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史》“奸臣传”一共四章，列举奸臣十五人，又包括他们的子弟等七人，一共二十二人。内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确、章惇，也有怂恿徽宗挥霍的蔡京，和李纲为难的黄潜善和汪伯彦，置岳飞于死地的秦桧，一意北伐的韩侂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兼都督的贾似道殿后。我们今日重新检阅他们的事迹，很难证实各人的“忠奸”，确如作史者之所论列。但是以上十五人为当时人及作史者认为是舆论之所不容，则是事实。而且将他们摆在一朝国史之后。显然的已认为朝代之覆亡，应由这些奸臣负道义上的责任。 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并且他的姊姊贾妃有宠于理宗赵昀，又是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就入相出将，成为了一代权臣。他个人爱声色，年轻时常在西湖上张灯作宴，晚年尚起楼阁亭榭与诸妾斗蟋蟀为戏。他在国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于1259年。当时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到汉阳指挥军事。他密遣使向敌方以皇弟身份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皇帝称臣纳币。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后来称宪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国争皇位，才仓皇许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贾似道虚张大捷，回朝进少师，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派人向南宋征岁币，来使反被贾似道拘禁。兹后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贾似道也真有粉饰太平的本领，于是又十多年。1264年度宗赵禥嗣位，这已经是一个三岁不到的小皇帝。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上表出师。1275年的春天，元军（1271年蒙古才称元朝）已取得长江中游，伯颜的大军已向下游进逼，贾似道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此人后来率宋军参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还整备船舰向芜湖进出，可是他向伯颜求和既被拒绝，江上大军又不战而溃，于是只好遁居扬州。这时候临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臣下纷纷请诛杀贾似道谢罪，执政的谢太后才将他贬官为高州团练使。传统政治里的贬官逐放，常埋伏着狱禁之中暗杀的动机。本来写贾似道传记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结束。只因为贾似道是一个如此的奸臣，倒要写出来私自将他处死的乃是志愿械送他的县尉郑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为千古读史者所传诵。 替奸臣说公道话，不是本书的目的，即暴露传统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们重新检讨历史之主题的所在。我们提出贾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国财政史和经济史里一段重要的环节，不能为贾个人的行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20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而一个半世纪之后马哥孛罗在南宋覆亡之后三十二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杭州（宋人称为“行在”，马哥孛罗则译为Quinsai）。他曾说：“毫无疑问的，Quinsai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威尼斯（也是当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离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比，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 马哥孛罗的叙述，有煽动性，一般读者怀疑他的浮夸。可是最近法国学者JacquesGemet将他的回忆和同时的中国文献如《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比较，又发觉其中很多细节，可以彼此印证。他整理后，所缀成的13世纪杭州，确是生动活跃、富丽繁华。迄至今朝我们还能查悉当日通衢街道桥梁的名称，和巷弄里发售最优等纸扇的店铺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12世纪初年不到二十万逐渐增加，突破百万大关。而当日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不得了。所以Gemet发问：当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进的国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六千万，占地有今日法国面积之四倍，文化已到达最光辉的阶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上表现一种剧烈的挫折？ 而其实Adam 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二百年。他作书时也去马哥孛罗赞羡中国时约五百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国虽然在500年前出人头地，兹后就无从继续其优势。Smith并没有讲出当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经指出中国的法制，必有阻碍人民继续增加财富的症结之所在。 我们今日提出贾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上述两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渐提及。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逸，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宋史》“奸臣传”说到最后与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钥向临朝称制的谢太后责他应死，称：“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这事态之背景，我们又要从康王赵构南渡做皇帝说起。 赵构之成为日后的高宗，初时并没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应到金军里去为人质，只因父兄被掳，才自立为帝。除了哲宗遗孀所谓元祐皇后孟氏的承认外，他的帝业并没有任何合法的根据，在南方也没有权臣拥戴。他手下人既主战主和不定，他自己也无钱无兵，这也可以认为是宋朝过度中央集权的后果。所以他刚从扬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担任宫卫警戒的军官叛变，逼他退位，而立他刚一岁多的小儿子为帝。等到韩世忠勤王，他才能复辟。并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觅海舟逃命，直到公元1135年在临安建太庙，才算替南宋立都。当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剧盗的手里，高宗的军队大都由这些部队改编，当时戡乱及求和扰攘约十余年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 《宋史》“食货志”内中提出的“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和“板帐钱”为历史教科书前后提及。