绘制出了著名的《坤舆万国全图》，并亲自撰写序文，出资刊刻此图。该图问世后，不仅在晚明王公贵族、文人学士中赢得广泛赞誉，被多次翻刻摹绘，而且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11]接着，李之藻又会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等，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等西学知识。

其间，另外一位杭州人也在北京接触了利玛窦。他就是冯琦的得意门生，杭州龙坞乡人葛寅亮^[12]。他在回乡讲学的书稿《四书湖南讲》（此“湖南”指讲学之地：杭州西湖之南）中记述了在北京从利玛窦处听到的有关西方教会和社会的新奇知识碎片。

1610年5月，利玛窦在北京逝世。同年底，龙华民( Nicos Longobardi，1559-1654）接任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1611年4月，李之藻因父丧回籍守制，途经南京时邀请传教士到杭州开教，会长龙华民同意指派意大利耶稣会士郭居静( Lazare Cattaneo,1560-1640) 、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 与澳门籍耶稣会修士钟鸣仁前往杭州传教。三人抵杭，李之藻接待他们，下榻于城外别墅。5月8日，神父们在李之藻城内寓宅举行了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弥撒。这是公认的天主教杭州开教之始。^[13]

不久，出身于官宦世家的仁和（今杭州）人杨廷筠，也因同乡李之藻和西教士劝谕，弃佛向耶，改佛堂为教堂，名为“救主堂”，并接受郭居静神父授洗，圣名“弥格尔”。

1612年复活节后，郭居静率葡萄牙人林斐礼（(Felice da Silva)）、澳门天主教士石宏基二位教士回杭州传教。1614年5月林斐礼去世，葡萄牙耶稣会士黎宁石（Pierre Ribero，1572-1640 )调往杭州补缺。1616年，郭居静神父给廷筠夫人施洗，廷筠为谢恩，即购入教士租居的房屋赠予耶稣会。此后，廷筠还购入一个山丘作为贫寒教徒的“义阡”（即义冢），并赠送神父一块墓地，廷筠卒后，其子又赠田地数亩充作教士墓田，这便是日后成为集中埋葬欧洲传教士的留下镇老东岳司铎公墓，（简称“卫匡国墓”）。^[14]

李之藻、杨廷筠皈依天主教后，竭力协助郭居静、金尼阁和艾儒略等开展传教活动，传教士纷纷来杭。其间还经历了由浙江乌程（今湖州）人沈榷（左偏旁为“氵”）发动的基督教在中国遭遇的第一次教案——“南京教案”（1616—1617）的严峻考验，导致明朝下令禁止天主教，逮捕并驱逐传教士。其时李之藻和徐光启在北京，杨廷筠在杭州，从沈榷（左偏旁为“氵”）上第一疏开始，即竭力为传教士辩护，并积极营救在南京被捕的西教士，杨廷筠则邀请未被捕的神父避居家中，杭州一时成为欧洲传教士的避难容留所。^[15]

南京教案后，李之藻回杭州，主要从事西学书籍的著述和翻译工作。1627年秋，杨廷筠捐助的住院房屋田地正式为教会所有，李、杨资助的教堂也告落成，年末廷筠去世。^[16]

教会史认为杨廷筠捐献建造的教堂乃是明末杭州天主教第一座圣堂。清顺治十六年(1659)，意大利籍传教士卫匡国，从罗马返杭，得到浙江巡抚佟国器等支持和资助，在杨廷筠旧居附近(该堂原址，即天水桥附近)“购地扩建圣堂”，至十八年（1661）完成，“壮丽冠于全国”^[17]。康熙二十六年（1687），法国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途经杭州北上进京时，对杭州新建“救世主堂”的印象特别深刻，大加欣赏:“而杭州教堂的雅致大方使我们赞不绝口:我们在那里一眼望去尽是金光闪闪的装饰、图画和油画;一切都是如此装饰，甚至有寓意有层次。中国人能够非常完美地完成这个红黑相间的美丽漆饰，他们用金色的花朵和其他图案使清漆显得起伏跌宕，使各处都具有世界上最美好的效果。”^[18]

