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麟从浙江常山县进入江西省境，继续前往广东，皇帝命他折返杭州的谕旨还是没有收到，大概长麟所走之路不是驿路官道，只有到了江西才走上南下广东的驿道。又前行了七天，到九月十九日，在江西瑞州（今宜春地区高安市）途中才接奉让他返回浙江的谕旨。不知道长麟乍读此旨时是何感受，但不管如何感受，还是立马往回走吧。皇帝早就在算计长麟何时能够回抵杭州，因为这与在浙江应对贡使马戛尔尼的大布局有关。

前已述及，让长麟折返浙江是因为贡使马戛尔尼等将到舟山乘船回国。而皇帝为什么一定要长麟速返浙江？本来以松筠之才加上浙江巡抚吉庆的协助，完全可以将贡使在浙江的事情处理好。这显然是乾隆皇帝深思熟虑的结果。长麟原为浙江巡抚，对浙江的事自然比松筠、吉庆要熟悉得多，前期使船北上途中停留舟山以及南返暂泊舟山诸事长麟都深度参与其中， 皇帝虽然对他有褒赏也有申饬，但总体上还是肯定他留心办事，长麟也因此积累了与英夷打交道的经验， 以后到两广总督任上将要处理的与西洋夷商的纠葛还多着呢，参与办理贡使在浙江的事务对他任职广东是一次很好的历练，所以浙江之事非得他回去办理不可。皇帝于九月十七日的谕旨中说“长麟因其细心亦已有旨令其回浙同办”，正说明了重用长麟的原因。

在浙江如何以“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应对贡使一行，都是护送钦差松筠居中与皇上商议确定的。乾隆皇帝屡次在谕旨中强调长麟与松筠、吉庆一同办理“此为最要”，而且还反复叮嘱松筠到杭州时要“将朕面为指示之处”原原本本地详晰告知长麟与吉庆。以三员重臣会同办理一件事，可见此事在皇帝眼里是何等重要。而三大员之中，长麟显然是一个核心人物。

九月十九日，长麟在江西瑞州接奉谕旨的那天，马戛尔尼一行的船只已抵山东东昌府，九月二十五日出黄林庄汛境，进入江南省境。二十日，松筠收到皇上恩赏贡使等的奶饼一匣。送奶饼寓保平安吉祥之意，皇帝是因为贡使行程既定（从舟山登船回国），感觉大事初了，心里高兴，就对贡使人等“体恤怀柔”一下，赏给奶饼一匣，“令其吉祥回国”。

松筠

当天，松筠就传知贡使，马戛尔尼因连日劳顿，感了风寒，头疼卧病，让副使斯当东前去领赏，次日晨又亲到松筠座船叩谢，以松筠在折子中向皇上报告的语言，当时马戛尔尼等的形态是“免冠屈膝，喜形于色”，说“我等受了许多恩典，屡蒙圣心处处垂念。今又赐以吉祥，我等心里实切感激。这样远路蒙恩赏此贵重食品，我等犹获珍宝，一定得以平安回国”。这些话当然又是聪明之极的松筠编出来哄皇帝高兴的说辞。松筠在同一件奏折中表示，因贡使船只要到广州黄埔停泊，广东应办之事较之浙江尤为紧要，故向皇上建议，说他到杭州会晤长麟，“即将此事之颠末及奴才叠次面聆皇上谆切训谕一一详晰告知长麟”，使其能够领会圣意；在浙江应办之事，他也会“细询长麟，公同吉庆商定”，商定之后，他即可令长麟由杭城起身，迅速赶往广东，筹备应对贡使等到广州黄埔之事。

松筠为何要如此建议？因为他计算了一下，贡使等从杭州起程前往宁波，再在宁波置买茶叶丝斤、收拾行李、搬移船只等等，约需20余日使船方能开行，那时，长麟业已抵粤，会同广东巡抚郭世勋先期密为筹办一切，如此，诸事得以从容，不致稍有疏漏。应该说，松筠的考虑是周全的。他还向皇上陈明长麟在杭州与马戛尔尼见面的益处。

原来，乾隆皇帝在马戛尔尼尚未启程回国之前，已多次在谕旨中命令贡使归途所经各省的督抚“只须派令道将护送，不必亲自接见”，所以松筠需要专门向皇帝说明让长麟与马戛尔尼相见的因由。松筠说，将来他到了浙江之时，该贡使等可能因知道两广总督尚在杭州而要求面见，那么长麟可“与之讲论，察看情形，得有把握，将来到广东任后，随事相机酌办，更可期于得手”。因山东距京较近，松筠的这件奏折约在两天后即送达朝廷，皇帝在奏折的末尾批了四个字“欣悦览之”。二十五日，即由大学士阿桂、和珅签发谕旨，传寄松筠、长麟和吉庆3人，皇帝完全同意松筠主张长麟与马戛尔尼见面的建议，认为“自当如此”，“着传谕长麟即照松筠所请，于会晤松筠商定一切后，即驰赴粤东，先为料理”。这样，正在回杭州的路上奔波的长麟，皇帝又已派给他驰赴广东的新使命。长麟也忒辛苦了些！

