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山铁冶岭下（上城区学士桥路3号），有一座花园式别墅，是国民党中将、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的旧居，人称“碧梧小筑”。

碧梧小筑建于20世纪30年代，用青砖砌就的围墙圈起，中间开有一门，门楣上方有一匾额，上刻“碧梧小筑”四字。进入大门，是一个大院子，庭院宽敞，花木扶疏。穿过庭院，是一幢主楼和附属用房，主楼全用青砖实砌，两层楼，坡顶式，覆以洋瓦。楼的入口处有一半圆筒形、向外突出的门厅，上为阳台，用四根柱子支撑，阳台边围以栏杆。因倚山而筑，地面潮湿，故主楼建在一离地约0.7米的平台上，以保持干燥。1948年初，国民政府中央气象局杭州气象站设在这里。杭州解放后，此楼为部队接管。现为浙江省军区所用房屋。

参加“四一二”政变

祝绍周（1893—1976），字芾南，浙江绍兴人。出生于贫苦家庭，父以采樵为业，母佣于杭，他自幼随母在杭州长大，所以往往说自己是杭州人。

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帝国主义进一步策动蒋介石叛变革命。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分别召集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青红帮头目，密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阴谋。4月11日，发出“清党”密令，上海形势骤变。但在动用何种武力实施阴谋上，蒋介石费了一番心机。北伐东路军虽是他的嫡系部队，但因周恩来曾在这个军任过政治部主任，蒋介石认为不适合作为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主要力量，就命祝绍周所在的二十六军开进市区，实施全面屠杀。祝绍周就在宝山路天主教堂指挥第二十六军第二师与杜月笙指挥的“共进会”门徒相配合，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了闸北、吴淞等处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拘捕了顾顺章、周恩来等，并丧心病狂地向手无寸铁游行示威的群众开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20多年后，祝绍周对这次反革命政变还不无遗憾地说：“当时周恩来与顾顺章都同时被我一度扣留，因恪于未奉明令，纠察队缴械后随即释放，当时除恶未尽……实深惋惜。”

通过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祝绍周与杜月笙结成了莫逆之交。有一次杜月笙宴请祝绍周，杜见祝骑马而来，立刻吩咐手下打开车库，指着五光十色各式各样的汽车对祝绍周说：“芾南兄，如不见弃，请任选一部。”祝绍周很惊喜，并不推辞，当场选中了一部尾部方形的黑色汽车。谁知开出来后才知道该车头部也是方形的，是一部老款汽车，虽然懊恼，但也不好意思再选了。

草拟抗日文章

1928年5月，日寇炮轰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济南惨案”。祝绍周愤恨日本人的暴行，深知日本的狼子野心，就草拟了《中国应对日本准备作战》一文，对日本的阴谋，中国应如何着手备战，以及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的理由，一一详述，并于1929年2月上呈蒋介石。然而，当时“中日亲善”的论调高唱云霄，大家都以为他无病呻吟，没有引起充分重视。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起，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统率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赴沪抗战。祝绍周即刻被调任第五军参谋长，开赴前线，临行前预立遗嘱，对儿子谆谆致意，勉其上进，为国报仇。在淞沪抗战中，他与众官兵奋力拼杀，挫阻了日军南侵的企图。以后，长城战起，他又奉命担任保定警备总司令兼新兵训练处处长，负责河北中部地区警备工作，同时主持第一线的补充兵训练。

最早获悉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事变前夕，张学良曾密电驻扎在洛阳的东北军炮兵６旅少将旅长黄永安，“迅速包围洛阳机场，控制全部飞机”。但是，黄永安没有执行张学良的命令，却拿着密电去祝绍周处告密。

当时，祝绍周任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主任兼任洛阳警备司令，祝惊恐地持枪逼问黄永安意欲如何？黄永安回答道：“当然不听‘乱令’”，“我真心服从委座，怎能执行张副司令的命令”。祝绍周大喜过望，随即给樊崧甫打电话，说：“有紧急事相商。”

