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渠长根

        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杨  菁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夏卫东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  张  凯

主持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梁敬明

梁：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杭州文史研究会组织今天的学术沙龙，主题是：“五四运动”与杭州。

杭州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城市。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青年学生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5月6日晚，杭州之江大学起而响应，联络在杭各校一致行动。12日上午，杭州10多所学校的3000多学生聚集在湖滨浙江省立公众运动场开会，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会上宣读了向省议会的请愿书，并通电北京政府，要求严惩卖国贼。会后举行了游行。之后，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继而，“一师风潮”，声势浩大，影响深刻。

我们首先讨论的问题是杭州何以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城市？

杨：在五四运动的相关研究文献中提到，“我国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最活跃，共产主义思想传播最早的地方，除北京以外，就算长沙和杭州了。”（张亦民：《五四时期的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活动最活跃的省份有江苏（特别是苏州、无锡、常州等）、浙江（特别是杭州、嘉兴、绍兴、宁波和湖州）、山东（特别是济南和兖州）、湖南（特别是长沙和衡阳）、山西……”（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我认为杭州所以会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城市，大致有三点原因。一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杭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发达，学生的行动是和思想发展息息相关的。五四运动是由知识分子所主导的，新知识分子阶层是五四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分。它是19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中成长起来的，也是伴随着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五四运动体现了“五四”青年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和对政治组织、社会制度、伦理思想和文化文学的改革热忱。

浙江一向有“学人之省”之称，在发展新型学校方面，当时的浙江杭州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浙江近代教育起步于甲午战后，伴随着清末新政的展开，浙江各地兴办的新式学堂日趋增多，为培养新青年、传播新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蒋梦麟在《西潮·新潮》一书中回忆了早年在浙江高等学堂的学习生活，“进了浙江高等学堂，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以看得比较真切了。我开始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在浙江高等学堂里接触的知识非常广泛。从课本理论，从课外阅读，以及师友的谈话中，我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知识日渐增长”。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学生同时广泛阅读国内外的报刊杂志，接受新思想。蒋梦麟回忆当年的情况说：“梁启超在东京出版的《新民丛报》是份综合性的刊物……革命党人出版了许多刊物，鼓吹孙中山先生的激烈思想”，“浙籍学生在东京也出版了一个定名为《浙江潮》的月刊……这些被禁的杂志仍旧不断地从日本流入上海租界。因此上海就成为革命思想的交易所，同情革命的人以及营求厚利者再从上海把革命书刊走私到其它城市”，“浙江高等学堂本身就到处有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杂志和书籍……”。

于是，“在知识活动的蓬勃气氛下，一种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学生中发展开来”，学潮此起彼伏。蒋梦麟回忆：“年轻的一代正在转变，从驯服转变为反抗……受到国父革命理论熏陶和鼓励的学生们热血沸腾，随时随地准备发作，首当其冲的就是学校当局”，“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接着起了风潮……类似的事件相继在其他学校发生”，“从学生初闹学潮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诞生为止，其间不过短短八年而已”，“这种反抗运动可说是新兴的知识分子对一向控制中国的旧士大夫阶级的反抗，不但是知识上的反抗，而且是社会和政治的反抗。自从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以及其他科学观念输入中国后，年轻一代的思想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1909年发生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运动“木瓜之役”不仅在浙江近现代学生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给历届师生们留下深刻影响。

二是众多文化、教育名人荟萃杭州，推动了杭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扩大了杭州的影响力。仅浙江第一师范就大师云集，名人辈出，著名人士沈钧儒、教育家经亨颐等先后担任过校长，李叔同、夏丏尊、马叙伦、鲁迅等在这里任过教，潘天寿、丰子恺、钱学森等一大批名人都曾在此就读。

