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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与朱元璋、刘伯温这些大佬的明代茶事
来源:《杭州茶趣》  作者:郑春霞  日期:2019-08-02

郁达夫写过这样一首诗:“楼外楼头雨如酥,淡妆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江山与文人之间,白居易、苏东坡与西湖之间,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那就是长在一起,融在一起的关系。没有苏堤和白堤,西湖还叫西湖吗?相同,没有西湖山水,风光旖旎,这两位名家也不会这么诗情洋溢,有感而发,写出这样的千古绝唱呀。要说西湖的柔波是怎样抚慰了诗人的心!而单单诗人的那一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给杭州打了多么大的一个广告,千秋万代的广告!多少游人慕名而来,多少GDP由此而来!

 

朱元璋像.jpg

朱元璋

我们说,西湖的山水有两位大诗人捧,而富阳安顶山(今里山)的云雾茶,也是由皇帝亲自来捧的呢!

 

当皇帝还不是皇帝的时候,当朱元璋还不是明太祖,他曾带上随从由富春江南岸的天钟山翻皇逃坞,跨千年坑,穿茅蓬庵,到里山,往安顶山避难,得安顶山上大西庵中三道士救护,藏身神像下地下密室,方躲过追杀,免于一劫。次日早晨,在庵前品尝道士端上的自产高山清茶,一口下去,齿颊留香,但见眼前近处云雾缭绕,东方晨曦初露,顿觉心旷神怡,乃脱口而出道:“好一杯云雾香呀!”

 

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后,改元洪武,就派钦差内臣备了厚礼,直奔富阳,拟上安顶山嘉奖封赏,以谢道士救护之恩。富阳县令急派地保上山报讯,但说钦差即将带兵上山。三道士是亲兄弟,本乃湖南人氏,早年因不堪乡里恶霸欺辱,杀其全家后逃来富阳,于此隐姓埋名,出家避难。如今闻讯官兵将到,以为旧案事发,吓得面如土色,以为罪案在身,此劫难逃,遂一起悬梁自尽。次日,钦差、县令、仪仗、地保一行浩浩荡荡上了安顶山,一看如此情景,大为不解,无奈人死不能复生,便将其入土安葬后回京复命。朱元璋听后无限伤感,遥望东天,摆酒祭奠,封三位道长为“三仙明王”,并在安顶山上勒石造庙,墓前立“三仙明王”碑。此墓碑历经600余年,新中国成立后尚在,后被村民打灶做了灶基,如今犹存残碑。此外,下诏将富阳“安顶茶”列为贡品,年年春天开摘炒制,送到京师,成为皇家御品。

 

“安顶茶”与朱元璋有这么深厚的渊源,而另一款萧山云石出产的“三清茶”又名“女娲殿茶”,当地民间说法也与朱元璋有关。也是在朱元璋举义反元时,曾一路战至萧山,人马困乏,隐入深山,休整练兵。元军获悉,派大军围剿。朱元璋猝不及防,只率贴身卫兵翻山越 岭。逃至狮山,饥渴难耐,朱元璋命卫兵找寻食物,卫兵摸到女娲殿,把供桌上供着的糕点、茶叶取来给朱元璋充饥,生火烧水,煮茶奉上。朱元璋喝下一口,顿觉如一股甘醇清泉直入心脾,口焦舌干、目眩脑胀之感顷刻无存,以至心智清醒,信念益坚。朱元璋称帝登基后,念念不忘在云石深山绝境喝的那杯茶水,在满朝文武的建议下,命名此茶为“女娲殿茶”。据研究考证,朱元璋是在元至正十九年(1359)春从诸暨来到萧山的,六月即返回南京。如从诸暨一路下来到萧山上湘湖石岩山顶,时间是春、夏茶采摘季节之间,有可能是农历五月诸暨解围后朱由刘基等随同到萧山的,在游湘湖、上石岩山品茶后,即回了南京。狮山之巅女娲殿一带距云石虽远隔数十里,但两山均为龙门山余脉,土壤、气候条件相似,所产茶叶品质也甚相似。被朱元璋称为“吾之子房(即刘邦谋士张良)也”的刘基(字伯温),在民间亦有非常好的口碑。民间称赞他堪比诸葛亮:“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刘伯温跟随朱元璋起兵反元时,曾一起在浙西地区辗转活动,也留下不少茶事佳话。朱元璋曾屯兵浙西根据地临安昌化大明山一带,某年春末夏初,军营中发生时疫,军医束手无策。刘伯温奉命外出寻找灵丹妙药。一日,他来到东天目山脚东坑村,因天气太热而中暑晕倒,被郎姓老农搀扶到家中,端来一碗热气腾腾、清香扑鼻的香茶。刘伯温喝后觉妙不可言,暑气当即便去了三分。再看碗里,朵朵翠绿的茶叶如含苞欲 放的花儿,心情舒畅,精神大振。刘伯温央求郎老汉卖几斤茶给自己带回军中试试。郎老汉二话不说,取出茶叶送给刘伯温,分文不取。回营后,刘伯温将这茶叶泡了给患病军士喝,果然很快都痊愈了。又将从西坑溪中舀来的一罐水煮沸后,泡茶献给朱元璋。几年后,朱元璋在南京登基,也将东坑茶定为“贡茶”。从此,“东坑茶叶西坑水”便闻名天下,历经明清两朝,到乾隆皇帝第三次下江南时,又将东坑茶命名为“天目青顶”。

