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荒到燕园——邓小南教授谈成长之路与治史心得（下）

张雪燕　秦军师

关于宋史研究的诸多问题

问：说到宋朝历史，近代以来国内学者对宋朝有多种负面评价，而西方学者却评价极高。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邓：关于宋朝历史的负面评价，主要是说宋朝“积贫积弱”。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就这样讲，现在有些教科书上还会这么写。这些问题值得分析。对于这一朝代的强烈批评确有道理，同时也跟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的民族情结有关系。2006 年我写过一篇《宋代历史再认识》，说过这个问题，这种民族情结我觉得是正常的，而且也是值得尊敬的。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大家总是希望找一个强盛的时期，能够激发起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豪情，会觉得汉唐那样的时期才能使人振奋，像宋朝这样长期受到周边环伺的压力，让人气馁。但是欧美、日本学者没有这种情结，他们更多从对于文明的牵动这一角度来看待宋朝。我们知道，宋代整个经济发展、贸易沟通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而且宋人在文化格调上对理趣、雅致的追求，物质技术上的更革再造也是令人瞩目的。另外宋朝的政治文化气氛相对来说开明、宽松，士大夫群体中称得上群星璀璨，等等 ；我觉得这些是西方学者评价宋朝时比较注意的事情，他们出于自身学术背景，研究的重心始终不在中央政治集权等问题上，而习惯于关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形。这些年国内外学者对于宋代都有一些新的认识，从不同的角度得出更为贴近历史的评价，我觉得这也是研究逐步深入的自然过程。

问：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邓：相对来说，现在国内、国外已经逐渐形成一个大的学术平台，肯定会有日益深入的对话。对话的目标不是要确定统一的说法，而是要充分交流彼此的想法。中国学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其中的理据是什么？西方学者为什么会看到那些问题？他们的关注点是什么？如果有这样一种彼此理解，会有效深化我们各自的研究。

问：进入新世纪后，您在推动宋史研究新方法、新视野的建构，以及旧材料的重新发现和新史料的利用等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呼吁要对宋史“再认识”，这在学界形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您觉得当下的宋史研究领域在创新、“再认识”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还存在着哪些不足？未来大家更需要关注哪些方面？

邓：所谓的“再认识”，我觉得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史料的开掘。这要分两类情况，一类是研究过去就存在、大家相对熟悉的史料，可能有新的视角、新的解读，要通过细读深读、多种材料比对着读，读出新的内容。另外，一些过去没有注意过的史料，也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材料一直存在，只是我们没有注意；还有一种就是考古新发现。什么是已经存在、以往不曾注意的？比方说像书画这样的材料，出自宋人之手，辗转留到今天。传世书籍可能传了好多代，从抄本到刻本再到整理本，出了若干版本，内容也可能有所增删；而宋代书画不同，真的想去触摸宋朝历史文化，这是真正“一手”的材料。可是我们研究历史，过去很少有人重视这些材料。比方说博物馆、图书馆里收藏的书画，一般只是参观浏览，很少留心琢磨；在画家、书法家眼中，可能有些不是高水平的画作、书法作品，不值得倾注精力。这些东西一直存在，但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足够关注。其实哪怕是一幅没有多少艺术价值的古代宣传画，也是和当时的主流政治取向、文化氛围有关的，可以透过它观察当时的作者在想什么、说什么，他们希望让人家看到的是什么；服饰器具建筑之类更可直接用于社会生活与名物研究。书法作品的研究价值更为直接。书法作品大多不是宣传品，而是实际信息的载体，比方说尺牍书信，还有政令文书。大家都知道司马光当过宰相，可是任命宰相要完成什么样的形式流程，我们并不清楚。当年司马光做宰相，朝廷颁给他一份正式的任命文书，就是“告身”或者说“官告”，这份文书实物，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仔细看看，当时任命的具体程序和等级制度就体现出来了。

很多文书是当时的“工作人员”抄写的，算不上高质量的书法作品，以前没有受到关注；但是现在我们要研究官僚政治制度史，程序是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整个制度的运转流程，于是这些材料就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包伟民、郑嘉励两位老师主编的《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是珍贵的出土材料。虽然规模上不能跟敦煌吐鲁番文书相比，但它是中古时期单一官员几乎全部仕履的记录，其完整程度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件可比。以前研究官员的考核，只能从书面规定着手，或者从处理决定去观察。但是从规定到处理，中间隔着一步步具体“过程”，这个过程就跟事件、程序有关，体现为制度流程。以前受到材料限制，我们只能看到制度的起讫端，现在有了这些史料，我们可以观察到制度运行的方式、依据和整个路径。

