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南线学士公园（今清波桥河下8号），有一幢西式别墅，是20世纪初浙江省省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夏超的旧居，人称“夏家花园”。

夏家花园坐北朝南，主楼呈角尺形，三开间，两层楼，东面是前后两室，中间是楼梯间，西面有三室。楼上是卧室和书房。楼南是一排单平屋，为餐厅、伙房等，相互之间用水泥花架廊相连，为主人进餐厅的走道。夏超死后，此楼为直系军阀孙传芳部属宋梅村所占用。以后，这座别墅曾多次易手。

扩充势力，屡谋事变

夏超，字定侯，乳名守珍，浙江青田人。夏超小时候极聪颖，随父亲夏贡九学习经史，过目就能成诵。光绪二十九年（1903），考入浙江武备学堂第四期，毕业后，留校任学生队队长。光绪三十二年（1906），革命党人秋瑾来杭州发动浙江新军起义。夏超受秋瑾影响，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并任同盟会浙江分会会长。这年夏天，他与同盟会骨干赵一平一起，秘密联络绍兴竺绍康，金华张恭，处州吕东升、周华昌等革命党负责人，调集各地700多名革命党人，以投考为名赴省城，策应秋瑾组织的武装起义。由于清军戒备森严，这次起义未获成功。

不久，浙江巡抚张曾委派浙军标统蒋尊簋在杭州望江门外海潮寺，择地开办弁目学堂，聘夏超为教官。后来，蒋尊簋被调往广西，夏超随同前往，任广西督练所科长。

辛亥浙江光复后，夏超返回浙江，任都督汤寿潜幕僚。1912年，汤寿潜赴南京履新，蒋尊簋任浙江都督，夏超升任都督府副官长，兼陆军小学堂校长。8月，袁世凯派朱瑞接任浙江都督，调夏超为省警察督练所主办、杭州警察局局长。

杭州警察局改为浙江警政厅后，夏超担任厅长。不久，他又兼浙江全省警务处处长，管辖全省各县警察所及重要乡镇警察分所。这时，夏超为扩张自己的势力，多录用同乡人，如水上警察厅厅长叶焕华，警备统领章燮、章培，警练所所长夏尔屿等都是其同乡，都身居要职。全省76个县的警察所长，青田人占32人，所以有“浙江警官，青田人占十之七”的说法。夏超还建立了城防保安处，经其苦心经营，属下拥有2万之众，掌握了浙江军警实力，权倾一时。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恢复帝制，夏超倾向护国，反对袁世凯。1915年冬，他与宁波独立旅旅长周凤岐一起，联络驻省城浙军十二旅旅长童保暄、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台州镇守使张载阳等密谋浙江独立，但遭追随袁世凯的浙江都督朱瑞反对。朱瑞阴谋捕杀夏超等人。夏超先发制人，在民国5年（1916）4月11日晚发动政变，围攻督军署，朱瑞仓皇逃走。浙江巡按使屈映光为独揽大权，假装独立，暗中却依附袁世凯，夏超又联络军政界，逼屈映光辞职，另推吕公望任都督，兼任省长。

但吕公望却认为浙江历次事变，都由夏超主谋，便罢免了夏超警政厅厅长的职务。吕的举动引起了夏超部属的严重不满，夏超乘机鼓动下属一起反对，将前来接替浙江警政厅厅长职位的傅其永殴成重伤，又联合周凤岐、宁波镇守使顾乃斌、第二旅旅长李炜章等赶走了吕公望。夏超则继续担任浙江警政厅厅长。

出兵北伐，不幸被杀

民国13年（1924）冬，军阀孙传芳入浙，夏超投靠了孙传芳，当上了代理浙江省省长。不久，他又疏通吴佩孚，被总统曹锟正式任命为浙江省省长。

民国15年（1926）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率中路军进入江西后，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慌忙调集15万军队负隅顽抗，并至九江督战。中共杭州地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共同掀起浙江自治活动，策划夏超脱离北洋政府。夏超与省学生联合会评议长连瑞琦秘密商议，决定倒戈，派马叙伦赴粤、黄人望赴汉，与广州国民革命军政府约定：夺取九江后，浙江响应，截断孙传芳的退路。[SITESERVER_PAGE]

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广州国民革命军政府特务委员钮永建、吴稚晖经费告急，夏超派马叙伦持款11万援助。10月上旬，经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努力，广州国民革命军政府任命夏超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中将军长，连瑞琦为第十八军党代表。1926年11月15日，北伐军抵南昌，夏超以秋操为名，分兵三路，由杭州进军至嘉兴，正式宣布就任第十八军军长，兼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宣布浙江独立，誓师北伐。

孙传芳闻讯后，大惊失色，急调淞沪警备司令宋梅村、孟昭月入浙。夏超派章燮率部赴嘉兴抵抗，终因部队装备简陋，作战经验缺乏，在重炮轰击下，纷纷败退。当时，夏超在嘉兴火车站亲自指挥作战，最后不得不下令撤退至富阳整顿，自己也回到了杭州。

夏超本来打算经松木场赴富阳，因父亲夏贡九尚在杭州广济医院养病，就命令卫队在松木场稍候，自己赶至广济医院。不料宋梅村骑兵已突入城内，俘获夏超卫队，审问后已知他去向，特守候在附近路旁，等夏超一到，马上逮捕，押送到督军公署宋梅村处。宋梅村电告南昌孙传芳，次日得复电，将夏超捆于督军署前大树下斩首示众。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只有驻军1000多人和警察2000人，为配合夏超北伐，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罗亦农、赵世炎担任起义总指挥。得知夏超兵败被杀后，罗亦农、赵世炎急忙通知停止行动，但因时间紧迫，有些地区的工人纠察队仍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英勇牺牲，百余人被捕，上海工人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

盖棺定，仍有一席

为表彰夏超响应北伐的行动，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褒恤令，追赠他为陆军上将，抚恤嘉奖，一次发给特恤金八千元，年恤金五千元。1927年春，在追悼吊唁夏超仪式上，参议员许行彬送挽联曰：

廿年谋生聚教训，惜无范蠡文种；

一世养鸡鸣狗盗，谁为聂政荆轲。

民国24年（1935）9月27日，《东南日报》刊登了刘尚均《夏超反正之经过》一文，对夏超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了较客观的评述：

国军之底定东南，固由于统帅调度有方，将士舍生忘死；然故十八军军长夏超之举义杭垣，响应革命军，实为北伐战役之成败关键。今陈英士将军铜像，及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屹立湖滨，任人凭吊，独定侯则没无闻，此不能不令人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感。夏之为人，是非自有公论。然彼时以浙江省长之尊，独能卑屣利禄，拒绝北逆，而不惜以生命为革命军助，其决心服膺革命之意，殊属难能可贵。夏超反正之役，为浙江军人易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旗之先驱，动摇孙军全盘军事计划，使革命军得以转败为胜而底定东南。杭沪一带之党人，得夏超资助，使国民党主义渐入民间，其功固不能以其败死而一笔抹煞也。

新中国成立后，杭州的夏超旧居有了新的用途——扩建为内部招待所。改革开放后，这处招待所挂出了“柳莺宾馆”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