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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饮食业半个世纪的甜酸苦辣
来源:方志杭州微信公众号  作者:  日期:2019-11-19

近半个世纪以来,杭州的餐饮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生活品质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最直观的感受,与百姓的一日三餐息息相关。的确,饮食服务业的变迁,折射出当今社会的许多变革。笔者有幸拜访了杭州酒家原总经理胡忠英(荣获“中国十佳烹饪大师”等数个桂冠头衔),一位见证了杭州餐饮行业跌宕起伏的领军人物。从他从事餐饮业数十年所经历的甜酸苦辣故事中,我们可以还原杭州社会变迁的某些细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回忆这段大变革的时代。

胡忠英生于1948年,生长在杭州鼓楼附近的一个普通家庭里。1965年,胡忠英在杭州第五中学毕业。1967年,他被分配到江干区饮食服务公司下属单位望海楼酒店工作。那年,他才19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杭州西湖景区周边有点规模的餐饮场所,或西湖照相馆等统归市公安局第八处管理。人们称在这些单位工作的人叫“暗钩儿”(如发现可疑的人,可立即向公安局报告)。

当时,西湖区管理岳湖楼,园文局管理楼外楼、天外天,上城区管理天香楼餐馆、杭州酒家等。而我所在的望海楼,属于江干区最好的餐馆,员工近百人,地点就在钱塘江边的浙江第一码头对面。

那时的杭州,虽说已经有了公路、铁路等交通方式,但是水运仍然在货客运输上占据着不小的比重。旅客在钱塘江的南星桥埠头登岸,出了码头,迎面就能见到街对面的“望海楼餐馆”几个大字。望海楼作为江干区餐饮行业的“龙头老大”,门口横幅上写着“京杭大菜”四个字。此时,餐饮界还没有“杭帮菜”这样的说法。如果哪家餐馆打出“京杭大菜”的招牌,就非同小可,在杭州城里算得上屈指可数的高档饮食场所了。

由此,望海楼餐馆的生意向来兴隆。不过,到了我进望海楼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物质供应匮乏,每天购进的菜料,如果店里能拖来一蒲儿猪肉,就算是上等食材了。

因此,我们只能在猪肉类菜肴上变变花色,斩丝切片,糖醋排骨、梅菜焐肉算是高档菜肴了。尽管如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我制作的杭帮菜肴在当年的望海楼一带就已经小有名气了。

1980年,上级将我从望海楼调到杭州酒家,开始在灶头上做事。

杭州酒家是杭州市饮食服务公司的一家直属店(而望海楼是江干区饮食服务公司的下属单位,属于区级餐馆),地处市中心,在靠近西湖的繁华大街上。

刚解放时,这家酒店就被政府接管(属市公安局八处领导)了。

20世纪五十年代时,如果有贵宾到杭州来,一般下榻在湖畔的大华饭店,进餐就近安排在杭州酒家。因为这里在安全、卫生、菜肴等方面的保障条件比较高。

改革开放后,杭州有了外宾接待任务,饮食企业也由市公安局八处划归到了市商业局管辖。如果有外国旅行团到来,任务首先落实到杭州酒家。当时国家政策有规定,全市只有四家餐馆可以接待外宾(时称“定点单位”),分别是杭州酒家、楼外楼、天香楼和知味观。在人们眼中,只有这几家餐馆在安全、卫生、菜肴质量上能得到较好的保障。

杭州酒家的一楼、二楼作为内宾服务场所,三楼被称为“外宾餐厅”。为了做好接待外宾任务,我们不仅在服务员上做了优选——特别选择年龄较轻、形象较好的女孩作为“外宾餐厅”的服务员,还在装潢上下了不少功夫——虽然三楼的“外宾餐厅”也只是一个大厅(当时尚无“包厢”或“雅座”之说)。我们向上级打了报告,申请拨款进行翻修(那时没有“装潢”这个说法,只有“大修”“小修”之别),把三楼的地板刷上油漆,窗户挂了窗帘,墙壁也刷得雪白,餐桌上铺起了台布(20世纪八十年代初,杭州几乎所有餐馆都没有配置桌布,只有“涉外餐厅”的餐桌才铺有桌布)。