辛亥革命后任一师校长兼省教育会长的经亨颐，在五四运动时期鼓励支持爱国民主斗争，倡导新文化运动，大胆改革教育，延揽具有革新思想又有真才实学的人充实教师队伍。经亨颐是一位颇有骨鲠风格的硬汉，对反动当局要他开除学生、解聘教师等要求，一概不予理睬。

三是杭州毗邻上海。从清末戊戌维新开始，各派趋新势力一直都把上海作为开展社会活动的主要基地，他们办报刊、开学堂、设书局、立学会、集会、演说、宣讲、演剧，在官方政治权力架构之外，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机构，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近现代浙江作为革命风潮的酝酿中心之一，在政治与革命的角逐中，也把崛起的商业中心城市——上海作为革命总部的设置地。治外法权曾使上海成为革命思想和革命书籍的避难所和交换处。杭州作为毗邻上海的城市之一，难免不受到这种革命思潮的影响。

渠：我认为杭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城市，一是晚清新政与新式教育的启发。先锋一直存在，并在思想观念上、行为方式上、制度设计上，甚至于新的风俗习惯上，影响了杭州。

二是辛亥革命的引导与余韵。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和启蒙，杨老师提到的几个流派和代表人物，他们的影响至今犹在，他们的思想启发了当时的杭州人，示范效应不可估量。而且当时这些人多半还活跃在中国的各种舞台上，令年轻人耳濡目染。

三是一批知识分子的成长，以及信息传递的加速加快，比如，蔡元培、鲁迅他们都没有脱离浙江、脱离杭州，即使他们离开了浙江、离开了杭州，但因为通讯工具的发展，他们作为当时新时代的特征，对杭州依然有影响。当时的知识分子处于转型期，既有传统知识分子，保持着从晚清带来的东西，也有辛亥革命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更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非常激进的那批人，各种不同的视角交织汇集在一处，对人们的启发触动非常大，他们在青年学生运动中的影响，他们作为老师在课堂上对青年学生的影响，为更年轻的人们打开一个广阔的世界。当时的杭州青年、知识界已经不在像以前那么安稳了，这个可能跟知识分子的成长和群体的崛起有直接关系。

谈到媒体的作用，媒体人也是要关注的对象，比如《申报》的总经理史量才，他在杭州活动时就与杭州的学者、学生群体往来密切，再加上《申报》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因为这些信息相互刺激，相互推搡，相互鼓动。所以这些新型媒体的出现，以史量才为代表的那批媒体人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此外，还要看到一些特别人物的作用。比如，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后没几天，解职回到浙江绍兴，九月份才又回到北京。试想他回到浙江来做什么，首先他要把北京的信息传递到这里来。即使他回到浙江赋闲在家，他跟社会的联系也不会完全中断。就像大家说的那样，五四运动不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的事情，是很长一段时间的事情。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兴杂志的出现，以及宣中华、俞秀松、施存统等具有先锋精神、在社会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人，这些都在非常激变的年代，鼓荡在一起，汇聚成一股浪，让杭州在五四运动中有更多作为。

或者，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角度讲，浙江人民对引发五四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二章宗祥、陆宗舆开除乡籍的举措，很快通过信息网传播到杭州，激发起了杭州的青年知识分子更大的爱国热情，点燃了市民、商人等的爱国情绪，导致五四运动更宏大地开展起来。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当时把章宗祥、陆宗舆打成卖国贼，移除乡籍事情一发生，信息通过媒体很快地传播到杭州，在加上学生之间的信息传递，会不会对杭州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城市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张：浙江文化，源远流长。宋代以降，浙江成为举足轻重的文化与学术重镇，并逐步形成兼容并蓄、经世致用和开拓创新等文化品格，浙江的学术与文化传统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有效的文化土壤。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在20世纪50年代的近代史分期与线索讨论中，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及其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阶级分析方法与群众史观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得以全面贯彻。革命史叙事将革命视作历史前进的动力，以革命事件为中心建构革命系谱，考察革命事件的起源、发生、发展、成败被视为有着明确因果链条的历史过程，并由此阐发革命事件的时代与现实意义。政治指向与现实关怀本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革命史研究的群众史观是近代学术眼光向下的产物，而浓厚意识形态与道德判断色彩反而使得对历史主体的行为与精神意识的叙述单线条与脸谱化，甚至有着宿命论倾向。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与文化热无形成为“告别革命”浪潮的有机组成，去意识形态化、突破单向度思维成为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趋势，以多元视角阐释革命，革命群体与事件的文化张力得以充分凸显。新式学生群体、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作为近代浙江革命思潮演化和实践的关键，凝聚了各种思想冲突、国民觉醒与人的解放、知识转型与形象建构等多重文化解释。