其实这只代表朝代草创时筹款的办法。一般从既有的税额，增派附加。初时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后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厅办事的手续费，与赃罚并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提出定期的供应，“每月桩发”。这些名目给南宋政府一个立足的机会，却不是财政史内重点之所在。至李心传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时候，已是13世纪，也是南宋的末叶。他还提及北宋初年，东南只向汴京每年供应二百万缗。到他的时候，四川不计，东南的经制钱和总制钱已共达一千四百四十万。可是他没有指出的则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卖公地，以后则靠印行纸币，及向民间强买物资（和籴）维持，迄至最后，一千万缗只能买米一万多石，而政府也无从以税收及专利于盐酒矾茶平衡其开支。 南宋的纸币已经全汉升详细研究。即以会子（尚有川引、湖会和淮交分别行使于其他地区）而言，大概从高宗后一百年（公元1163—1263年）流通量增加32.5倍。但是会子原应三年一“界”，届期以旧币换新币，其中有以二换一和以五换一的情事，所以其贬值也应当积累的计算。可是有时政府也出卖金银使法币回笼，有时又新旧两界同时使用，所以其法定价值亦无法计算。从全氏提供的资料看来，则在南宋初年米一石值三缗为常情，一百年之后有提到三百四十缗，七百缗及一千缗一石的文字，其货币贬值已超过三百倍。我们今日经过货币恶性膨胀的经验之人士或者不会对这情况认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纪市场狭小，交通壅塞的条件下，则已是一个极端的威胁。米一石要值钱一百万，就足够骇人听闻。况且货币贬值，等于变相加税，其负担常转嫁于贫民。政府既捉襟见肘，对应支付的项目也只有克扣。全汉升就指出一个例子：1235年有一个朝官辞督视军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货币贬值，军费短绌，因之督视与不督视，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志”里提到募兵，又有这样的一段：“所司莫能体上意，执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言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辄载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妇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途无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入市。”这段文字作于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还说“官降钱甚优厚”，读者可以根据前后情形推断通货膨胀的一般后果。 贾似道买田的方案行于1263年，去高宗退位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军入临安也还有十三年。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三分之一（即八百亩须卖官二百亩，一千四百亩须卖四百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杂以金银僧道度牒（可免税也可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买田的目的则是免除以后之造楮（即纸币）与和籴，预计所收租已能解决当日的财政问题。贾似道以他自己家产一万亩先倡。其执行的成果，经过无数的抨议。今日只有周密所著的《齐东野语》内载的一段，使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以一段极短的时间施行（半年之后即已买进三百五十万亩）。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尚不只于买田，而是买得这些田土之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办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贾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还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议就将官田赏与佃农而向他们征兵。 但是这些官田始终没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赏赐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一百年后，朱明王朝也没有对之作合理的处理，仍成为日后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见于顾炎武之《日知录》，也见于今人周良霄所作论文。 有了北宋与南宋两重经验，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法，才有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之则引起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与运动。 征之先进国家的成例，这种发展必待市民经济成熟，其组织结构能产生领导力量，成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欧洲的事例言之，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抬头。所以法国历史家FernandBraudel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串通一气（becomes identified with the state），它本身即成为国家。”中国在20世纪尚未达到这阶段，遑论13世纪之南宋。至于旧式官僚机构，又与所掌握的农村缺乏经济上严密的联系（有如封建或feudal）则很难确切地掌握其资源。最近英国历史家之研究，则发现都铎王朝及斯图亚特（Stuart）王朝时封建业已崩溃，资本主义尚未登场，皇室以一种官僚机构管理地产，发生无数的技术问题，也不是贪污无能四字所可概括。如此贾似道身死家毁，已不置论，将他认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则又是以道德的名义简化历史。 今日我们重新检讨这段历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是也不应当令人感到颓丧。我们要记着蒙古人于1279年灭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顺帝在徐达兵临城下时，集三宫妃嫔奔漠北，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迹之所无。只是有了这些经验，明太祖朱元璋才拼命复古。他的财政税收政策，都以经济上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和赵宋立国的精神大相径庭。这和我在“开场白”所说的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青”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不过这些环节都能够前后连贯。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读史，则更能体会中国大历史的特点。贾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非穷究则难能了解历史中的纵深和曲折，因之也难看透中国历史长期的合理性。 —— 摘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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