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从慈禧太后回銮进京的1902年一直到中华民国最终确立的1912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在西方列强的重重压迫和西方思潮的猛烈冲击下，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衰亡，并被基于西方宪政模式的共和政体所取代。这是一段轰轰烈烈的变革时期，各种新的思潮和时尚不断地涌现，与腐朽没落的旧习俗和传统观念短兵相接，在中国社会的大舞台上上演了一个个戏剧性的场面。
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工业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大型客轮的出现使得洲际间旅行日益变得越来越舒适、便捷和便宜。对于西方社会中的广大中产阶级成员来说，周游世界的梦想开始逐步成为了现实。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前来中国旅行、考察和探险的西方人，以及他们所撰写的游记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例如美国旅行家盖洛（W. E. Geil）就是在1902、1907和1910年间连续三次来华，对扬子江、长城和清朝的十八省府进行考察并写出三本相关游记的。英国水彩画家李通和（T. H. Liddell）也在1907年来到中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各地游历，并画了大量的写生，回国后不仅举办了画展，还出版了一部游记，题为《中国：它的奇景和神秘》（1910）。另一位英国职业画家门皮斯（Mortimer Menpes）也于大约同一时期来华，在中国画了各种人物速写、水彩画和油画。他回国后跟另一位作家合作，也出版了一部题为《中国》（1909）的书。
本文所要介绍的是另一位英国人，即于1907年5月和1912年1月先后两次来中国旅行，并出版了《我眼中的中国》（1910）和《中国：机遇和变革》（1920）这两部游记的英国女作家罗安逸（A. S. Roe）。
虽然罗安逸的上述这两本游记自从出版以来就一直很畅销，直到现在仍有巴恩斯与诺布尔和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等不少单位在重印和销售，但是从因特网上和一般的传记词典中我们却很难查到这位神秘作者的生平和背景。在亚马逊公司的网站上，居然还把她跟另一位参加过美国内战的美国男性作者（Alfred Seelye Roe）混为一谈。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在这两部游记的叙述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是一位中年女性，她所描写的时代跟美国内战相差有半个世纪，而且她是来自英国——刚到达上海时，作者有一种做梦般的不真实感觉，当她看到上海街头身穿卡其布制服的英国警察时，恍惚间感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英国。
目前我们对于这位英国女作家的了解全部都来自于她的上述这两部游记。例如她在《我眼中的中国》的开头部分就告诉读者，她之所以能够来中国旅行，全都倚仗于她在中国上海传教的嫂子，后者名叫凯（Kay），是中国内地会的女传教士。跟她一起来中国的还有一位比她更年轻的未婚女伴，名为德博拉（Deborah）。这第一本游记是以书信体形式写成的，书中的十九封信均从不同的地点发出，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907年5月27日，而最后一封信的日期为1909年2月。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她首次访华，跑了近二十个城市，在中国前后总共呆了快两年的时间。每到一处，她都是按照凯的指示，去找当地的内地会传教士，并由后者负责接待的。从上海启程回国之前的一站是杭州，她在杭州呆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她又按凯的建议，坐船溯钱塘江而上，去兰溪玩了一星期左右的时间，认识了一位在那儿做医师传教士的内地会女传教士，“巴教士”（Miss E. J. Palmer），后者因献身于救死扶伤的事业，而在当地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次短暂的访问为罗安逸的第二本书埋下了伏笔，因为她第二次来中国时，专门到兰溪去住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而且第二本游记《中国：机遇和变革》中，几乎有一半的内容都是跟兰溪有关。