为了做好接待外宾工作,厨师们开始在菜肴花色上动脑筋,请来了20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的老厨工做师傅,让他们传授烹饪技能,将制作高档菜肴的方法教给大家。实际上,在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高档菜肴就销声匿迹了。多年来,物资供应紧张,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买肉要肉票,买油要油票,买糖要糖票,大米要凭粮票,根本谈不上高档菜这样奢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了。

在那时人们的眼中,如果哪家餐馆被允许接待外宾(涉外定点单位),市民就认为这是一家只有洋人才被允许入内的“高级餐馆”。如果哪个人被邀请到涉外餐厅吃饭,受邀者多少就会有一种荣耀感,或者说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从1984年开始,我担任杭州酒家的总经理。上级对于外事招待非常重视,来店就餐的客人主要是一些涉外单位,如外贸公司、有接待外宾任务的外事单位,或者涉外旅游团体。当年国外旅游尚未兴起,全市接待港澳台同胞和外国人的旅行社只有两家,一家是中旅(中国旅行社),另一家是国旅(中国国际旅行社)。对于这两家国营旅行社的工作范围,上级也做了具体划分,中旅主要是接待港澳台同胞,国旅主要是接待欧美、日本等国家(地区)的旅客。

杭州酒家三楼以接待外宾为主,上级对于接待外国人有许多详细的条文规定。譬如,进出口公司带来的外宾,如果只来了一位外商,至多只能有三个内宾陪同就餐;来了两位外宾,中方人员也只能有四人陪同,标准为15元/人(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150元一桌的饭菜已经相当不错了(当时,内宾便餐只有20元一桌)。而且,上级规定,酒水、饮料等的费用不能超过总餐费的三分之一。如果有人超过了标准(时称“超标”),回去以后,财务就不准报销。不过,如果是外宾请国内客人吃饭,倒不在这项规定范围之内,允许吃多少算多少。

那时的餐馆全部是国企,尤其是甲级餐馆(杭州酒家属于甲级餐馆),上级对于各项开支都有严格标准。例如,餐馆的毛利不准超过35%(丙级店不超过28%),也就是说,菜料本身占成本的65%(“毛利35%”包括了人工、场地、水电、税金等费用开支)。那时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猪肉、鱼类、鸡鸭、大米等国家有统一价格,如果定价超标了,物价部门就要来查了。

记得有一年(八十年代初),有一个日本餐饮代表团到杭州来考察,对方通过旅行社向我们(杭州酒家)开出订单,要求以3000元/桌的标准就餐。

大伙听了,一下子傻了眼,那时的所谓高档宴席,二三百元一桌就已经相当炫目了,如此“超标”的一桌菜肴怎么做?大家不由犯难了。

于是,我们请来了在20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就在老字号餐饮业打拼过的老师傅,成立了顾问组,由他们向大家介绍传统杭州高档菜肴的制作方法及采用的原料。现代人称作的“美食家”,老底子杭州人叫“吃客”,他们有“山八珍、海八珍”之说,“山八珍”以熊掌为代表,“海八珍”里包括了鱼翅、海参、燕窝等名贵食材。这次招待日本餐饮代表团的经历,算是给厨师们开了眼。

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杭州涌现出许多乡镇企业。有些乡镇企业老板带人到店里来吃饭,他们穿着不怎么样,皮肤黝黑,说话带着浓浓的口音,甚至有人还卷着裤腿走进店堂。可是,点起菜来一点都不含糊,不由得让人刮目相看。那些国营大企业老总请客时都要“缩手缩脚”的高档菜肴,这些人竟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下单了。

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上级鼓励大家到深圳特区去参观学习。我也带了几个同事去特区考察了几次,才使大家在观念上有了根本的转变。大家走进特区的涉外单位(高级餐馆或星级旅馆),这些地方在杭州是老百姓“望而怯步”的场所,可是在特区,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也能和外国人一样,自由进出。

反观当时的杭州,凡是所谓“涉外宾馆、餐馆或商场”,普通市民是不能进去的,里面高档的菜肴、华丽的装饰以及现代化的设施,让人敬而远之。老百姓只能在门外张望一下。如果有人想要到高级宾馆里去会见亲友,必须先在大堂里登记,然后,由服务员打电话到房间,让客人下来。人们只能在大厅里会见客人,根本不允许踏入宾馆的客房。令我们惊讶的是,在特区,几乎没有这样的规定,市民只要消费得起,也能与外宾一样,自由地到宾馆住宿或到在高档餐馆就餐。