我觉得研究历史重在反思。真正有价值的历史叙事，都有反思的成分在。从制度史的角度看，要反思什么？古代的一些规定条文，时过境迁，对今天可能没有直接的意义；真正有启发意义的是产生这些制度的时机、制度形成的方式、在当时究竟如何执行。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干部考核，古代也是要考核的，也有种种规定的条款，那些规定能落实吗？谁去落实？地方官员远离中央，谁把他们的表现记录下来？记录的内容如何选择？任内“表现”如何汇总认定，带给官员仕途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是我们应该去探求的，既有追问思考的空间，也有借鉴的意义。

现在材料方面显然比以前拓宽了。原来宋史学界普遍觉得传世文献丰富，因此对其他史料不太敏感。但是最近这些年随着议题的开拓，材料关注面更加开阔。不仅是书画、出土文书这一类史料，还有墓志碑刻、家谱、族谱之类也被纳入视野。即便是明清时期修的家谱，也可能包含着宋朝的材料，有些修谱者会把前代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附录在其中。像浙江地区的一些家谱、族谱，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线索。议题会“激活”材料，不仅是纸面的材料，包括考古发现、地理环境、建筑布局、遗址形制、器皿实物……各类材料跟文字材料对起来“读”，会让我们发现好多过去没注意的事情，这是“再认识”的基础。

有了新的材料，有了对于这些材料的重新解读，我们才有对历史再认识的可能性。“再认识”的另外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有问题意识，整体意识。我们说“宋代”，这是一个时代，不能仅仅视为一个政权。辽宋夏金各有政权，却无法断然切割。彼此间的关联是深层的，影响渗透在外交和内政的诸多方面。如果我们把 10—13 世纪的南北对峙放在亚欧大陆的视域中观察，我们会看到，中原王朝视为边缘的地区，在亚欧大陆上其实是处于中间的地带；也就是说，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民族恰恰是当时连接着南北大陆带、驰骋于东西交通道的核心力量。这对宋朝带来何种压力与机会？讨论宋朝历史上的基本问题，不能脱离这一背景，要有格局感。

对于一些关键问题需要不断追索。像人们常说宋朝“重文轻武”，这里“武”的概念指什么？武略？武力？武资？武人？能否一概不加区别？另外，现在史学界批评“碎片化”，我们确实要有所警惕。例如关注社会生活史，我们阅读女性的墓志铭，首先注意到她的家世生涯，一生在家中做了什么，孝敬公婆、生儿育女、协助夫君维持家境，对吧？有些女性笃信佛教，而丈夫儒学科举入仕，这样的家庭组合很多。有形内容看到了，后面“无形”的问题可能更多。包括当时人对于“门户内外”女性活动空间的认识，包括特定环境下的家族秩序、家族之间的关联互动、民间信仰及社会习俗，等等。性别关系、家族关系始终是在历史结构下发生作用的。对于这些研究，要尽量形成材料组合，包括地方志、文集、笔记、墓志、族谱乃至生态地理环境等，相互补充，质疑印证。

具备问题意识是很关键的。问题意识主要是一种眼光，有这个眼光，在一些问题上就不会浅尝辄止，就会想着背后可能还有好多问题要追问，要研究。

各类问题会引导我们不断扩大查找材料的范围，然后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解读，一步一步地走向纵深。

现在我们说学科交叉，不同的学科怎么会交叉起来？事实上交叉是来自“问题”引领的。就像女性研究，历史学讨论传统文化与妇女史，社会学关注性别、家族秩序与社会结构，假如这些女性有作品，文学史家也会讨论，这样就引导我们和其他学科一起去观察更加丰富的场景，寻求更加立体的解释。学科交叉是一个在实践中边追索边交互的过程，而且应该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沟通，是由学术的需求、学者的问题和研究方向引导的融汇，而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式的号召。

问：前段时间，宋史年会在兰州召开，成果丰硕。回顾近年来宋史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您觉得当下的宋史研究学界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

邓：我觉得宋史学界“新的变化”体现在学术环境和风气的变化上。开年会的时候，大家更加关注论坛和学术议题本身，而且青年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其中。

目前体制内的评价体系对青年学者压力很大，我们应该尽量创造条件，让学人有更为充裕的时间空间，让学术有更为实在的进展。

具体的变化趋势，我的了解有限。就我看到的情形来说，很多问题的研究深化了，有些成说遇到了质疑和挑战。另外，跟学界的整个趋势一样，宋史界也常说“视域”，观察讨论的面向更宽了，对于“角度”的认识更加自觉，调度的材料类型更加多样。区域研究、社会生活方面的议题越来越多，也有学者考虑历史材料的“书写”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义和影响。我们都知道，当时人写当时事是我们做历史研究首先要用的“原始”史料，但是我们也看到当时人写当时事可能有敏感避讳的地方，有的时候反而更会隐晦、会对史实有涂抹有渲染，或者说有所包装。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时期的话语倾向，反映着人们的“本朝史观”。我们要通过材料的比对，争取把这些包装剥离开，这种剥离，也是研究的过程。做研究，不能把当时的说法拿来就用，要知道哪些可能是当时真正发生的，哪些是解释性的包装。做到这些，是需要扎实基础的，要对历史的大脉络有所了解，才能有所感悟有所分辨。我们希望能够“走向‘活’的制度史”，我会跟学生说，活”不是浮泛不是飘忽，要有根基有体悟，要想“活”先得“死”，就是说要先下死功夫，有了厚实功夫作为基础，才能真正“活”得起来。

