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城区菩提寺路4号，是爱国将领何柱国（1897—1985）的旧居。何柱国旧居建于1947年。这是一幢西式别墅，占地面积为75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30多平方米，假三层，三开间，共有大小房间17个。整座楼房以青砖实叠砖墙和空斗砖墙混用，外墙用混凝土粉饰，坡顶，覆以洋瓦，正中阁楼气窗，外观朴实大方，采用高档木材装饰室内。

打响长城抗战第一枪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932年1月，日军大举向关内进犯，集结于山海关外沿长城一带，形势骤然紧张起来。7月，张学良任命时任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五旅旅长的何柱国兼临永警备司令，下辖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5县，何柱国面对气焰嚣张的日寇，率领全体将士枕戈达旦，修筑工事，坚守孤城，准备与侵略者决一死战。

12月8日，驻锦州关东军以追击抗日义勇军为借口，向榆关城内开炮，蓄意挑起战争。何柱国出面交涉时，日方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关东军直接采取行动，占领并封锁长城各隘口；二是由何柱国出面缓冲，在滦东、热河成立独立自治区。并说，日方希望最好能避免直接行动，如果他同意出面缓冲，可以立即给他200万日元以及供给全部饷械。否则只能采取直接行动，不但占领长城各口，还将进取平津。

何柱国心中明白，除了誓死一拼外，别无选择。随后，他星夜赶往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了谈判的经过，说：“事情已经到了图穷匕首见的最后时刻了！”张学良听完后，沉思了一会儿，答：“我知道，咱们拼了吧！”接着开了几天秘密军事会议，做了军事部署，决定调晋军商震32军开赴冷口、西北军宋哲元29军开赴喜峰口、东北军王以哲67军112师开赴古北口、东北军万福麟53军一部和缪流116师开赴界岭口以北地区，增援何柱国部。

1933年元旦早上，日军向何柱国部开枪挑衅，并自行炸毁营房门窗，却反诬中国驻军所为。2日上午，在铁甲车、飞机、山野重炮和海面炮舰的掩护下，开始攻城。中国军队奋不顾身，英勇还击。何柱国曾亲临前线，誓言但留一兵必固守。

当敌人的炮火炸开城墙后，营长安德馨率领全营士兵与日寇展开了肉搏战，他们手中的大刀如疾风一样，所到之处，鲜血飞溅。全营300名士兵几乎全部殉国。由于寡不敌众，榆关守军不得不退守至榆关以东十余里的石河一线。至此，榆关沦陷。

榆关虽然失陷，但却给敌人以重创，日寇伤亡在400人以上。榆关之战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

为工农红军让路

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武装反蒋”口号，同时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宁晋停止内战，共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但蒋介石却无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成立“剿共”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调集16个师外加3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

1936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西征进入宁夏，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当时何柱国骑兵军的3个师分驻在固原、海原及同心城，红军插入其间，彭德怀写信给何柱国军长，说明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同心城，全部撤出固原城及其以南，不要扰乱红军抗日先锋队接援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并讲明在何柱国的军队移动时，红军给予方便，决不进攻。接着又派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前去谈判。

何柱国坐不住了，他把自己的参谋长孟绍周叫来，颇有感慨地对孟绍周说：“此时不正是东北军为国奋起抗日的大好时机吗？现在国难当头，只有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团结一致，方能抵御外侮。在这紧要关头，你我若阻挡抗日，围击红军，当成为历史罪人，将永远被后人唾骂！”

于是，何柱国不顾个人仕途，甚至置个人安危不顾，毅然决定为红军让路，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让开道路。[SITESERVER_PAGE]

参加华北最激烈的战斗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平津陷落，日军沿平绥、平汉、津浦、同蒲四条铁路线继续进攻，企图占领山西，以便控制华北。为了守住太原，保卫山西，何柱国奉命轻装北上，连夜进入阵地，修筑工事。他采取口袋战术，待日寇进入包围圈后，以猛烈的炮火压住敌人，当场击毁日寇坦克3辆，装甲车10多辆，杀敌数十人。战斗延续了一天，何柱国骑兵军打退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

保卫太原的忻口会战，是华北抗战中最激烈的一战。在鏖战时，何柱国骑兵军会同贺龙120师在晋北神池、老营、偏关、五塞、岢岚、宁武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日寇后方，破坏交通运输线，截断敌人的补给与增援。有时直接袭击日寇第一线的兵力，进行战役配合，支援忻口主力部队作战。

1937年11月9日，太原失陷，何柱国率领的骑兵以团或连为单位，连续数月向朔县、井坪、平鲁、岱岳、应县等日寇据点进行夜袭，破坏桥梁，打击敌人。1938年2月底，日伪军一股3000多人，由山阴出动，向乃河堡、老营、偏关进犯，另一股日伪军2000多人，由朔县奔神池进攻根据地。何柱国立即命令骑兵第3师各团，在榆树湾附近与敌展开激战，毙敌400多人，收复了河曲、偏关、老营、利民、神池等地。

晚年在杭州的岁月

1947年，何柱国的老友沈鸿烈在浙江任省主席，沈鸿烈邀请何柱国来杭州定居。当时，何柱国已双目失明，他听说杭州有一位治疗眼睛的名医，便欣然来杭。遗憾的是：他的双眼最终还是未能复明。

新中国成立后，何柱国仍在杭州定居，并在南星桥办了一家糖厂，尽量安排原东北军旧部属在此工作。但是，由于不善于经营，不久糖厂就出现巨大亏损。何柱国只得将企业、房产或卖掉或捐赠国家。菩提寺路4号这幢楼房也拟卖掉。周恩来得知此事后，让他留下这处房屋养老，糖厂的事全部由政府处理。周恩来来杭州时，还特地去菩提寺路4号看望了这位共产党人的老朋友。1954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赴北京开会。1956年12月12日，何柱国去北京参加“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何柱国本着拥护党、爱护国家的立场，实事求是地向党提了两条意见：一条是关于选举的，他提出候选人的名额应该多于当选人的名额，使选民有选择的余地；另一条是农民粮食不够吃，而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改善和提高农民生活应是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因这两条意见，他被划为右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住房多被侵占，只给他留了一间房。粉碎“四人帮”后，落实了房产政策，大部分房间还给了主人。1979年，何柱国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常委，并告别杭州，移居北京。

晚年的何柱国对长期被羁押在台湾的张学良将军极为怀念，对祖国统一大业十分关心，曾考虑以老残之躯独身赴台，但未能成行。临终前曾一再寄语在台湾的原东北军同事、同学，务要深思熟虑，发扬军人对国事应有的责任感，积极促成祖国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