时至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上级派我到捷克工作。当时,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在捷克有一个办事处,他们有意在布拉格开一家中国饭店,取名“杭州餐馆”,要求市饮食服务公司派遣会做杭州菜的厨师过去。于是,我应聘到布拉格工作了两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我出国前后的那个时期,东欧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出国前,捷克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未料到了那里,他们就“改朝换代”了。虽然我们在捷克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的烹饪技能有了一个飞跃。在捷克人的眼里,“吃中餐”是一件大事,每次到中餐馆就餐,着装相当讲究,男人必定西装革履,打上领带,女士必定仔细打扮后才能出门。

在那两年的工作期间,我发现,捷克人非常认可杭州菜的口味,对我们制作的菜肴常常赞不绝口,杭州餐馆的生意非常火爆。正当大家信心满满,想在捷克开创一翻新天地之时,情况有了变化,变革后的捷克,新政府对原资产所有者要“落实政策”。杭州餐馆的房子是租来的,根据政策要还给原产权所有者,因为新政府不认可原政府签订的协议。于是,大家只好收拾铺盖,打道回府了。

1992年下半年,我回到了国内。那时,杭州市饮食服务公司准备在延安路(原素春斋的位置)上筹建了一家餐馆,叫南方大酒店,任命我担任总经理。

虽然在国外我只呆了两年,不过,我制作菜肴的技能等有了长足进步。我根据欧洲人的餐饮习惯,吸收他们制作菜肴的长处,并把这些国外的餐饮特色融进了传统杭菜的制作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由此,我在原杭州传统菜肴的基础上,创作了“迷踪菜”,也就是在杭州菜的口味中融进了外地菜肴特色,“土洋结合”,令传统杭式菜肴更上一层楼。

2004年,延安路改造,南方大酒店被迫暂时息业。我们将南方大酒店搬到了城东的环城北路上,重新开业。此时,上面传来了一个消息,国家商标注册有新规定,一般不能用地名作为商标或店名,我们原来的店名“杭州酒家”如果闲置两年不用,这个商标就要被注消了。

当时大家在想,“杭州酒家”是一块近百年的老字号品牌,尤其是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们付出了难于计数的心血与汗水,不管是在杭州人心目中,还是外地到杭的游客中,有口皆碑,怎能这样轻易地放弃?况且,店里的老员工对于杭州酒家都有一份难于割舍的情怀。

于是,在城东开出的这家新餐馆,我们接下了“杭州酒家”这块牌匾,原班人马,制作的菜肴也与原来延安路上的杭州酒家一脉相承。

许多老食客,许多闻讯而来的外地游客,纷纷赶过来,每次他们远道而来,总会不由自主地打听:“你们什么时候再搬回西湖边的老位置?”

我总是一句老话:“快了,我们总有一天要搬回去的。”2013年下半年,延安路改造工程竣工。现在,我们又回到了昔日的地方,新的杭州酒家在湖滨的延安路上重新开张。

复业的那天,店前排起了长龙,仅南方大包就卖出了几千个。

我知道,多少年来,杭州酒家、南方大酒家,伴随着一代市民的味蕾,每一个到过那里的食客,都有一份难于割舍的情感。我们制作的菜肴,不仅唤起了人们对于老杭州味道的记忆,也寻找到了自己流逝的青春岁月。


人物介绍:胡忠英

男,汉族,1948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分宜县。国家中式烹调师高级技师。1967年1月从事餐饮行业至今。擅长杭帮菜(迷踪菜)、创新花式菜的烹制,中高档庭宴(美食节、展会)策划制作、厨艺培训及红案作业等。曾担任杭州酒家总经理、中国菜创新研究院院长、杭州杭菜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职。1967年1月,胡忠英进入杭州望海楼酒店。1996年,被杭州市人民政府授予“杭州市劳动模范”称号。1998年,被评为“浙江省技术能手”。2000年10月,被授予首批“中国烹饪大师”称号。2000年11月,被杭州市人民政府贸易办公室、杭州烹饪协会授予首批“杭州烹饪大师”称号,并在中国首届美食节期间,被评选为“中国十佳烹饪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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