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骊（浙江树人大学教授）：浙东是唐朝江南道浙东观察使管辖区域的简称，因为观察使驻节越州，又以“越州”代指浙东。“浙东唐诗之路”主要指从浙江渡江抵越州萧山西陵渡口进入浙东运河，再到达越州——就是今天的绍兴，然后沿越中名水剡溪上溯，经剡中到达佛教天台宗发源地天台山。

    浙东唐诗之路是如何形成的？第一，浙东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浓厚的历史人文沉淀，给浙东山水注入了灵性与内蕴，助力了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

浙东诸地，北靠杭州湾，南与东分别与会稽山、四明山相连。境内河湖交错、江流纵横，气候温润，风景秀丽，交通便利。西晋末年，北方士人避难江左，浙东山水为中原士人所重。这里美丽的山水引起他们极大的好感，他们为之感叹，为之歌咏，也就带来了北方文化和浙东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流。对浙东山水的欣赏赞叹，贯穿于绍兴至天台一路。孙绰在他的《天台山赋》里提道：“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而谢灵运做永嘉太守时，更有一批诗作，如《游赤石进帆海》《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发归濑三瀑布望两溪》《永嘉郡东望溟海》《初去永嘉郡》等，这些文献都歌颂了浙东山水之美。

    第二，繁荣发达的经济条件的支持。东晋以来，江南庄园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些庄园往往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世家大族在庄园里面饮酒作诗，欣赏自然美景，还不时召集同好，于山水之间，吟咏性情，以成雅集。唐代的浙东地区社会安定，较少受到兵燹摧残，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再度南迁，经济繁荣发展，让越州成为浙东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影响远大于杭州。据《樊川文集》卷一八记载，晚唐之时，浙东地域“西界淛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可见彼时浙东地区已然成为唐朝政府收税来源的重镇。正是这种经济的繁荣，为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提供了充实的物质保障。

    第三，文学的滋养是浙东唐诗之路形成的关键之一。浙东唐诗之路上最耀眼的存在，就是山水诗的书写。晋室南渡后，江左士人眼中的山水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存在的。琅琊王氏于会稽的兰亭雅集，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琅琊王氏兰亭之会，可以与曹丕的南皮之游、石崇的金谷雅集相媲美。至于南朝，以谢灵运、谢惠连为代表的浙东山水诗书写，上承江左，下启齐梁，具有关键的转捩作用，为唐代山水诗导夫先路。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山水诗书写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游览山水的诗篇书写。这一部分诗歌为“浙东唐诗之路”上书写之最。如骆宾王的《早发诸暨》，萧颖士的《越江秋曙》，李频的《越中行》。第二类是诗人写登临怀古。像李白的《越中览古》、孙逖的《登越州城》等。第三类是题居写意的诗歌。这一类山水诗多是关于寺庙与名胜。如刘长卿的《送台州李使君兼寄题国清寺》、马戴的《题镜湖野老所居》、赵嘏的《越中寺居》等。这些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山水诗，以深情之意，写清丽之章，兴玲珑之象，与其他山水诗一起，共同促成了山水诗在唐代的成熟。

    第四，是思想的融汇。自东汉末年以来，道教思潮十分兴盛，并得以迅猛发展。永嘉南渡，东晋立国，天师道蔚然成风。南朝时期，佛教思想渐为昌炽，尤其是梁武帝对佛教大力扶持，各地的寺庙营造如火如荼，正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三教融合，共同发展，天台山就是最好的例证。天台山不但是道教全真派的祖庭，还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浙东山水之间有很多寺观与人文胜迹，诗人们游览其中，在饱览山川之秀时“以玄对山水”，为山水注入思辨与哲理的内蕴，从纵向上强化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思想深度。历史的沉淀，文学的滋养，为浙东山水注入灵性、魅力与精神内核，同时促成了山水诗的成熟。而思想的融汇，则提升了“浙东唐诗之路”的精神气象，彰显了国力的强盛与海纳百川的胸怀气魄，对后世影响深远。

卢盛江（南开大学教授）：自1988年竺岳兵先生首次提出“剡溪是一条唐诗之路”，1993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来信肯定并正式定名为“浙东唐诗之路”。“浙东唐诗之路”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知和认可。

