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我发现学者们不太逛书店，至少不像我们中国学者那样逛书店。在中国，逛书店几乎成了一个研究文史哲，特别是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人的一种习惯。如果别人觉得你不逛书店或者不会逛书店，那就好像是说你没学问。能从书店，特别是旧书店、旧书摊上发现好书，那就表明你有学问，找到的书越稀奇，似乎说明你的学问就越大。

但是，我们知道，西方有很好的图书馆，无论是刚刚上市的新书，还是旧书店里的稀奇古怪的旧书，一般来说图书馆里都会有，因此，学者也就不必去逛书店，去图书馆的书架间浏览就行了。而在中国，许多书图书馆里根本没有，只得自己预备，所以若是发现了一本稀见的好书，当然会兴奋不已。慢慢地，中国学者这种具有非常浓厚的人文色彩的逛书店的习惯，就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了。

我们都读过许多著名学者逛琉璃厂、隆福寺的故事，当我们步入学术圈子里以后，也开始追随着他们的脚步去逛各种各样的书店了，久而久之，逛书店竟成了我们这些人平淡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习惯和爱好。到了海外，虽然环境变了，但这种爱好却一时难以改变。所以1984年9月到了莱顿以后，我仍然想逛书店，特别是旧书店。

莱顿是一个大学城，很像我后来到过的剑桥和普林斯顿。这个城市主要是为大学而存在，因此城市的范围很小。穿过市区的河道蜿蜒曲折，使得街道也就不像北京那样端南正北地直来直去，刚去的时候很容易迷路。不过当我买到一辆自行车以后，很快就把这座城市转了个遍。最高兴的是，在城内一条主要的马路上，我找到了想找的旧书店，这可能是莱顿城内唯一的一家旧书店了。

西方的书店主要是卖西文书，我不可能在仅有的这样一家旧书店里找到莱顿大学图书馆里都没有的珍本秘籍。买到的几本书，并没有什么稀奇，只是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是在国内买不到的，所以也算是在西方过了一把逛旧书店的瘾吧。

当时买到的旧书，现在还可以找到或者还可以想起来的，有这么几本值得谈谈。

罗佛（Berthold Laufer）的《说玉：中国考古与宗教的研究》（Jade. A Studyin Chinese Archaeology & Religion）。这本书原于1912年作为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史博物馆专刊》第154种而出版的，我买到的是纽约多沃（Dover）出版公司1974年版。论版本，还不如北大图书馆藏的1946年的那一本，所以算不得是什么稀罕的书。

罗佛这本书是他1908至1910间随同布莱克斯顿夫人（Mrs. T. B. Blackstone）到中国陕西、西藏做民族学调查并收集古物的结果，他极力宣称自己这本书中的材料，主要是得自中国古代文化核心区域——陕西西安周围的考古发掘品，所以他也是希望用考古学的方法，跳出中国传统金石学家有关古玉著作的藩篱，对玉器所反映出的古代中国的宗教、艺术思想以及文化生活做出一番解释。

对比他自己作为对照物的先行研究著作，即1906年出版的布什尔（S. W.Bushell）等人所著《毕沙普（H.R. Bishop）收藏玉器的调查和研究》一书，罗佛在利用考古资料而不是传世藏品来考察玉器方面，确实进了一大步，因此在西方被看作是第一部有关中国古玉的划时代的考古学研究专著。但是，罗佛毕竟受到时代的限制，其著作在考证古玉的形制、名称和用途时，主要还是依靠清末古玉研究的重要著作——1889年成书的吴大澂《古玉图考》。

五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和大量文物的发现，我们今天已经拥有新石器时代精美的良渚玉器，也有了红山文化的玉龙，殷墟妇好墓一次就出土七百多件玉器，远非罗佛时代所能比。所以今天谈玉器的人，除了像夏鼐先生这样熟悉西方汉学和考古学研究成果的人还提到罗佛的书，一般的研究论著已经很少参考他的这本划时代的著作了。

罗佛（Berthold Laufer）

我买这本书的目的，一是想借以了解于阗玉的情况，但买回来后才发现，这不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二是因为我早就读过罗佛的一些文章，翻看过他的《中国伊朗编》、的中译本，对于他对中国物质文明和中外文化交往的研究很感兴趣。