九月二十五日，贡使船只进入江南省境。松筠估计于十月初七日内可抵杭州。本来诸事皆已安排停当，照着皇上的旨意做去即可，未承想马戛尔尼又别生枝节。前文说到，马戛尔尼以“印度斯坦”号船小不敷乘坐、若人多拥挤易滋生疾病等由“泪随言下”地恳请在杭州分拨行走。乾隆皇帝虽然懊恼，为了体面也只好恩准。但如此一来，长麟的使命又有了变化，本来皇帝要求他与贡使见面之后即驰赴广东，并要在贡使船航抵广州黄埔之前10日左右赶到广州，现在则要求他带同贡使人等由浙赴粤。而做出这个新的决定时，长麟依然还在赶回杭州的路上。

长麟终于在十月初一日回到杭州。从九月初七日离开杭州到此日归来，一去一来，陆一程水一程地总共在路上奔波了二十四五天，而这回奔波纯属空跑，唯一的结果是把长麟折腾得够呛。当然这怪不得皇上，要怪也只能怪“夷性狡诈”的英吉利国贡使。但不管长麟心情如何，他不知道贡使马戛尔尼正在巴望着见到他呢。前文已经说过，这是巧舌如簧的松筠在马戛尔尼面前推介长麟的结果。

松筠如何向马戛尔尼介绍长麟，前文已据《觐见记》的记载作了引述。对照清宫档案保存的松筠于九月二十七日呈给乾隆皇帝的奏折，马戛尔尼的记述是比较真实的，只是个别说法上有所出入。如《觐见记》说，当松大人（筠）与马戛尔尼谈起整顿广东外贸税则时，后者请示松筠代奏皇上，请再作一敕书，书中详述整顿广东关税之事，松大人回答，这件事本是办得到的，只是你们已经动身，若再降敕书恐 于成法有悖；虽在情理上说来皇上无不许之理，因向来无此规矩，能不能办到就说不定了。而松筠的奏折里则说当贡使请求“大皇帝加恩总督照管卖买一节另降一道敕谕”时，松筠回答说，“大皇帝敕谕岂可以妄求得的！总是尔等到浙江见了长总督，一切更可放心”。若细加分析，两种记载之间差别的因由在于松筠面对不同的对象（马戛尔尼与乾隆皇帝）说话时需要不同的措辞技巧，面对贡使，言语上要委婉，以达到安抚的目的；面对皇上，则要将马戛尔尼的请求程度缩小，且对马戛尔尼请求的驳斥表现得义正辞严， 因为大概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降低皇帝对英夷的“总不知足”“妄行干渎”感到可恶而发脾气的可能性，同时也能让皇上感到松筠处事有张弛有章法，选派他为钦差，是自己知人善任。

据松筠向皇帝的报告，贡使等在听了上述松筠驳斥意味的解释之后，“点首声称，蒙如此晓谕我等心里明白领悉。果然见过长总督，将来就可以对答国王，我的病也就好了”。因为此话是写给皇上看的，真实性存疑，但推想起来，马戛尔尼盼望见到长总督（麟）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外交使命已然全盘失败，若能争取在广东进口贸易中的公平关税待遇，是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根稻草能否抓住，长总督则是一个关键人物。

十月初二日，早晨七八点钟光景（卯刻），悬挂着“ 咭唎贡使”长幡的船队在瓜洲横渡长江，到镇江京口航入江南运河，一帆风顺，向目的地——杭州进发。

乘坐运河船旅行是十分辛苦的。因为京杭大运河各段水位有高低落差，又横穿了数条东西向的江河， 故船行运河之上，不但要过许多水闸，且要翻坝，若水位低浅了，一路还需拉纤，故如此行船实在不易。如在山东境内自临清至台庄，水程不到800里，有闸49座，间距最长50里，最短一至二里，每到一闸需要等候，船上乘客的辛苦情状可想而知。道光年间，林则徐乘运河船赴京，自台庄到临清，走了23天，而贡使船只反方向的同等行程只用了7天多时间，虽然贡使船只承载着皇命，每到一闸，可以“随到随放，并无停待”，时间上要节省许多，但以当下的语言来说，的确是“太赶了”。沿途地方督抚、总兵在给皇帝的奏报中，用了“催进”“遄行”“催趱前进”之类的措词，可见大英帝国的特使马戛尔尼一路上走得实在狼狈，谁叫他们不知天高地厚，把皇上给得罪了，这就是给他们的惩罚。