    “浙东唐诗之路”，是富有特色的山水文化与士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一条路，这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路，也是一条思想文化之路。浙东的山水特色是秀丽宜人、宜游宜居；而社会环境则是人气丰盈，而这让人心情闲逸的人气就是士文化。所以，“浙东唐诗之路”融合了山水文化与士文化。

士文化在浙东的兴起，是在东晋。永嘉之乱，北方士族大量仓皇南奔，南北文化大交融。随着江左政权的稳固，南北士人的心理距离也随之缩短，逐渐走向融合。士人的心境因此平和宁静下来，罗宗强先生极为准确地把它概括为偏安心态。偏安心态使玄风得以继续下去，而玄风的继续又促使偏安心态进一步发展。作为士文化典型表征的东晋清谈，主要是在浙东展开的。东晋名士如王、谢两大家族的人物王羲之、王凝之，谢安、谢玄、谢琰，还有许询、郗超、孙绰，名僧如支遁、白道猷，这些是清谈的核心人物。他们追求潇洒闲逸，追求脱俗的风神雅趣。谢安写诗给王胡之：“朝乐朗日，啸歌丘林。夕玩望舒，入室鸣琴。五弦清激，南风披襟。醇醪淬虑，微言洗心。幽畅者谁，在我赏音。”诗中所写啸歌、赏月、弹琴、饮酒、清谈，正是他们闲逸风雅的士人生活之重要内容。

    表现士人雅趣的，还有对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的爱好。戴逵善书善画，好与人谈论琴艺。谢尚善音乐，而且能舞。谢安性好音乐。王羲之家是书法世家，王导、王献之、王凝之等人都是著名的书法家。一代名相谢安也善书法。东晋在中国书法史上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绘画也成为士人雅趣，谢安对当时的绘画名家顾恺之的画特别推崇，说“有苍生以来未曾有也”。收藏鉴赏书画也成风，桓玄自己不会书画，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他随身携带，置于左右，一有空就欣赏一番。琴棋书画，是表现中国士人文化素养的生活方式，在东晋士人生活中都有了。

    当然还有怡情山水，从上古到后来历代的园林，都说明人们喜欢生活在自然山水环境之中。自然景色进入文学，也比较早，《诗经》、楚辞、汉赋等都有景色描写。但是把追求清逸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游赏山水看作一体，进而用大量诗歌表现山水之美，形成山水文化，则是在东晋。如王羲之在兰亭山水中想到的“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庾友所谓的“驰心域表，寥寥远迈。理感则一，冥然玄会”。这表明，他们已经从山水中体认万化齐一、万物自然的玄理。

    道教与佛教在发展过程中与士文化密切融合起来，也是发生在浙东地区。东晋之前的葛洪，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后来的陶弘景，都在浙东开辟道场，寻仙炼丹，宣扬道教。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第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宗派天台宗是在浙东产生的，国清寺成为天台宗的根本道场。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浙东？因为东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要依靠南方士族中的顾荣、纪瞻、贺循、陆玩、虞谭、孔愉这些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本来就在浙东。因而，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的融合，主要在浙东。浙东既不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偏僻之地，又不会太过纷扰。士人既可以安宁地隐处浙东，也可以随时与政治联系。

    当然，更重要的是浙东的山水秀丽宜人。北方士人过江南渡，看惯了北方山水的苍茫广漠，发现江南山水的秀丽明净，正好安顿他们追求宁静的心灵。著名的兰亭聚会，就是这样的山水之游，据王羲之《兰亭集序》，赋诗者26人，不能赋诗者15人，这是前所未有的群体创作，是山水文化和士文化密切联系的典型表现。

    东晋浙东名士所代表的士文化与山水文化的融合，奠定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思想文化基础，形成了浙东唐诗之路的基本特点。唐代诗人的活动范围，由主要在会稽越州剡中和台州，扩展到整个浙东，因此才有了一条与思想文化之路融为一体的诗歌游历之路。经考证，共有451位唐代诗人游弋于浙东，占《全唐诗》收载的2200余名诗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留下了1500多首唐诗。