其实，我当时非常想买的是他的《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in Ancient Iran）一书的原本，即使买不到1919年出版的芝加哥《费尔德自然史博物馆专刊》第201种的原版，若能买到以后的翻印本也可以，因为这是经常要引用、核对原文的书，若是一册在手，不就可以节省很多借书的时间嘛，而且可以随时在书上写札记！

不过，这样有用的书就算这里有，可能也早就被人买走了。几年后，我在日本京都的中文出版社书店里买到1978年台湾成文出版社的《中国伊朗编》影印本，才最终让我如愿以偿。

《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1919年原版

无独有偶，我当时也渴望买到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1913-1991）有关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名著《撒马尔干的金桃：唐代舶来品之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1963），但我在莱顿的书店里，并没有等来它的出现，反倒是买到了薛爱华的另一本书——《古代中国》（Ancient China），这其实是薛爱华的一本通俗读物。我买这本书固然是因为这是出自薛爱华手笔的著作，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它吸引人的图文并茂的活泼形式。这本书的初版北大图书馆就有，不过可能许多教授或学习中国古代史的老师和学生不一定看过它，所以我这里略微多说几句。

这本书由八章组成，每一章先是用文字介绍基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和中国文明主要贡献，并对书中每幅精心挑选的图版都配有一段生动的文字加以详细的解说。由于薛爱华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文物的熟悉，加上出版社的精心编辑，使得不懂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明的主要内涵，也让懂得中国文化的学者有赏心悦目之感。

比如第四章图版解说《妇德》一节，把英文的解说文字排在几页《女史箴图》画面的空白处，横写的英文和竖写的中文，共同装饰着整个画面。第五章表现谢赫绘画六法时，选取魏晋时期的人物画来表现“骨法用笔”，用大幅绢本敦煌经变画来说明“随类赋彩”，都非常到家。书中的色彩也十分讲究，比如第二章介绍汉代生活的图版取自汉画像石，主要是用墨色和淡朱色的拓片，底色显得古朴、庄重；而第八章展示唐朝皇家岁月的时候，则是色彩斑斓的彩色陶俑，底色用天蓝或唐朝的粉色花卉图案丝织品，显得富丽堂皇，妩媚多姿。

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我们所用的课本和所读的通俗历史读物主要是以文字为主的，所以看到这种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图书，真是让人爱不释手。在大学普遍推行多媒体教学的今天，这本书更加具有参考价值，所以上面我不厌其烦地多做了一些介绍。

《古代中国》及其内页

对于当时未能买到的薛爱华的《撒马尔干的金桃：唐代舶来品之研究》一书，我始终耿耿于怀。终于在六年后的东京神保町一诚堂，我买到了原书，是1985年加州大学出版社首次刊印的平装本，正对我的胃口，因为我不是藏书家，不那么讲究书品；我更不是为图书馆买书，所以不必非要立得住、看着好的精装本。

薛爱华的这本书后来由友人吴玉贵先生翻译成中文，题为《唐代的外来文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发行，据说销量可观。玉贵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把所有薛氏的引文都核对了一遍，并在译本中做了还原，我想这种经历可能和我帮三联书店核对新版《陈寅恪集》中三本论文集时一样吧，个中甘苦，惟有自己清楚。

不过这个工夫没有白费，2002年4月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开唐史研讨会，柯睿（Paul W. Kroll）教授盛赞这部译著，直夸译著比原书还有用。因为对于西方学者来讲，要查出薛爱华用过的每一条材料诚非易事。

唯一遗憾的是，译本题作者名为“谢弗”，正像《中国伊朗编》的译本题作“劳费尔”一样，不够准确，我们以后还是应当用“薛爱华”和“罗佛”来指称这两位贡献颇多而又喜爱中华文化的汉学家。另外，汉译书名虽较原书标题更为直观，但不如原书书名更有韵味，少了些许舶来品的神秘感。

《撒马尔罕的金桃》的译者吴玉贵及其部分著作

薛爱华及《唐代的外来文明》、《撒马尔罕的金桃》

薛爱华部分著作

薛爱华的《撒马尔干的金桃》一书是题献给罗佛的，表明他们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我当时虽然未能买到《中国伊朗编》和《撒马尔干的金桃》，但已经开始对中西文化交流史有所兴趣了，所以买下了这两位作者另外的两本书，以后我也终于买到了心仪已久的那两本书。每每想到这些，就感觉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牵引着我，使得我近年来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我想书缘至少是这种转变的缘由之一吧。