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康熙帝第二次南巡，接受驻杭州天主堂意大利教士殷铎泽( Prospero Intorcetta)进献的玻璃彩球。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康熙帝第三次南巡，驻杭州天主堂意大利传教士潘国良赴无锡恭迎，二十二日抵杭州，二十六日康熙钦赐御宴湖舫，游览西湖，潘国良与随行南巡的法国传教士张诚(Jean Francios Gerbxllon,1654-1707)、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陪同。二十九日加驾，派内臣察看杭州天主堂。四月初三，潘与张、白三位西教士在苏州再获钦赐御宴，游览虎丘，并命内臣传谕潘国良：“万岁前在杭州，叫我进天主堂去看了，随经回奏，堂被火焚，建造未完，今万岁爷赐银壹百金与潘国良造完。”^[19]潘乘机在重修教堂时门上加刻“敕建”二字。

[1] 参阅《耶稣会中国省区1640年报告》（Jahresbericht von Jesuiten 1640 aus China Provinz)，出自罗马档案馆，档案号：ARSI JapSin 117, 51v.(1641年度信函)[Rom Archiv, Nr:ARSI JapSin 117,51v (Annual Letter 1641)，原文为葡萄牙语。转引自许文敏（德国波恩东亚研究院）《徐日升:中瑞两国历史上的第一名使者》，《国际汉学》2015年第4期。

^[2]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经本人查对，该书传记编号共467个，实含副号14个，中国籍78位(其中一位或为日本人)均系原作者注明。

¹ [法]荣振华著，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

^[4] 荣振华在该书“入华耶稣会士国籍统计表”(中译本下册页973—987)中所列“中国人(包括澳门人)”共为133人，并未注明澳门人数。但经本人据中译本逐条查对应为139人(包括依荣振华例，将少数设疑“中国或××国人”也计入中国人)。

[5]以上各项统计均依据荣振华《补编》“入华耶稣会士国籍统计表”。

[6] 黎玉范于明末来华，1643年到罗马递呈有关中国礼仪十七个问题的报告，导致1645年秋教皇通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敬孔礼仪，从而首次将“礼仪之争”在中国之外揭开；利安当，明崇祯至清康熙初年在华传教，所著《天儒印》为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之名著；马国贤，康熙末年来华，擅长传授西洋画法，雍正元年回意大利后，创办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以专收中国留学生为目的。可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等资料。

[7][西]闵明我著，何高济等译：《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第十二、十三章，大象出版社2009年。

[8] 所谓“合儒”是指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通过将天主教信仰的上帝拟同中国古代儒家所称的“上帝”，宣扬天主教义与古代儒学相似，以取得在华传播天主教的合法性；所谓“易佛”则指排斥佛教，即将佛教作为天主教批评的对象，包括吸收了某些佛教思想的宋明理学。

[9]其一“游到杭州府：不殚驱驰万里程，云游浙省到杭城。卸经万卷为何事？只为传扬天主名。”其二“寓杭州天竺诗答诸公二首I第一）：僧从西竺来天竺，不惮驱驰三载劳。时把圣贤书读罢，又将圣教度儿曹。”。其三“寓杭州天竺诗答诸公二首（第二）：一叶扁舟泛海涯，三年水路到中华。心如秋水常涵月，身岂菩提那有花。贵省肯容吾着步，贫僧到处便为家。诸君若问西天事，非是如来佛释迦。”转引自张西平著《欧洲早期汉学史》第二章，第58-59页，中华书局2009年1月。

[10] [法]]高龙盘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一册，第99页、132页。

[11] 详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四、五、八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2] 李熊熊：《天主教杭州开教前史》，《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4期。

[13] [法]]高龙盘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一册，第131页。夏瑰琦：《明末天主教杭州开教与活动考述》，《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

[14] 今位于杭州西溪路与古墩路交界处的桃源岭大方井，墓前矗立的中式石牌坊上刻有“天主圣教修士之墓”，系1985年重修，1989年12月公布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5] 夏瑰琦：《圣朝破邪集》（校注本）卷一，第58—67页，香港建道神学院宣道出版社，1996年。

[16] [法]]高龙盘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一册，第134页、141页。

[17]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115页，中华书局1988年。

[18] [ [法]李明著，郭强等译《中国近事报道 (1687-1692)》，第335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

[19] 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188-189，中华书局2006年。黄伯禄：《正教奉褒》第二册记为“今万岁赐银二百两，与潘国良造完”，光绪甲午上海慈母堂生重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