    唐代其他地域当然也有很多很好的诗歌，如商於之路、西域之路、关中到蜀中，梁宋、齐鲁、湘楚，这些地方，仅从诗人路经而作诗来说，也可以称之为“唐诗之路”。但是，像古代浙东地区这种与士文化融为一体的山水文化，以诗为载体而创作丰富的诗歌之路，在久远的历史发展中，积淀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这些方面，确实能看到“浙东唐诗之路”独有的特点。

唐燮军（宁波大学教授）：我主要是讲一下“浙东唐诗之路”与唐代浙东茶文化之间的渊源。

    浙东虽然不是茶叶原产地，但据王浮的《神异记》可知，最晚到晋惠帝永嘉年间，就有人忙于采摘、加工甚至销售野生茶了。而《北堂书钞》卷144“茶篇八”专门有一些关于茶的记录，比如有些条目是“调神和内，倦解慵除”“益思少卧，轻身明目”等。饮茶被公认为具有醒酒、提神、缓解疲劳等功效，也开始成为骚人墨客的创作对象，用来抒情、怡兴、会友、联谊。杜育也为此写了《荈赋》，这篇赋又向下开启了唐诗和茗茶的“联姻”。例如司空图《暮春对柳二首》：“萦愁惹恨奈杨花，闭户垂帘亦满家。恼得闲人作酒病，刚须又扑越溪茶。”“洞中犹说看桃花，轻絮狂飞自俗家。正是阶前开远信，小娥旋拂碾新茶。”

    这些被认定为“浙东唐诗之路”的诗篇，大抵可分为四类。一是无意间记载了某地茶树分布之广，例如方干《初归镜中寄陈端公》诗中的“云岛采茶常失路”；第二类以顾况《焙茶坞》为代表，主要描述了茶农手工制作茶叶的部分流程；第三类关于饮茶解忧，譬如孟浩然在所作《清明即事》诗中，就自称“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第四类是品茶和评茶，如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由于诸多文人墨客对品茶评茶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浙东地区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茶文化。茗茶不但成为浙东地区的时尚饮料，而且在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与酒大体相当的地位，正如顾况在《茶赋》中所说，“上达于天子”，“下被于幽人”。

唐代浙东茶文化在三个方面表现出其地域特色：第一，浙东婺州“东白”之类的茶叶，是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栽培茶，被李肇《唐国史补》列为“茶之名品”；第二，该地很早就已使用越窑所产的秘色茶盏饮茶；第三，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日本僧人最澄留学天台国清寺，返归时顺便带去茶籽，最终成功引种至东瀛。

    “浙东唐诗之路”作为一种足以媲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现象，日益受到学界内外比较一致的认同。邹志方《浙东唐诗之路》、杨杭《“浙东唐诗之路”诗歌与唐代浙东经济》、胡正武《浙东唐诗之路论集》等诸多研究成果，也逐渐明确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时空边界，亦即上自东晋，下迄晚唐，西起萧山西陵，东至天台石梁。

龚缨晏（宁波大学浙东历史文化研究院教授、院长）：感谢前面三位老师的精彩发言，使我们对古代唐诗之路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下面我来讲讲“浙东唐诗之路”的现实价值。

第一，首先是“雅”，这个“雅”的意义就体现在它可以推动学术研究的开展。比如，从时间上来说，浙东唐诗之路到底从什么时候起源的？什么时候定型的？它可以分成几个时期？从空间上来讲，“浙东唐诗之路”与“钱塘江唐诗之路”有什么关系？“浙东唐诗之路”到底有几条主线和支线？我们知道，在唐诗中，可以看到不同特色的地域文化，例如“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西部边塞。这样，从文学史来看，与“浙东唐诗之路”有关的诗作，在整个唐代诗歌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特色？“浙东唐诗之路”的诗作，在整个浙江文化史上有何地位？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学术上做进一步的探讨。还有，李白、杜甫等众多诗人不畏艰辛来到浙东，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是来礼佛的？还是求仙的？还是怀古的？还是慕道的？他们的精神支撑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开展对“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有助于拓展对相关学术问题的探讨。

