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润宗，号东洛，福建晋江（今福建省泉州市）人。嘉靖四年（1525）中举人。据明《万历余杭县志》载，嘉靖二十三年（1544），任余杭县令。明代杭州文人、《西湖游览志》的作者田汝成撰《余杭县令东洛蔡侯去思碑》载：“恤民爱士，士敬民怀，三年如一日。”可见，蔡润宗深受县民的拥戴。

他初到余杭县时，有士人了解到他以研究儒家学问出名，就想邀请他到家讲学。但蔡润宗回答他说，我会到县衙公庭上讲解《周易》。此讲之后，蔡润宗深受县民的佩服与好评。

次年，即嘉靖二十四年（1545）六月，县域内大旱，农作物歉收，“小民艰于征输缴粮”。这是县民的实际困难。蔡润宗“不忍敲朴、强摧”，答应县民“宽以期限”，允许推迟缴纳。结果遭到时上级督运“漕使”的反对，说必须按朝廷规定按期缴纳，“逾期者绳之”处罪。

蔡润宗先派县吏耐心请求上司宽延时间。上级漕使答复，按朝廷规定，“粮过三月而不解输者，降二级处分”，因此必须按时缴纳运走。县吏向蔡润宗回报此事。蔡润宗听了深深感叹说：“假令亏吾身躯，而可以代吾县民，吾且不恤，矧于官耶？”意思是说：假如牺牲自己，能代替县民百姓，那么我宁可不做县令了。他仍坚持延期缴纳的决定。于是上级漕司便向朝廷“弹劾之”。第二年，朝廷下诏，虽然犯延迟交粮的规定，若能在短期之内解送漕粮，可以从轻处分；对县令的处罚，只有“公杖”几下，而不降官职。朝廷派来查办的官员，私下对蔡润宗说：你如能拿出五两黄金，“杖责”也可免。蔡润宗惊骇地说：“薄禄给饘粥，安从得五金也？”意思是说：我微薄的俸禄只够全家喝上稠粥而已，哪里能拿出五两黄金。县民中有人听到消息，愿意集资代交。而蔡润宗却严肃地说：“如果谁这样做，就是行贿以阻挠法律，这是罔上；连累百姓而保全本官，这使我惭下（愧对父老）。谁也不要这样去做！”

过了一段时间，上级办事官吏又派亲信转告蔡润宗说，如蔡润宗能拿出五百两黄金，那么此事就可以完全摆平，他还可以当他的县令，不降级。蔡润宗听了此话，更加惊骇而愤怒地说：“下官薄禄，安得五百金也。”上级查办官员气急败坏，“竟按论如例”，也就把蔡润宗罢官处置。此事立即引起上千县民父老的不满，聚集向朝廷请愿，要求蔡润宗留任。上级派来官员，却大骂请愿者说：“非县官买汝来，即汝以游吻纳结县官耳。”意思说：你们聚集衙前请愿，不是县官买通而来，就是你们这些刁民想巴结县令。上级官员于是把为首者杖打了一顿，再把其余群众驱散。县民父老都哭着被迫离散而去。

蔡润宗听到此事，感叹说：“谁与为者？”意思说谁让你们去请愿？一边派人去安慰县民父老，一边欣然解下官印，辞去官职。县民父老知道后，“号哭而送之。”虽深山穷谷，也赶来送县令上路离开。送了一段路程后，大家还请求把他穿的靴子留下，作为对蔡润宗的怀念。

明代杭州文人田汝成，时任浙江提学副使为余杭县撰文《余杭县重修儒学记》，就为县令蔡宗润重视教育、重修县学写了碑记。在碑记的开头充分肯定了蔡润宗在余杭勤政为民的事迹。

“晋江蔡公润宗之令余杭也，清白以励操，慈爱宅心，朴实以莅政，毁誉不挠其衷。而汲汲焉以济人利物为念，是以恩浃鳏寡，行格神明，谣诵之声，溢于四境。”

接着又列举了“蔡公爱民如子”的几件事迹：

“嘉其贤者，而矜其愚者。”就是说他全面关心县民，不论是贤者还是愚者，都像父母一样的关心。因此碑中表彰他是一方的“父母官”。

对待县民小犯者，多晓以理而德教之，而少用鞭扑桎梏等体罚刑具。其实这种鞭背之体刑，唐太宗曾以仁厚为先，始禁鞭背之刑，“皆尚德教”之举，蔡润宗继承了唐代慈善为政的思想，值得表彰。

县民中有仇家到县衙打官司，两家总是“蹙额睨视”（形容愁面眉脸，不敢斜视判官的样子）。蔡润宗总是“淳淳然以道义解之”，化解了两家之仇，高兴地离开。

如判案时遇到犯罪者是傲慢而不服审判的“顽嚣”之徒，开庭时坚持按刑律，恰如其分地宣判他的罪行，令人信服，犯者也往往表示“赧服”（羞愧而红脸）。

对“鳏寡”等弱户逋欠赋税，蔡润宗不去催征，而往往把他们列入奴役户口，由主户代付或纳入运输中的损耗。

蔡润宗对自己严于要求，生活十分俭朴，“日啖蔬粝”。

嘉靖二十四年（1545），是他任余杭县令的次年，夏天遇到旱灾，蔡润宗十分着急。据田汝成《德雨颂》载：他却病瘥强起，率僚吏、父老、祷于山川。三步一拜，蛾伏赤日中，气力绵尔，喘汗欲仆。父老怜之，急往扶翊。蔡公却之曰：“予惟阙德，负谴于神，民殃吾民，而重烦父老。”据载，蔡润宗带病祷雨的精神感动了上天，“言未既，黑云飙驰，大雨滂注。吏民欢声四起。”

由于蔡润宗在余杭一任中，政迹显著，受到县民的称赞，离任后他升任建昌府通判。县民出于对他的怀念，请田汝成撰写了《去思碑》，表达余杭百姓对他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