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的最后一搏是改革币制。

景定、咸淳之交（1264—1265），贾似道主持发行“金银见钱关子”（简称金银关子），以七十七文当百（即省陌），以一当作十八界会子之三，并废除十七界会子。贾似道最初试图将十八界会子一并废除，但叶梦鼎等人认为一下子废除两界会子太伤民力，贾丞相才只废除了十七界。

金银见钱关子与宋高宗绍兴年间发行的见钱关子是两码事。绍兴见钱关子的本质是汇票，在发行使用时有出售、流通、兑现等环节。金银见钱关子与行在会子并没有太多区别，都是朝廷发行的不兑现纸币。

据说随着会子数量的泛滥，民间出现“使到十八九，纸钱飞上天”等谣谚。十八九指第十八界、十九界会子。读者可能会问，会子只有十八界呀，哪儿来的第十九界？原来，这句谣谚传到了贾似道的耳朵里，他觉得第十九界这个叫法很不吉利，于是就换成了金银见钱关子。纸币“改头换面”后，或许更能够取信于人吧。

东至钞版面文版、准敕版、花瓶版、颁行版印样（从左至右）（安徽省钱币学会主编：《东至关子钞版暨两宋纸币》，黄山书社2005年版）

可惜事与愿违，金银关子对挽救纸币毫无作用，反倒使本已十分混乱的货币制度雪上加霜。在贾似道的设计中，金银关子首先不能贬值，其币面价值按省陌计算说明了这一点。他将金银关子与十八界会子的价值比设为三比一，显然是在金银关子不贬值的前提下，参考了十八界会子的市场价值。但这样一来，朝廷就在事实上承认了十八界会子的贬值，十七界会子更是被直接取缔，使民众对于会子的价值更不信赖。《宋史》简单总结道：“银关行，物价益踊，楮益贱。”

1983年，安徽省东至县发现了一组金银关子的钞版、用印（以下简称东至钞版），这是我们今天唯一能见到的金银关子钞版、用印实物。当然，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行在会子库大一贯文省钞版”一样，一些学者认为东至钞版虽然为南宋文物，却很可能是当时民间伪造的。不过东至钞版保存比较完整，包括面文版、准敕版、颁行版、花瓶版和行在榷货务金银见钱关子库印、金银见钱关子监造检察之印、国用见钱关子印、□□□见钱关子合同印共8件版、印，且形制基本与历史记载吻合。即便为民间伪造，东至钞版依然能反映有关金银关子的大量历史信息。贾似道主持发行的金银关子，大概就是这么一样东西。

为了应对币制频繁更迭和纸币贬值造成的货币混乱，民众自发制造了一些代币，并在小范围内流通。

吕午《左史谏草》一书记录了嘉熙二年（1238）左右的情况：会子本来是为了便民而使用的。现在不便利的原因在于铜钱日渐稀少，没有货币可以用来贴凑零钱。最近地方州县上有这样一种情况，人们根据实际形势而变通，有的制作纸帖子，有的制作竹木牌，或代表五十文，或代表一百文。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广泛流通，但在当地使用时却颇为便利。

纸帖子与竹木牌合称“牌帖”，它们都是民间创造的代币。纸张与竹木本身没有什么价值，牌帖的流通大概依赖于使用者之间的信用关系。由于材质本身几乎没有价值，面额又未获得官府等具有较广泛公信力的机构保障，牌帖显然只能流通于小范围之内，这就像被关押在二战集中营中的战俘以卷烟作为货币的替代品。类似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发生。例如北魏

延昌二年（513），河北地区缺乏铜钱，当地民众将质量较差的纺织品裁剪为布条来当作区域性的流通货币。无论牌帖、卷烟还是布条，人们将它们作为货币，都是发生在一定区域内，在一定条件限制下，被一群关系密切的人认同的特殊事件。

就南宋牌帖而言，吕午认为其产生原因是“铜钱日渐稀少，没有货币可以用来贴凑零钱”。然而稍一深挖，便知会子贬值是造成铜钱减少的深层次原因。

滥发导致会子贬值似乎无须再言，但巨额流通量也会导致经济活动中充斥着行在会子，人们不得不在更多的场合以更高的频率使用会子。相应的，原本因会子数量不足或使用不便而需要用铜钱的交易，或许因此改用会子。另一方面，会子贬值导致其可以被用于更小额的交易，从而挤出原本在这部分小额交易中使用的铜钱。市面上流通的铜钱由此减少，小额交易出现困难。面额五十文、一百文的牌帖即是作为小额交易中铜钱的补充物而存在的。由于元代以纸币为主要货币而禁止使用铜钱，牌帖也见于元代人的记述中。大德七年（1303），郑介夫在给元成宗的上言中提到当时市场交易缺乏零钱，“店铺多用盐包纸摽，酒库则用油漆木牌，所在风俗皆然”，不同行业有其约定俗成的代币。