    第二，有助于优秀文化的传承。唐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浙东唐诗之路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前，浙江许多人觉得唐诗跟我们浙江没什么关系，或者关系不大。但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唐诗就跟浙江地理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所以各个地方也开展了唐诗吟诵、诗词大会等一系列活动。唐诗的吟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仪式感。文化的表现和文化的传承是需要有仪式感的，没有仪式感的文化传承影响力不大，或者是生命力不能持久，或者参与度不会太广。所以它有助于我们传承比较优秀的文化。为此，可以设计一系列活动，比如吟诵大会、书法作品展览等。

    第三，有助于浙江居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在浙江土地上的居民，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本土居民，另一部分是外来人口。而且，现在来到浙江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各行各业都有。“浙东唐诗之路”有助于外来人口更好地了解浙江的历史文化，从而激发起对浙江的认同和热爱；有助于本地居民更深地认识浙江的历史文化，从而激发起更多的家乡情怀和自豪感。这种认同、热爱、家乡情怀、自豪感，无疑有助于提高所有居民的素质，无疑有助于浙江的社会稳定、社会文明、社会进步。

    第四，有助于现在旅游业的发展。李白、杜甫等诗人笔下的“浙东唐诗之路”，景观多样，秀丽宜人，全程沿线有运河湖泊，有高山流水，有陡壁悬崖，还有茂林修竹、名胜古迹。在这条旅游线路上，既可欣赏到自然景观，又可欣赏到人文景观。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这样的旅游线路更显珍贵。因此，完全可以根据“浙东唐诗之路”这个主题，开发出更多的旅游项目，包括家庭亲情旅游、深度体验旅游、商务休闲旅游、青年研学旅游，等等。特别是，应当充分发掘“浙东唐诗之路”的文化内涵，增加一些科学知识。例如，根据唐代诗人关于“剡藤”、“桂子”、茶叶、莼菜、鲈鱼等动植物的诗作，在旅游项目中增加一些关于当地动植物的生物学知识。可以根据诗人们关于赤城山等名胜的诗句，介绍一些地质学知识。可以根据诗人们关于天台山、四明山、镜湖、剡溪等方面的诗作，增加一些地理学方面的知识。可以根据诗人们关于浙东运河、会稽古城、高人名士的诗作，增加一些浙江历史文化知识。通过在“浙东唐诗之路”中融入现代科学知识，丰富旅游的内涵，推动现代旅游的发展。

    第五，有助于扩大浙江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从唐朝以后，浙江慢慢成为中国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域，并且与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建立起密切的海上联系。随着优美的唐诗大量被传入日本、朝鲜半岛等地，这些国家的读者自然也就读到了关于“浙东唐诗之路”的诗篇。特别是有些日本古代诗人，虽然根本没有到过中国，但通过阅读唐代中国诗人关于“浙东唐诗之路”的诗篇，也写下了一些访剡溪、游会稽、登天台的诗歌，在想象中游历了“浙东唐诗之路”。这样，唐诗就成了连接浙江与日本的一条历史文化纽带。因此，深入研究“浙东唐诗之路”，对扩大浙江在海外的影响，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龚缨晏：我在这里想要请教的几个问题是，唐诗之路对浙东地区越来越重要，那么唐朝以后的诗人，经过浙东地区，也写过不少关于这里的诗篇，那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体系将后人的诗也纳入浙东唐诗之路中来呢？在时间上，我们是严格限定浙东唐诗之路就是发生在唐代吗？如果我们就诗这一文学形式来讲，唐诗之路上唐以后的诗用什么概念来表达呢？

    卢盛江：唐诗之路既是空间之路，也是历史之路。从历史之路来看，我们一般认为唐诗之路从东晋开始，之后都属于衍生。那么衍生就会带来发展和变化，唐诗之路是以诗为载体，各种文学形式的融合。所以唐诗之路是地理之路，空间之路，也是时间之路，历史之路。浙东唐诗之路已经成为一个品牌，内涵可以外延，往前溯源，往后衍生，但主题还是唐诗之路。