问：您觉得未来大家更需要关注哪些方面？

邓：具体的方面很难列举，好多内容都需要关注。总体上我觉得还是要下决心涵育扎根，要做更多的基础工作，增强多方面认知的厚度，在厚实的基础上，才能有洞察的深度，有了深度才能有解决问题的力度。就像书法家挥毫遒劲，力透纸背”，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肯定积累了多年的功夫。积累的厚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将来能走多远，能达到什么深度，表述是不是有力度。

杭州应该千方百计地保护历史遗存

问：来到杭州，自然要请您谈些与杭州有关的内容。请您谈谈与杭州这座城市的渊源和对这座城市的感受，包括个人经历和学术研究方面。

邓：这个问题也许问包伟民老师更合适，他肯定想得比我多。我每年都要来杭州几次，对杭州的整体印象很不错。今天要想跟宋代的历史场景、历史遗迹有比较直接的接触，去开封可能不太容易做到；但是在杭州，相对来说，在高楼大厦之外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当年的感觉。历史遗存是一本摊开的鲜活教科书，今天真是要千方百计地重点保护。像北京，本应是首善之区，却保护得非常不好，古老建筑只是点状存在，完全体现不出古都的文化氛围。如果大家去过欧洲的城市，比如巴黎、伦敦，还有若干中小城市，会感觉到那就是中世纪古老城市焕发了青春，整个的格调样态都还在，与现代化的生活和谐融汇在一起。我觉得像杭州这样的城市，应该有若干重点保护区，至少是开阔辐射区片状的。

我有个学生原来在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工作，我曾经跟着他到处转转看看，感觉好多遗迹保护展示做得很不错，让杭州真正体现出一种悠久文化的氛围。但是城市一直在发展，城市建设的压力会非常大，杭州应该尽一切可能保护好所有的历史文化遗存。目前有些文物保护专家提出城市开发要做到“考古前置，价值传递，保护第一，以文化统筹业态”，我觉得应该充分重视。历史研究将来都可以做，而且百年以后的学者可能比我们做得更好；但是如果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没有了，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了，一去就永远不复返。城市发展应该为历史文化遗存保留充分空间，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印迹，要完整地传给后代，传给未来，这是我们根本性的责任，比建任何楼堂馆所都更有价值。

来杭州这么多次，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就是政府、政协对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意义是有很深认识的，也有好多学者关注、介入这些事情。城市规划与学者相关，学者坐而论，也要起而行，争取工作在前，否则拆旧建新的速度很快，我们根本赶不及。国内有些地方甚至不惜拆毁真正的古建，去营造粗滥的仿古建筑，满足庸俗的经商业态。某些领导意志主导的建设性破坏最为严重，这样的事情天天在发生。今天不能再蹈覆辙。考古勘查、文化价值发掘是长时间的细致过程，要花实实在在的功夫，但是建设要赶工期，很多时候会伤害到历史遗迹。如何规划，如何决策，要考虑到其中深层的长远代价，这是一种历史的抉择。千秋功过，终会有后人评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一定要有这方面的声音。

杭州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可以在政协指导下成立专门委员会、调研小组或者民间志愿者团体，可以举办学术研讨会，确定重点课题，要敦促各级领导在各类场合倾听这些声音，做出正确决策。这些事情我觉得都很紧迫，是应该尽快做的。

问：目前杭州政协在筹建政协文史馆，其中一项工作是宣传普及杭州历史文化。在做好大众传播方面，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开展这项工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邓：我们国家的中央文史馆最近这些年在袁行霈先生主持下，编纂出版了一些文史类的书籍。我印象中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突出地方文化内涵的地方志，各省的文化通览，在文史方面挖掘得比较深。杭州市文化资源丰富，政协文史馆可以参照这个思路，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民间人士合作，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深入摸清文化“家底”，编撰各个区县的文化通览，呈现出图文并茂的成果，让大家知道身边的历史，保护身边的遗迹。也可以做不同主题的文史资料汇编。很多地方在明清时期编过当地文人的作品荟萃，杭州市政协文史馆也可以做不同类型的资料汇编，包括作品集、访谈集、回忆录、老照片，等等。现在有数字化的先进手段，要尽量把文字、图像及出土的各类历史资料整理保存起来。

另外中央文史馆还会顺应时代形势的要求，编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句、百篇、百部等。我觉得像这种面向大众的、不同层次的东西，杭州市政协文史馆也是可以做的，而且还可以更接地气，形式更加多样化。

文章来源《杭州文史》第十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