清末浙江学堂学生与留日学生是清末社会学生群体的缩影与典型，对清末的学潮、光复会、辛亥革命，到民国政局等重大历史事件均有重大影响。浙江又是留日运动的发源地，浙江留日学生把民族和民主革命思想由日本引向国内，推至城乡，将整个江浙地区推进到新的“觉悟时代”，并成为辛亥革命的生力军。浙江留日学生创办《浙江潮》，锐意进取,以有限的文本创造较大的影响，倡导思想文化意识启蒙，被誉为浙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有力“推手”之一 。学术界分析清末浙江学生群体的产生、集聚、学潮、进入社会等线索，可以勾勒出清末浙江学生群体与近代中国政局演变、社会发展之间的历史互动。学生群体与政府因交流渠道不畅而导致同途异路，进而导致学生成为清廷的掘墓人。

浙江作为全国新文化运动非常活跃的省份，一师风潮是五四运动时期浙江新文化传播承前启后的重大事件。其一、学术界在关注风潮前的思想准备、风潮的梗概、风潮中的主要人物及其去向的基础上，施存统的“非孝”观念成为浙江近代新旧文化转变的代表。以施存统从金华至杭州再到上海的系列政治活动为线索，分析区域文化冲突、知识分子的文化调适与政治实践之间的互动，展示文化、革命与现代化的复杂关系。其二、学者以先锋与本体之间的冲突分析“木瓜之役”与“浙一师风潮”，新型媒介的出现与成长，新话语的形成，城市公共空间功能的嬗变与转型，推动了新知识界主体人格的培养与转变以及新式社团与舆论的制造、传播，促成学生运动逐步升级。其三、学术界发掘一师文人从事的文学与政治活动间诸种复杂深刻的交会、辩难、互动关系，考察一师文人结社与建党思源关联性。

夏：五四运动在杭州的发生，不仅有当时的时代背景，而且与杭州自身的发展有关。晚清以来，中国传统的乡绅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开始出现很大的差距，包括知识份子在内的社会精英也向城市集聚。清末实行“新政”以后，杭州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当时成立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第一年招生就达到600多人，是当时浙江唯一特建的办学规模最大的新式高等学堂。1912年更名为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再次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该校一直秉承了“教育救国”“师范救国”的爱国理念。除浙江一师以外，当时还有许多新式学校。可以说，在当时的杭州集聚了许多新式的知识份子。他们接受了许多新思想，对于国家、民族充满责任感。当然，杭州地处东南沿海的繁华之地，经济发达，社会较为开明，信息传播量大。这也为五四运动在杭州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因此，当北京等地的五四运动发生以后，杭州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五四运动的主要发生地之一。

梁：第二个问题是“五四运动”之于杭州的影响。这方面，虽然一些研究者已有所讨论，如叶文心的《保守与激进——试论五四运动在杭州》（载汪熙、魏斐德主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另外如冯筱才的《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等，但仍有很大的研究和探讨空间。

杨：五四运动对杭州的意义，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发端于北京的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杭州后，杭州的学生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去，并效仿北京学生联合会，将中等以上学校的学会联合成为杭州学生联合会，与工会、商会一道成为对抗北洋军阀的重要力量，并成为孕育日后国共两党精英的母体。之后，经五四运动锻炼的一批骨干，下工厂、去农村进行革命活动，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推动了杭州地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发展。

