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4 《皇朝文鉴》南宋麻沙刘将仕宅刻本。北京大学藏

（接上篇）《皇朝文鉴》这部书之所以会“搁浅”，后人看得更透彻一些，那就是当时围绕这部书的编纂，大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还记得周必大建议孝宗去馆阁臣僚中选主编这个桥段吗？这拨第一枚算盘珠子的人就是周必大。馆阁是大宋文人在中央朝廷的“集散码头”，这码头有码头的文化，但凡馆阁之臣因为职责所在，辞赋文章、参政议事的核心观念基本上要以“皇权”为中心。这是规矩，也是文化，并非可以简单理解为馆臣就是一帮溜须拍马的家伙。为皇帝鼓鼓掌、吹吹号，提振皇帝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也是为了富国强兵。老周自己就是馆臣出身，他建议新编《文海》交由馆阁臣僚来打理，就是希望新书能围绕“皇权”中心，体现赵家皇帝在文治上的丰功伟绩，这想法与馆臣的一贯做派是一脉相承的。

吕祖谦接手新书主编后，又拨动了另外一行算盘珠子。按理说，老吕恪尽职守，勤奋工作，这书编得还是很出色的，至少皇帝起初还是非常认可的。但他有不同于馆阁臣僚的另外想法。作为当时理学的代表人物，老吕“醉翁之意不在酒”，总想着在这样一个钦定的重大文化工程中，融入理学主张，所以他一开始就提议要对原来的坊刻本“大拆大建”，意在厘定一条能够展现理学价值观的思路来，那就是要突出“道统”观念，即当政者要在道德上树立权威，以德治国。老吕的想法首先就叫赵磻老和临安两教官受不了，于是他们找借口开溜了。而馆阁同僚对老吕的做法也看着不顺眼，没有一人肯做帮手。原来朱熹在和老吕探讨新编《文海》的编辑方针时，叮嘱他千万不可放入与理学相左的异端邪说。然而老吕因为馆阁之臣的职责所在，也要考虑一碗水端平，因而除了大量选用理学人士的诗文作品之外，也宽宏大量地放进了一些并不被理学一派所待见的人物之作。所以，后来朱熹、张栻等人看到新书目录后，甚为不满，搞得老吕里外不是人。

新书编定，孝宗叫周必大作序，老周作为这项文化工程的发起人不好甩手不干。但他在序言中还是按照自己既定的“算法”码字，强调大宋皇帝的政治对于国家文运盛衰的决定作用，大宋文豪辈出、杰作涌现，全靠赵氏皇帝领导得好。老周这时还在千方百计扭正这部书的“导向”问题。（图1－3）千万不要以为老周人品有问题，身为朝廷大臣连点节操都没有。

事实上，在馆阁镀过金的人有浓厚的御用色彩实属正常。倘若你今天犯颜，明天直谏，遣词造句还可着劲儿像邹浩那样的不堪，让天王老子都下不了台，别说皇帝了，搁谁谁都受不了，那还要你干吗？还能好酒好菜地跟你推杯换盏？做梦！可是老周这番话显然和理学观念不合，所以后来老吕收到这篇序言后，心里直骂娘，你老周这算啥玩意儿？整一篇都是马屁文字啊！但这是皇帝叫这么写的，你能怎么样？没办法，老吕只好叫人将这篇序言束之高阁，再不提这茬了。那孝宗封赏老吕的事儿，陈骙为啥要从中作梗？原来这陈骙也是馆阁名臣，编过不少国史方面的重要书籍（传世的就有《南宋馆阁录》），还主持过秘书省的办公楼建设，在馆臣中也是老资格了。他见老吕屁股坐在馆阁，做事却违反基本原则，偏离了“方向”，心里当然不爽，心想你这点歪脑筋小算盘瞒得了谁？你不过想趁此机会借船出海，但我告诉你，没门！可是，陈骙胳膊拧不过大腿，皇帝执意要升迁老吕，他也挡不住，只好在有关批文中呲牙咧嘴一番，过过嘴瘾罢了。但陈骙的态度代表了馆阁臣僚的普遍心思，后来出现的那个彻底扭转剧情的“媢人”，十有八九就是馆臣中的一员。

朱熹还有张栻，他们和吕祖谦算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但心地宽厚的老吕对一些不入他们法眼的文字也网开一面，与朱熹当初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摒弃异端邪说这一要求，还是有距离的，所以这书让他们感到别扭也在情理之中。后来馆臣崔敦诗奉命删改书中奏章，更是让朱熹不快，又着实非议了一通。不过，朱熹看问题还算是比较全面的，他在晚年对《皇朝文鉴》又有新看法，认为这书还是编得很有深意的，所选奏章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大宋近两百年在文化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后来文学流派的变革，也尽在其中，所以这书绝非一般的文选集子可同日而语，对老吕的努力工作还是作出了很高评价。

最后介绍一下《皇朝文鉴》在南宋时的最终结果。吕祖谦回乡后没几年，在淳熙八年（1181）去世了。他至死也没能看到自己呕心沥血、半条老命都搭进去的《皇朝文鉴》的出版。还是在江钿老家建阳，有名的麻沙书坊“刘将仕宅”将这部书刻版刊行了。（图1－4）但到宁宗时把持朝政的韩侂胄大兴“庆元党禁”，理学道学言论统统被禁止，可偏偏吕祖谦当时就选了理学巨擘伊川先生程颐的文章，《皇朝文鉴》又被指为反面典型，差点被焚书扬灰。党禁弛解后的嘉泰四年（1204），新安郡（即徽州）地方官沈有开有感于“麻沙本”《皇朝文鉴》错讹很多，读起来很不舒服，便让当地学校对全书校订重版。这一年，周必大也去世了。嘉定十五年（1222），沈有开的后任赵彦适发现沈氏本仍有不少脱漏谬误，恰巧他的好友喻君与吕祖谦后人相熟，听说赵彦适很推崇《皇朝文鉴》，便寄来了这书的吕家藏本。赵彦适当时是“喜而不寐”，立即组织力量重新校订出版。到了端平元年（1234），赵彦适后任刘炳看到了“东莱家塾”的版本，也就是吕家自己刊刻的《皇朝文鉴》，便对赵氏本也不太满意，于是对全书再次订正，全新出版。而在《皇朝文鉴》编辑部所在地的京城临安，南宋时却再无看到这部书的出版。

宋版书的问世，真是复杂曲折，艰难异常！而临安作为当时南宋京城，一部书的出版更是受到了各种政治势力和文化取向的密切“关注”，稍有“异响”，群起攻之。《皇朝文鉴》只能算是在临安编成的，刻印均在外埠。是以，后人要一览编校刻印俱在临安完成的宋版书，殊为不易，真所谓“举世稀逢是宋刊”！

文章来源《举世稀逢是宋刊》《杭州文史小丛书》第四辑

文章原名《钦定编纂的《皇朝文鉴》终因架不住围攻在京“搁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