近年来我也比较喜欢用考古、艺术材料作为与文献同样重要的素材来研究历史问题，但我并不能说这也是受到了当年在莱顿所买到的下面两本书的影响。

一本是罗兰德（Benjamin Rowland）的《中亚艺术》（The Art of Central Asia）。罗兰德是东方艺术史大家，由他来写这样一本小书，可以说是左右逢源，融会贯通。该书内容丰富，从犍陀罗的希腊、罗马雕像写到于阗、龟兹、高昌等地的艺术，而且配有精美的插图和部分线描图，是一本很实用的中亚艺术史的概说书，对于当时的我是本很好的教材，归国后，有些参考图录无法看到，有时它还是我研究于阗历史和佛教的资料来源。

另一本是沃森（William Watson）的《中国艺术风格》（Style in the Arts of China）。作者是伦敦大学中国艺术与考古学教授。在这本小书中，作者希望一反西方传统的按照年代或者按照分类的研究艺术风格的方法，而是把中国各个时代的艺术品，分成神圣的、真实的、装饰的三种类型来加以论述。对我来说，这本书不像上面那本书那样有用，因而并未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

我到现在还能记得的当时买到过的书，还有卡尔·杨（Karl Jahn）刊布的两本波斯文著作，一是《拉施特著印度史》（Rashīdal-Dīn’s History of India），一是《合赞汗吉祥史》（Ta’rīh-i-Mubārak-i-Gāzānī，即拉施特《史集》中蒙古史部分），其实我并不研究印度史，也不懂波斯文，这两本书的目录和导言也没有来得及看，只是因为知道刊布者卡尔·杨教授是《中亚杂志》（Central Asiatic Journal）的创办人和主编，想着他刊布的材料一定对中亚史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所以就先买下来了。

这两本书带回北大后，正好南京大学研究元史和察合台汗国的刘迎胜先生在北大东语系进修波斯语，我给他看过，他觉得有用，就复印了一份。后来北大历史系毕业分配到社科院民族所的张长利先生，颇有志于翻译拉施德丁或其他有关元史的波斯文资料，经常到我这里来聊天，我就把这两本他也觉得有用的书赠送给了他。可惜他壮志未酬，英年早逝，思之不觉黯然神伤。我记得他曾送给我一本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的《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 Leipzig 1925），每次看到这本书，就会想起长利，想到他未竟的事业至今尚无人承继，心中不由感慨万千。

在西方一般的旧书店里，能够找到一本对自己有用的书，是很让人高兴的，像罗兰德的《中亚艺术》，就是十分难得的；有时若找到了一本自己颇感兴趣的书，则无异于过了一把逛书店的瘾，比如薛爱华的《古代中国》；还有的时候，有些书对自己来说，虽然可有可无，但若价钱不贵，就先买下来再说，比如我买到过一本C. H. Hapgood的《古代海盗的地图》（Maps of the Ancient Sea Kings. Evidence of Advanced Civilization inthe Ice Age），里面涉及到东西方的古代地图，觉得很有意思，就买了下来，可惜到现在还一直没有机会阅读。

记得在我买的有用的书里，还有一本荷兰文的杂志，是1944年的Jaar Bericht No.9 van hetvoorasziatisch-egyptisch Gezelschap, Ex Oriente Lux，因为其中有一篇德莱斯顿（Mark J. Dresden）的《于阗语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ad linguamhvatanicam），虽然是荷兰文的，但我当时正在编于阗研究论著目录，所以绝不会放过任何信息的，而且这样早的杂志，竟然被我在40年后遇见，也算是因缘吧，所以当即把它买了下来。

我把这条材料记录在和张广达先生合著的《于阗史丛考》后面的《于阗研究论著目录》中。遗憾的是这本杂志不知哪一次搬研究室时给弄丢了。近年来，我的研究生广中智之君随我做于阗佛教的博士论文，他发扬日本学者穷尽材料的精神，非要找到这篇文章不可，但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我无法向他解释中国年轻学者过去的艰辛，只能向他说声“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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