    龚缨晏：就是说时间上有弹性，可往前回顾，也可往后发展。

    林家骊：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唐诗的兴盛主要是在唐代。宋代之后其实是有变化的。我非常赞成卢先生的说法。从东晋开始，我们的唐诗之路逐渐形成。唐代的诗歌无可比拟，往后的发展变化可以当作唐诗之路的延续。

    唐燮军：我想请教一下卢老师，您说浙东唐诗之路从东晋开始，一直延续到中唐以后。在如此漫长的历史岁月之中，内容如此丰富，外延又如此宽广，是不是可以对浙东唐诗之路进行分段研究或者分流派呢？

    卢盛江：分流派目前还未考虑，分段是必须的。但是分段这个工作目前我还没了解到有学者在做，我正希望大家可以进行分段研究。比如说，谢灵运之后到初唐时期的沈宋，这一段历史值得进一步研究。到了唐代之后，每一段分别是什么状况，都是可以研究的重点。是不是按照我们的初盛中晚这样来分段，还是怎么界定，又有何特点，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方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非常感谢大家做了一次精彩的访谈。

    自从1991年竺岳兵先生正式提出“浙东唐诗之路”，学术界对此很是重视。随后，相关的学术文章、著作也逐渐多了起来，研究切入点也丰富多彩。去年年底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专家委员会特别提到了“浙东唐诗之路”，浙江地区为了“唐诗之路”专门开过几次会议。各位老师关于“浙东唐诗之路”的思考和交流，也让我颇有感悟，我想就五点内容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关于“浙东唐诗之路”，我们需要厘清一些概念，如对浙东唐诗之路地理位置的定义。“浙东唐诗之路”是一条自钱塘江经过绍兴，而后经浙东运河、曹娥江至剡溪再达新昌，直至台州天台以及温州的路线。学者之间对这一定义也许会有不同解读，我们应当解释清楚。

    第二，对“浙东唐诗之路”聚焦的时间段也需进一步界定。“唐诗之路”不仅是一条“创作之路”，更是一条“传播之路”。单作一条“创作之路”，就应该限制在唐代。但我们将其看作“传播之路”，时间概念还能往后延伸，只有这样，文化才能始终有生命力。

    第三，唐诗之路并非仅限于浙东地区，相比较而言，浙东唐诗之路未必是最繁荣的，但我们需要挖掘最具特色的浙东唐诗之路。我的家乡在甘肃，唐代时，甘肃有个地方名为凉州，也就是现在的武威，曾经有许多诗人在此驻足、写诗。卢先生也讲到浙东唐诗之路的历史地位、文化地位等仍有待探讨，从而与其他地方的唐诗之路进行比较。

    第四，“唐诗之路”本质上隶属于历史研究，始终是一项有价值的研究。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也是一门专门史研究，本身也是历史学科的一部分，属于历史研究范围。“唐诗之路”研究针对诗人和诗歌创作，是我们文学史理应关注的问题。通过“唐诗之路”，我们既可以探微唐代浙东的文化史，更可以对唐代诗人的生活和创作细节有进一步的了解。框架虽大，但又可在细节方面把握文学的独特性。在这样的历史范围和历史概念之下，研究才能保证一定的深度性。刚刚唐老师的发言提到唐诗对浙东地区品茶、评茶等行为的影响，讲述了诗人关注品茶本身、品茶过程、品茶工具等等细节性举动。我想，学者通过唐诗挖掘类似细节性的研究，也可为我们“浙东唐诗之路”的思考增添色彩。无论是宏观衡量，还是微观聚焦，“浙东唐诗之路”依然亟须深层次探索。

    第五，“浙东唐诗之路研究”可为现如今的文化建设提供支持。我们的唐诗在各个年龄段都是受欢迎的文学形式，唐代诗歌对中国人的价值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学术研究解决问题，思想交流迸发火花。这就是访谈的意义。今天这一场座谈会，我受教了。

    龚缨晏：感谢方老师的恳切建议，谢谢老师们的分享与对话。还有在场的所有同学，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虽然我们今天的座谈会迎来了尾声，但我相信，大家研究“浙东唐诗之路”的脚步不会停歇！再次感谢到场的每一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