其二，随着五四运动的胜利，杭州的学生们掀起了以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以浙江第一师范为例，学生们开展的活动有：创办全国报刊代售处和书报贩卖部；发起并参与创办报刊杂志，在浙江创办的报刊中，在社会上产生深刻影响的是1919年11月11日创办的《浙江新潮》，由施存统、俞秀松等编辑；建立各种学术性社团组织。通过上述活动，从多方面提高了同学们的学术水平，培养了组织活动的能力，并使马克思主义在浙江得到广泛的传播。

夏：就五四运动对杭州的影响而言，主要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五四运动就全国的意义而言，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这一情况，在杭州也得到同样的显现。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通过这场运动，极大的教育了杭州的知识群体和社会民众，涌现出一些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施存统、俞秀松、夏衍等人创办了《浙江新潮》周刊，成为浙江最早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此后，施存统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参与了东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组建工作，是青年团中央第一任书记。俞秀松则是杭州“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发起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创始人。胡公冕参加了国民革命，后成为红十三军军长。此外，还有陈望道、宣中华等人。可以说，杭州在五四运动之后，共产主义思想传播迅速，为杭州这座城市的红色革命印记奠定了基础。

其二，杭州五四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杭州妇女参政意识的觉醒。5月6日，北京“五四”反帝爱国斗争的消息传到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成章女校等女校学生参加了“五九”国耻纪念会和大游行，学生们手执书写“还我青岛”“同胞速醒”和“杀卖国贼”等字样的小旗，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同时，派代表至省议会请愿，要求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顾全民意”，对官吏提出弹劾案，以及组织“外交后援会”等。在此后的“一师风潮”“非基督教运动”、声援“五卅惨案”运动，甚至在国民革命时期，都可以看到杭州妇女积极参政的身影。可以说，五四运动对于杭州近代妇女解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天纪念五四运动的意义在于弘扬五四运动时期广大知识份子和各界爱国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前我们主要讲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其实在这场100年前的运动中，青年学生当然是主体，但是也不应忽略其他的群体，如工人、商人，甚至一些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北洋政府官员，他们在这场运动中也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国家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之下，要树立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对红色的革命文化要加以积极传承，以新的姿态融入到社会发展潮流之中。

梁：叶文心认为，“杭州之于北京，并不是省会之对中枢、边陲之于核心，杭州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并不为北京五四运动所涵盖。五四运动在杭州，比较之于北京，本身便代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求变的讯息。这个讯息来自中国内地乡镇社会，而不来自通都大邑对外开放的口岸。正因为它源生于对日常现实的不满，而不只是对抽象理想的幢憬，所以表现出来的反传统性尤具激情。”大家可以结合“木瓜之役”，以及清末民初浙江教育界和知识界的人与事，探讨一下其时的“反传统”问题。

张：清末新政时期，新式教育团体以开启民智与提倡合群为宗旨，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浙江官方和民间对于兴办学堂、发展新式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感达成某种共识，掀起开办新式学堂的热潮。清末新政时期，浙江教育总会成立，以开启民智与提倡合群为宗旨。然而，该会成立伊始，即受制于“区域主义”，纷乱不止，因地缘、学缘激化而成“木瓜之役”成为浙江新旧文化分化的分水岭。民初，浙江教育会改组，会长人选的更替预示浙江教育会在“国粹”与“新知”之间的选择，浙江省教育会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从北京开始扩展至全国。蔡元培于当年5月离京来杭，以避开政治漩涡中心，此时浙江学生界也已经开始呼应全国学生运动。5月6日，之江大学学生倡议各校统一行动。9日，杭州各校代表决定成立杭州学生联合救国会。5月12日，杭州十四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大游行，前往省督军府、省长公署、省议会游行示威，反对签署卖国条约。杭州学生运动很快辐射全省，一时间整个浙江教育界为之震动。5月22日北大学生代表到杭州，在浙江省教育会大礼堂演讲，更加激发杭州学子高涨的情绪。这一运动中涌现的学生领袖在日后一师风潮中继续发挥作用。