 

此外,桐庐出产的“芦茨红”,传说中也与刘伯温有关。刘伯温曾在桐庐隐居,其间曾到钓台瞻仰东台与西台,又到附近芦茨村拜访贤士方干的后裔。主人留宿一晚,两人促膝畅谈,以致主人把一堆放在楼上的鲜茶叶忘了炒制。第二天主人早起发现叶子都焦边了,甚感可惜, 但闻闻却有奇香,就干脆把它揉一揉,烘干了留着自己吃。岂料在烘茶时透发的奇香熏醒了楼上酣睡的刘伯温,出于好奇让主人冲泡一试茶味,不想水色红亮,香奇味甘。刘伯温饮之赞曰:“这茶如此香,如此红,真乃天赐也。”还说:“你为人厚道,尚礼仪,儿孙定会得功名,这茶汤红亮,祥瑞之兆啊。”当时主人听作了“芦茨乡”、“芦茨红”。几年后其子果然高中,衣锦还乡。此事传扬开来,引得家家户户都争着做汤色红艳的茶,以图鸿运高照。这便是芦茨乡“芦茨红”的由来,寄托了茶人的美好感情。其实,芦茨红茶的发展与徽商密切相关。芦茨埠是浙西水上要塞,是安徽通往杭州,兰溪转运杭州、上海的水运必经之埠,是上下商客途中歇脚、投宿的好居处,自然也是茶叶、木炭、山货的集散地。而“祁门红茶”作为徽商经商的主要物品,其技艺也由之传入。“芦茨红”品质极好,曾博得绍兴商人的青睐,采茶季节便云集此地采购,作为与绍兴红茶拼配的上品之茶,后来渐成“越红”的一脉。

 

大佬爱喝茶是常有常见的事,但诸多茶事集中傍上了大佬,却是在明初时候最多见。这是江南茶事的一个现象,也是一个特点,不一定非得考证出一个子丑寅卯来。事实上,这是江南茶业在明清时期进入产销新高峰时的一个客观需要。茶业兴旺发达,茶市竞争激烈,茶商的品牌意识也就出现了。这时候,傍个名人做广告是很自然的事。开国皇帝可谓名人中的最顶级人物,开国皇帝左右的宰相基本上属于“人精”。

 

傍上这些顶尖的牛人一起吆喝买卖,这在那时又不犯法。何况皇帝佬儿、宰相大爷也不可能为两小钱来收“广告费”,何乐而不为?

 

说到底,明初那些茶事儿也就是老百姓喝茶聊聊天的那些事儿,别顶真了。

 

 


文章原名《明初那些茶事儿  都傍上了朱元璋、刘伯温这些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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