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城区积善坊巷10号是一幢豪华的五开间四层（含地下层）欧式楼房。它的主人就是当年曾有“蒋半城”称号的民族资本家蒋抑卮。蒋抑卮旧居建于1929年，建筑费用约为15万银元，整幢楼房采用高档优质石材，内室用花色水磨石和硬木地板铺地，汉白玉石转角楼梯，石膏天顶，花形大吊灯，装饰多用铜材、楠木，配以落地玻璃门窗，正厅与客房用青砖砌隔，有门互通。新楼落成后，一度曾是官巷口一带的标志性建筑。

鲁迅先生的密友

蒋抑卮（1875—1940）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杭州。蒋抑卮的父亲就是在杭州开设蒋广昌绸庄的大老板蒋廷桂（字海筹）。

光绪二十八年（1902）蒋抑卮离开杭州，自费赴日本东京留学。这时，他如同日本江户时期的文人那样，特别喜欢日本古代作家吉田兼好的《徒然草》。《徒然草》时而谈情趣、时而论理念、时而说世相，并不拘泥于某个方面，而其中最具撼动力的，无疑是对人生死亡问题的剖析。读完这部书后，蒋抑卮忽然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道理。

1903年4月，蒋抑卮结识了当时正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的鲁迅。两人交谈后觉得颇投缘，就成了常来常往的密友，常聚在东京的小茶馆里谈天说地。1904年6月底，蒋抑卮学成归国，但与已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的鲁迅保持着信函往来。10月8日，鲁迅致蒋抑卮信说：

前尝由江户奉一书，想经察入。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昨忽由任君克任寄至《黑奴吁天录》一部及所手录之《释人》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闻素民已东渡，此处浙人颇多，相隔非遥，竟不得会。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懒与酬对，所聊慰情者，廑我旧友之笔音耳。……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惟往纳学费，则拒不受，彼既不收，我亦不逊。至晚即化为时计，入我怀中，计亦良得也。

看完鲁迅的信，蒋抑卮很感动，因他资助鲁迅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学费，在他固执地不要鲁迅归还的前提下，鲁迅便用这笔钱买了一只自用的怀表。蒋抑卮在随后的回信中表示：“自己作为长兄，我将继续给你资助。”

1909春，蒋抑卮因耳病复发，赴东京医治。鲁迅曾多次赶往医院去探望。一次，鲁迅先生谈起了自己《域外小说集》的翻译情况，蒋抑卮听了很赞赏，决定为鲁迅出版此书代付印刷费。不久，《域外小说集》便问世了，第一册印了1000本，第二册印了500本。

1936年7月，蒋抑卮到上海大陆新村9号，看望病中的鲁迅。蒋抑卮此行的目的是：邀请鲁迅去莫干山避暑疗养，或去日本东京治病。但鲁迅哪里也不想去，他带着久病初愈的心情，与蒋抑卮谈翻译、谈刊物，十分高兴。鲁迅的病仿佛真的好了，蒋抑卮告别时说：“到冬天我来为你办个庆祝你工作三十年的纪念会吧！”可惜三个月后，鲁迅的病又复发了，而且来势凶猛，仅三天就去世了。蒋抑卮很悲痛，后悔当初没有坚持劝鲁迅去日本治病。

建议开办商业银行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为拒绝外款，自办铁路，杭州11个府的各行帮、家族巨头及其代表160人集会上海，成立浙江铁路有限公司，确立了绅商两界联合办路的局面。光绪三十三年（1907），苏杭甬铁路沪嘉段开始开工兴建。英国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强迫签订借款150万英镑合同，把路权出卖给英国。消息传出，激起了江浙各界群众的强烈愤慨，汤寿潜、刘锦藻主持召开浙江铁路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定成立“国民拒款会”，开展保路活动。[SITESERVER_PAGE]

浙江的保路运动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各阶层人士纷纷认购苏杭甬铁路的建设股票，短时间内，认购股款就达到了2300万银元（超过英商借款数的1倍还多）。广大民众的爱国激情迫使清政府不再坚持苏杭甬铁路必须使用英商借款的决定。

然而，随着认购苏杭甬铁路建设股票的实收股金源源不断的增加，巨额路款的保管和利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铁路公司先是将钱分存于杭州、上海的30多个钱庄中，但支取却相当不便。就在这时，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蒋抑卮，便向汤寿潜提议：创办一家自己的商业银行。这一建议被采纳后，浙江铁路公司内部便出现了一家附设的铁路银行（当时，这家银行开设在中山中路旁的太平坊巷内）。

可是运行了一段时间后，这家铁路银行就露出了弊端：银行与铁路两者合在一起造成股权混淆不清；而银行业务与铁路业务，性质又完全不同。于是，在1907年10月5日，这家内部银行又从铁路公司中彻底分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的商业银行，依据“振兴实业”的办行宗旨，股东们将其命名为“浙江兴业银行”。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成立后，蒋抑卮是大股东之一，并任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不久，开始主持浙江兴业银行的工作，他坚持讲究稳健处事，存款、贷款尤重信誉，“要求准备充分，宁可不放，不可滥放”。同时重视人才培养，尽力拓展员工的业务理论知识，不惜重金引进高层管理人员，以保证银行决策、经营与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

针对浙江兴业银行人事权力分散之弊，1915年，蒋抑卮曾与叶揆初、沈新三、项兰生等人在杭州灵隐韬光闭门七天，草拟一部章程，同人戏称“韬光宪法”，其要点如下：

改上海分行为本行，杭州、汉口、天津、北京各行为支行。股东大会选七人组成董事会，三年一任，连选连任。董事会行总办事处制，举三人为办事董事；三人中再举一人为董事长，掌全行重大事务的裁决权。总办事处内设书记长一人，下设总部。

大政方针确定后，兴业银行便开始广罗人才，加速发展，分支机构遍设大江南北重要城市，一度成为旧中国实力最强盛的商业银行。在1918年至1927年的十年间，兴业银行吸收存款在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中曾五次位居第一。

私宅成了伪市长官邸

积善坊巷的蒋抑卮旧居建于1929年，落成后，蒋抑卮一直在此居住。1937年7月，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杭州沦陷之前，蒋抑卮带领全家离开杭州，避入上海租界。离开之前，蒋家留下了一个叫石正潮的仆人在此管理房屋。

日寇占领杭州后，一个叫何瓒的汉奸当上了杭州市市长。这个伪市长霸占了蒋抑卮的住房，使这座私宅，成了“市长官邸”；蒋家留下管房子的仆人石正潮也被强迫成为了市长的佣人。

1939年1月5日，何瓒以“市长”名义发布了对杭州市民横征暴敛的“一号通令”。这使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杭州市民切齿痛恨，也引起国民党“中统”浙江站的注意。不久，“中统”浙江站派出4个特工前去杀何。

当时，蒋抑卮旧居已被改造成“筑有高墙，平时两扇黑漆大门紧闭，内有两名保镖负责警戒”的市长官邸。但是，在1939年1月22下午，陈夏牛、吴荣才等4人，还是在戒备森严的市长官邸内成功地将伪市长何瓒打死。消息传开后，一时轰动整个杭城，市民暗暗称好。蒋抑卮的这座私宅也就成了广大市民关注的焦点。

当时，在上海避难的蒋抑卮也获悉了这一大快人心之事。但遗憾的是：蒋抑卮生前未能看到日寇投降的那天，1940年，蒋抑卮在上海病逝，享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