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浙江省莘莘学子鱼跃龙门的唯一考场，科举时代的贡院可是风光无比的。每当乡试的年份，全省总有一万多名考生鱼贯进入贡院，贡院内光是用于考生考试的小房间——号舍，就有14000余间，为全国之最，然而却还不够用，有的时候还得用轿子代替，作为增补的临时号舍。

不知道我前世有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今生倒跟贡院结下了不浅的缘分。1979年的夏天，接到杭州一中的录取通过书，我才知道这片校舍当年就是贡院的旧址。学校的门前仍旧保留着“贡院前”的地名。只是到了1995年改造凤起路时，“贡院前”拆除，并入凤起路，地名也消失。而我当年就读的杭州一中也恢复了旧称：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恐怕是没有人记得了。

科举往事

我记得学校门内正中间就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就是这条甬道，六百多年前就开始承载着浙江人的青云之路：两袖清风的民族英雄于谦、心学大师王阳明、明末抗清英烈张苍水、现代教育之父蔡元培都曾在此中举。以前的贡院三面环河，朝南的大门外有“天开文运”的牌坊，还有浙江巡抚阮元题的对联：“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潮来。”我进杭一中的时候，这些当然都已经不存，河也都已经填了，只记得学校的正对门是一个大型的丝织厂，我们放学，他们下班，两股人流，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贡院说是风光，但平时却很冷清。清代的乡试三年一次，都在八月份举行，而在其他时候，这么神圣的地方也不敢挪作他用，只好空置着。由于常年空置，难免屋舍失修，庭院更是杂草丛生甚至蛇虫出没。所以，每当举办乡试之年，浙省官员例行的首要任务就是整修贡院。有一年翻修，居然在贡院内捕捉到300余条蛇，全部盛于竹笼之中，组织各路乞丐去分头叫卖，这在杭州也传为奇谈。

明清的科举考试一般要考三场，每场考试要考三天，考生和考官的吃喝拉撒全在贡院中。三天的考试中，饭菜可以自己带进去，而饮用水则难以自带。所以，每届乡试，官方都会雇佣众多水夫挑水进贡院，为考生和考官提供饮用水。但是，这种做法也为夹带作弊创造了条件，当年的《申报》对此也有记载：“头场于水夫挑水桶底搜出传卷四十七篇，照例惩治云。”

惩治是惩治了，但总不是个办法。1877年，熟悉水利的梅小岩来浙江就任巡抚。他注意到贡院供水的诸多弊端，就想到引西湖水进贡院，在贡院内创建自来水，并且是采用西法，用洋铁管引水。这也是杭州城里最早用上的自来水。我们读书的时候，每一进校舍的前面还有一长排的自来水管，供水都是过滤的，拧开水龙头就可以对着嘴喝，在当时堪称先进了，所以至今印象深刻。

在贡院里举行的最后一场科举考试是在1903年，这以后废科举兴学堂，贡院也就自然而然地摇身一变成了新式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13年，又改名叫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个“堂”字和“校”字，便显示着两代学制蜕化的痕迹。前清各级学校都称“学堂”，民国元年始改称“学校”，且所谓“省立”“国立”等字样，亦是民国才有的名目。当时的浙江十一府，各有一所省立师范，杭州的排第一，因为承袭着历朝产出人才的贡院遗址，俨然一个“老大哥”的样子。

薪火精神

此后，学校又先后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浙江省立高级中学、杭州高级中学、浙江省临时联合高级中学。1951年改名为浙江省杭州第一中学，1985年复改称为杭州高级中学。在这所有着贡院背景的名校里，经亨颐、沈钧儒、李叔同、夏丐尊、马叙伦、陈望道、刘大白、蒋梦麟、鲁迅、朱自清、叶圣陶等诸多名师，以此为实践理想、发展事业的平台，培养了诸如郁达夫、徐志摩、丰子恺、汪静之、柔石、陈建功、蒋筑英、金庸、张抗抗等无数杰出人才。

学校的甬道两侧是球场和草坪，这里曾是浙江新文化与旧社会激烈交锋的战场。当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浙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从当时被称作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园内波及全省的。今天的校园内还立着一块“一师风潮”的勒石，所谓的“一师风潮”是贡院前抹不去的记忆，也是“五四运动”在浙江的觉醒标志。

甬道的尽头是被称为“一进”的清末仿日建筑。一进、二进的称谓，据说也是从日本引进的称呼。清末民初，知识界普遍师法日本，杭高的许多教师都有留日的背景，这所学校也与日本颇多渊源。一进的楼前植着两棵硕大的樱花，每年樱花开花的季节，学校就会有日本友人来访。我们读书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日本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第一个老师，一切也就颇有了跟国际接轨的味道。

二进的楼上西首有一处鲁迅纪念馆，据说当年鲁迅的宿舍就在那里，就在那个人们还梳着长辫子的时代，这个剪平头穿西装的28岁青年就已经在生理学课堂上讲起了生殖系统，还鼓励学生去解剖尸体，只是当时的他还不叫“鲁迅”；与鲁迅宿舍正对着的东首是李叔同的宿舍，不过，我们读书的时候，还不太讲起他，只在毕业典礼上唱起“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骊歌时，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传奇的人物。

二进E字型建筑的东侧有一座假山，从假山过去是一座用大块石料建筑的图书馆，图书馆的背后是一处悠静的所在，我们当时正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把这里叫作我们的“百草园”。百草园里有一口几近干枯的古井，还有一些断垣残碑，躺在乱草丛中。后来才知道，这里面还有乾隆皇帝的御碑。这些在今天的“杭高”当然已经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还建起了专门的碑亭，不过回想起来，倒是断垣残碑的时候更能激发起真实的历史沧桑感。

当时的杭州一中是初中、高中并行的六年制中学，学校的学风是继承了贡院的薪火精神，老师认真负责、无私奉献；学生刻苦勤励、力争上流，所以，它在当时杭州的中学中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大”。我们佩戴着白底红字的“杭州一中”校徽，走在街道上，还颇能赢得一些赞许。那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年份。

在我的印象中，尽管学业也不可谓不紧张，但那时候的学生学得还是比较愉快的，有张有弛。下课放学的时候，球场上总是欢声笑语，老师有时也会跟学生一起打球，不像今天的校园，球场都成了摆设，放学后的孩子又被送进各个补习班，操场上，只有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这也算是变迁吧，贡院默默见证着的变迁。

变迁着的还有学校周边的环境。我前面说过，贡院的正对门是一家丝织厂，其实这一带原本就是丝绸机坊林立的地方。杭州素称“丝绸之府”，从前清民国开始，杭州的机坊主们就看上了这块出产锦绣文章的风水宝地，纷纷聚集在贡院的周边。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公私合营的改造，合并成了几个大的国营丝织厂。现在丝织厂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围绕着老贡院的周边却开起了一个丝绸市场：杭州中国丝绸城。从1987年开办，至今也有30多个年头，里面进驻了600余家商户，外地客人来杭州总喜欢寻份地图按图索骥地来逛逛，带些杭州的丝绸回去。本世纪之初，它最兴旺的时候，年销售总额达40个亿，年客流量在500万人次，人声鼎沸。但这500万川流不息的客人中，有几个会知道旁边那个曾经风光一时的贡院呢？

昔日的贡院静静地在那里，今天的学校依旧书声琅琅。所谓文脉或者说文化的传承，原本就是一件很寂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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