1920年春, “一师风潮”爆发，有学者称之为五四运动后第一场学生运动，这场运动渊源有自，牵涉浙江政学各界的思想立场与政治利益的纠葛。

经亨颐主持省立第一师范和浙江省教育会多年，成果斐然，又引领浙江新文化潮流，更招致省内保守势力的敌视。在经亨颐的带领下，教育会逐渐发展壮大，但其准入标准不严致使会内派系横生，矛盾频发。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经亨颐思想逐步趋新，力主推行教育改革，并邀沈仲九改组《教育周报》为《教育潮》，宣传新教育、新文化。经亨颐从一师离职时一师风潮的重要导火索，导致经亨颐离职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学生运动中一师学生参与殴打省议会议员，二是《浙江新潮》宣传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保守势力借口《浙江新潮》杂志传播新思潮，强烈要求撤除经亨颐第一师范校长的职位，从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一师风潮”。关于这场运动的过程学界已有详细的讨论，不过，一师风潮的后果却是两败俱伤：教育厅长夏敬观不断遭到各方反对，最终去职；浙江第一师范由于失去了经亨颐的引导，学生自治运动缺乏良好的规范；浙江省教育会内在经亨颐辞职后，内部权力斗争加剧，退回到极端保守的立场上。此后，筹建杭州大学的提案再次未能施行，浙江高等教育衰落，未能促进浙江学生运动与学术研究更进一步。在20世纪20年代，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中，杭州渐趋成为全国青年运动与学术潮流的边缘地带。

梁：我们今天讨论“五四运动”，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定义“五四运动”，这也是学术讨论的起点。显然，我们讨论的并不仅仅是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更多关注的是作为历史进程的“五四运动”。也即，“五四运动”既是政治和社会运动，也是思想和文化运动。

张：理解五四运动，探讨五四运动与杭州的关系，其一应有全球史的视野，揭示中国在被动进入世界体系之后，从传统王朝向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思想观念的变迁，由此引发的社会动员方式以及思想文化传播的新趋势；其二，一师风潮过后，虽然杭州本地的学生运动、社会思潮一度陷入低谷，但参与风潮的青年群体与师生之后有着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择，他们由杭州走向全国，直接参与了1920年代各大党派与学术思想论战，揭示其中的复杂性，可以考察后五四时代青年运动的深远影响与多元走向。

研究五四运动的意义，更在于在中国历史变迁的整体脉络中，把握中国原理的近代转承。现有学术研究体制常在分科与专门研究之后，再走向跨学科与通史书写，其结果往往是强化分科，割裂历史的整体性。如若以中国历史发展主题为思考的起点，回归人本，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运用多元视角理解近代中国丰富的历史经验，以知常明变的方式动态地寻求中国原理，在历史、当下与未来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具体到五四运动的研究而言，应以整体眼光贯通学理、结构、事件。历史事件是个体与群体行为的起点，“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从波澜壮阔处把握住历史的大转折，不断以多元的视角与时代感去解读与阐释五四运动等革命事件及其内在机理，应当能深入理解近代思想文化观念的表达与实践。社会结构与民众心态、制度架构与文化认同交织而成的生活空间、社会网络无疑是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与情境。思想观念与学术潮流意味着文化传承与价值担当，往往能积极应对与反思时代与社会变迁，并为之提供价值立场与方向指引。从事件、结构、学理的整体视角考察近代浙江五四运动的内在脉络，同时有效拓展史料与理论范式，汇通古今中西，将为探索中国原理提供有效知识与思想资源。

梁：今天的沙龙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实际讨论的内容也超过了之前所设定的两大问题，并且有许多学理上的思考。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深化“五四运动与杭州”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