如此这般，年近六旬的马戛尔尼颇有些吃不消，以至于病倒在船上。其他随行人员也多有抱怨。起先规定贡使人等在行程中只能呆在船上，不得上岸，经以“内河船窄，久坐船内，易生疾病”等由向护送钦差松筠提出要求，由松筠代向皇上恳请，皇帝才同意“不妨令贡使等在船顺道观览”，即准许“伊等白日在沿堤清静地方偶尔随船散步”，同时随船员弁要“要相伴同行”，加以管束。有意思的是，皇上恩准的理由竟是：临清、济宁及淮安、镇江、苏扬一带，人烟辐凑，商旅云集，让贡使人等顺道观瞻，可使其目睹天朝之富庶，“知民物康阜，景象恬熙，圣天子德洋恩溥，更足以慰其倾心向化之忱”，一句话，是为了向他们展示天朝太平盛世模样。天朝做事之奇妙于此足见一斑。十月初四日，贡使船过苏州，初五日，进入浙省境内，杭州指日可到。各有关方面都忙碌了起来。在船上，松筠已经派人查点分析贡使等将要运往宁波的沉重物件以及随身带往广东的行李清单，一俟到杭州就可以立即分拨停当。在杭州，多日以来就已着手准备各项接待事宜，如购买丝茶、转运行李、码头清理、行伍整肃等等。这些工作由长麟会同浙江巡抚吉庆指令属下办理。

前面说了，长麟是在十月初一日回抵杭州的。不知道长麟是否稍事休息，总之是当天就与吉庆一道坐船前往嘉兴，准备在与苏州交界处等候贡使船只。长麟他们如何得知贡使船在初四日已过苏州正向浙江开来？这有两个信息来源。一是地方之间的情报互通，即江苏巡抚衙门就贡使船只行程信息向浙江抚署的咨报，这比经北京朝廷中转的信息要快捷得多；二是浙江提督的咨报，先前皇帝谕旨要求贡使船只沿途省份的提督、总兵都要到交界处迎送，浙江提督王彙早已前往江浙交界处迎候，一得江南省的消息，立马飞咨浙江巡抚衙门。

有一个问题还可以一问：长麟、吉庆为何要前往嘉兴迎候？皇帝不是说了，贡使归途所经各省的督抚“只须派令道将护送，不必亲自接见”？长麟接见贡使是松筠呈请皇帝批准了的，但并未让浙江巡抚吉庆也去见面，况且皇帝也没有让长麟跑到两省交界处去迎候，如此这般，到底为何？

且莫着急。天朝大员办事自有分寸，皇帝明令不准的事自然不敢逾雷池半步。原来，长麟、吉庆花两天时间大老远跑到嘉兴去等候贡使船只，并不是去见英吉利国的“职居各国之首的重臣”（这是长麟于当年六月初五日奏折中对马戛尔尼的称呼）——马戛尔尼，而是去见大清国的军机大臣、户部侍郎、钦差——松筠。为什么急着会面？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皇上的旨意。皇上曾经反复要求松筠要将自己的面授机宜原原本本地告诉长麟，并与长麟、吉庆一道将贡使在浙江的事办好。如此重要的使命自然需要三位大员好好筹划商议，所以在浙江省城的二人要急忙跑到嘉兴去，与松筠尽早碰头。

初五日，望眼欲穿的长麟、吉庆终于见到了来自于北京皇帝身边的钦差大臣松筠。三人是“悄悄地”、“不动声色地”会晤的，为的是不让马戛尔尼等人知道。会晤的内容当然首先是松筠传达皇帝的指示。以他们三人向皇上联名奏折中的语言，说松筠“谨将节次面奉训谕睿虑周详办理此事之颠末，细向奴才长麟逐一详晰宣传”，长麟“敬聆之下，悉心体贴，惟有竭力遵循，不动声色，熟筹妥办，仰附皇上控制怀柔至意，以期上慰圣怀”。其次，三人商议贡使等在杭州分道行走、分拨行李以及他们分路护送之事。再次，他们还谈到了其他一些有关事情，如一路上跟随松筠护送贡使南下的两位官员——天津道乔人杰、通州协副将王文雄，还有一个由内务府派出的司员观豫，到了杭州之后何去何从。不知道是松筠的推荐还是长麟的要求，商议的结果是乔人杰、王文雄跟随长麟带同贡使赴粤，观豫则跟随松筠、吉庆护送部分贡使随员及大件行李到宁波，嗣后回京复命。当然他们三人肯定还要谈一些无关的事情；从嘉兴坐船到杭州得走两天，有足够的时间商议正事，聊聊天，轻松一会，无论对于饱尝奔波之苦的长麟还是一路上“压力山大”的松筠都是必需的。

文章原名《杭州的“长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