樊崧甫时任46军军长，该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当时正驻扎在洛阳一带（两个师）。这天早晨，樊崧甫与手下的两个师长正准备去龙门游玩，接到祝绍周电话后，预感有重大事件发生，便迅速赶赴祝绍周处。[SITESERVER_PAGE]

祝将情况介绍后，樊崧甫马上叫祝绍周用电话与西安方面联系，但电话始终不通。樊崧甫说：“一定出事故了，我们要迅速应变。”祝绍周说：“现在洛阳一带只有你的部队，调其他部队远水难解近忧。”由于蒋介石曾作出这样的军令：“没有中央命令擅自调动军队者，以反叛论罪。”因此，樊崧甫对调动军队有所顾忌。祝绍周说：“蒋委员长对你很信任，如果西安的确没有发生变故，你最多受一顿申斥，不致以反叛论罪。”

在祝绍周的鼓动下，樊崧甫迅速调兵占领潼关，并很快形成对西安的包围之势，使西安方面在军事上陷于被动，使之成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谈判中的一个重要筹码。

12月24日，经各方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次日，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坐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当天下午4时30分左右，飞机抵达洛阳机场。在洛阳的国民党主要官员纷纷前来迎接脱险归来的蒋介石。当祝绍周一看到蒋介石走出机舱，就急忙率领洛阳军分校的官生们高呼欢迎口号。突然，祝绍周看见张学良也从机舱走了出来，为向蒋介石表达忠心，他当即带头高呼“打倒张学良”的口号，现场气氛一度紧张。蒋介石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但善于逢场作戏的他，表面上装出恼怒的样子，并大声地训斥了祝绍周，这才缓解了当时的尴尬局面。

就任陕西省主席

1944年，祝绍周奉调陕西省政府主席，在当地做了一些实事。

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法币贬值，陕西省属各机关为获得高额利息，都将办公经费存入私人钱庄或商号，所得利息自行支配，以此提高机关办公人员的收入。祝绍周认为这种现象的最大弊病是造成利益不均，当时，省府田粮处人员从中捞得好处最多，而教育厅和秘书处人员受益最少。祝绍周就硬性规定：凡省属单位经费实行统收统支，一律存入陕西银行，并提高利率，所获利息全部由省政府统筹，实行平均分配，除按月支给生活津贴外，每届年节例有馈赠。这对提高各机关职员的工作积极性起了一定的作用。

西北高原苦于旱灾，祝绍周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施政的重点，先后完成了洛惠、惠、梅惠、泔惠、黄龙、涝惠、沣惠、泾惠八渠工程，灌溉田地达300万亩。由于他对开发水利颇感兴趣，所以，他的部属朋友就送了他一个“土工程师”的绰号。

祝绍周主陕以来，因与西北绥靖公署长官胡宗南的矛盾与日俱增，就以“陕人治陕”为由，向蒋介石提出辞去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并三次致电要求回南京述职，可是一直没有等到复电。于是打点行装，回到南京。

数天后，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劈头盖脸地问他：“谁让你到南京来的？”他答：“我曾有三封电报向总统请示。”蒋介石冷冷地说：“我也有三次电报告诉你当前情势紧急，叫你一定要留在西安。”祝绍周听傻了眼，忙不迭地说：“没有啊，我没有收到电报。”蒋介石不听他辩解，指着他责问：“你不是没有收到电报，而是不服从。现在大家都背叛我，你也不服从我的命令。”并马上命令侍从室把电报原稿找出来，甩在他面前。祝绍周抓起电报一看，电文清清楚楚地写着：“祝氏在西北达十一年之久，声望甚著。在此国家需人之时，一定要以大局为重，留在西北……”

事实上，祝绍周确实没有收到电报，因为胡宗南没有将蒋的电报转给他，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事后，祝绍周沮丧地说：“我一生服公（蒋介石），最后却落了个不服从命令的评语，真是从何说起。”

大陆解放前夕，祝绍周去了台湾。在台湾，他曾当选为台湾浙江同乡会理事长。晚年，常怅望故乡流泪，在去世前的最后两年，常常流露出回家乡杭州看看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