牌帖固然是民间根据货币流通的现实状况所发明的，但朝廷却认为其有害钱法。地方上大量流通此类代币，的确不利于官府管控。单纯依赖小范围民间信用的牌帖在流通时很有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因没有法律、政治权力保护，这些问题解决起来或许非常棘手。咸淳元年（1265），宋度宗下令严格管理地方钱法，禁用民间牌帖。以牌帖在混乱币制下立足的尝试算是失败了。

地方官府其实也动过发行牌帖的心思，毕竟钱法混乱对当地经济没有好处。而临安府又一次站到了潮头。

1993年12月的《杭州钱币》上刊载了一则消息，该消息被1995年第2期《中国钱币》杂志转载：1993年，杭州旧城改造拓宽庆春路于8月下旬发现一枚南宋钱牌。面文“准叁佰文省”，背“临安府行用”。11月底，在工地近大学路口北侧又发现一枚南宋钱牌，面“准贰佰文省 ”，“文省”两字已残。

消息中提到的“南宋钱牌”，因刻有“临安府行用”字样，一般被学界称作“临安府行用钱牌”。吴自牧《梦粱录•都市钱会》记载，景定年间（1260—1264）“朝省因钱法不通，杭城增造镴牌，以便行用”，可见杭州发行了作为代币的镴牌。镴是一种铅锡合金，价值不高，《西厢记》中“银样镴枪头”一句应该是很多人最早认识“镴”字的地方。银样镴枪头，比喻看起来还不错，实际上不中用，好像颜色如白银的镴制枪头一样。因此，用镴制作代币，并不能依靠币材金属来获得价值，官府背书恐怕才是币值的保证。

准伍佰文省临安府行用钱牌（苏州博物馆藏，浙江省博物馆编：《中兴纪胜》，中国书店2015年版）

《梦粱录》所言的镴牌，很可能就是临安府行用钱牌。钱牌在南宋史书中几乎没有记载。今天我们研究钱牌，只能依据历代钱币学家的著录、推测和考古资料。另外，我们还能注意到之所以称为“钱牌”，原因在于其确实是方形牌状；上方的圆孔可能是为了方便穿绳携带，和圆形方孔的铜钱一样。

中国国家博物馆也藏有若干临安府行用钱牌，面额分别为二百文省、三百文省、五百文省。这些藏品为铜质。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在钱牌简介中说明：“南宋都城临安府铸造，有铜、铅二种质地，是虚值的地方性代用币。”《梦粱录》可能只记载了一种材质的钱牌。

《梦粱录》记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朝省因钱法不通”一句。“朝省”可以简单理解为朝廷，这说明临安府行用钱牌受到朝廷支持；“因钱法不通”则指出钱牌确实是为了代替当时流通不畅的货币而发行。

流通不畅的货币看起来指行在会子。不过，鉴于面额不高于五百文省陌，我认为临安府行用钱牌主要用于中小额交易，并不能完全取代临安城内所有行在会子。类似于民间私自发行的牌帖，钱牌很可能反倒主要填补铜钱缺失的空白。钱牌生效后，二百文以上的交易都能使用钱牌，铜钱则被挤压到更小价值的交易中，需求量由此下降。另一方面，大额交易仍需使用

一贯面额的大额货币，尽管行在会子已有所贬值。

正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介绍所说，临安府行用钱牌是一种“地方性代用币”，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走向广阔的地域。而币材价值远小于面额，纹样简单易于仿制，非常容易被不法分子伪造，这也决定其不可能成为一种稳定的、长期行用的货币。临安府行用钱牌终究只是为暂渡货币危机所临时制造的地方性代币，一旦货币制度更改、货币流通状况好转，钱牌很快便失去用武之地。我想，历史记载中缺乏有关钱牌的信息，原因正在于此。

无论使用牌帖还是钱牌，都表明民众和地方官府对现行货币流通状况的重重疑虑，并展示出币制创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二者只能在小范围内流通，牌帖还被朝廷禁止，它们并没有成为主要货币的力量，行在会子与铜钱依然是经济活动中最常用的货币。公元1276年，临安城被攻破，南宋剩余力量流亡外地。

行在会子、金银关子等纸币顿时失去了朝廷的保障。持有者无不倍感恐慌，蒙古人会怎么对待这些本身毫无价值的纸币？会组织兑换，给予一线生机，还是直接扔进废纸篓，不见天日？没有人知道结果，没有人不忐忑。

历史终究走向了善意的一面。至元十二年（1275），忽必烈听从了熟知南宋情况的吕文焕的建议，以南宋会子五十贯当作元朝的一贯中统钞。这是一项积极的政策，蒙古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了南宋民众的财产。作为纸币，行在会子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它就这样在人们兑换的喧嚣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默默地走向终结。

文章原名《南宋纸币的惨淡结局》，稍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