作为一位女作家，罗安逸的文笔细腻、流畅，而且富于感性，相当真实地记录下了她在中国各地的所见所闻，以及她自己的相关感受和评论。刚来中国的时候，她对于所见到的一切都感到好奇，英中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她看来有时简直是不可思议。例如她在芝罘逛街的时候，注意到每个店铺的门口都挂着鸟笼，便猜想这大概是店主是为图吉利。逛街之后，她们一行六人去当地一家饭馆里去撮了一顿，品尝了大碗面、竹笋、糖醋里脊、蘑菇等美味，酒足饭饱之后，结账时仔细一算，总的花费摊到每个人身上竟然还不到一个便士！在旅行途中，罗安逸开始努力学中文，其中文名字就是当时的中文老师给她起的。有一次去一个大户人家做客，她想跟那家的女眷们练习一下自己刚学到的中文，结果费了半天劲，却尴尬地发现别人一句话也没有听懂。她的传教士东道主们带她参观了登州、武昌、成都、杭州等地的教会学校和医院，使她意识到中国正处于重大变革的前夜。在北京她参加了一个中式的婚礼，见识了婚前算新郎新娘的生辰八字和坐轿子过门等传统结婚礼仪。在汉口火车站的站台上，她领略到了湖北新军欢迎当天从北京去汉口上任新旅长的一支仪仗队的宏大排场。在宜昌，由于天气寒冷，她学当地人的样子，使用炭盆烤脚，结果一不小心烤糊了鞋底。在扬子江的轮船上她遇见了两位从四川前往汉口去购买铁轨的中国工程师，得知四川省准备要自建铁路。在从天津去石家庄的火车上，她目睹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姨太太一个人包下了整节头等车厢，感到愤愤不平，便试图跟列车长理论，想要进入头等车厢；但各种努力都归于失败，结果只好在二等车厢里将就。在平遥城里，她得知了光绪皇帝一命归天的消息，还听说了袁世凯也死于非命的谣言，感受到了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战争压力。所有这些细节的描写，都使读者较为真切地感受到了清末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然而，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在本文中只能集中介绍这位英国女作家在浙江杭州和兰溪这两个地方的所见所闻，以及各种不同场景的细节所反映出来辛亥革命前后浙江社会中的流行思潮和变革。
罗安逸第一次来杭州的时间是在1909年1月，当时沪杭甬铁路尚未建成，所以她们只能从上海坐船沿着运河过来。罗安逸对于坐船的情况有如下的描写： 从上海到杭州的所谓杭州船队是由好几条客船首尾相连而组成的，它们都由一艘小拖轮在前面拖行。那些客船上有着鸟笼般的客舱。你得从一个三英尺高的门洞里钻进去，然后沿着一个陡峭的梯子下到黑暗的船舱里。大多数客船的船舱两边都放有卧铺，而船舱的另一端还放有一张桌子。在客舱的顶上是三等舱旅客的栖息处，他们都穿着棉衣，缩成一团地坐在船板上，就像一群母鸡耸起羽毛停在栖枝上那样，他们直瞪瞪地盯着我们，酷似一排母鸡用怀疑地眼光盯着闯入者。 旅途中旅客们要在船舱里整整呆上24个小时。值得庆幸的是，其中有八个小时是晚上睡觉的时间，而且在船上还睡得挺香，并不像她所预期的那么糟糕。此外运河两岸的景色宜人，也不像扬子江上游的边上那么荒凉。一片片桑树林和竹林环绕的农舍等杭嘉湖平原的特有景观给这位来自英伦的女作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进入杭州周边地区之后，令罗安逸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高耸的石拱桥和运河两边白墙黑瓦相映成辉的江南水乡景色。另一个令她感到振奋的事实就是她在船上看到，即将把杭州跟上海和宁波连接起来的沪杭甬铁路已经在开工兴建。这将是一条中国拥有完全自主权的铁路，即由中国人自己出资筹建，由中国人自己来建造，而且建成之后还将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运输大动脉。罗安逸对于这条铁路的前景看好，评价甚高，断言光凭这一点，杭州就已经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成语中自己的竞争对手苏州抛在了身后。 
杭州西湖边的雷峰塔和白云庵（罗安逸，1909）
在杭期间，参与接待的当地一对传教士夫妇将她们安排住在一个教会小学的楼上。这使得罗安逸有机会亲身体验了一番中国学校的教学情况。每天天刚亮，楼下教室里就传来了学生们大声读课文的嘈杂声。当时学校流行的传统学习方法就是让学生们高声朗读或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十孝》和《幼学琼林》等蒙学课文。学生们有的嗓门尖细，有的喉咙沙哑，但是都在放开嗓子吼：“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混沌初开，乾坤始奠……”——高、中、低等不同的音阶和内容各异的课文混杂在一起，此起彼伏，形成了一组震耳欲聋的大合唱，使得住在学校楼上，跟教室只隔了一层地板的罗安逸和德博拉不胜其烦，坐立不安。幸好她们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呆在房间里，否则就会受不了了。
杭州以西湖美景闻名于世，罗安逸在书中也描述了她们在西湖周边游玩的情况。她们登上了玉皇山的山顶，从福星观的亭子里远望坐落在西湖边的杭州城，那景色十分壮观： 从高处俯瞰那一大片在平地上密密麻麻，延伸到很远处的民房，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一个庞大的蘑菇温床。白墙黑瓦的民居建筑密集地堆积在一起，其主色调为高墙上的白色。城市的西面就是美丽的西湖（据说湖的周长有12里长），它似乎在青山环抱中静静地睡着了。越过城市，再往前看，便是天地之间的一缕白色迷雾，那儿便是东海，极目望去，大海仿佛就在一英里开外。 下山之后，刚才看到的那个“蘑菇温床”顿时变成了热闹的街道。由于街道狭窄和人群拥挤，当罗安逸等人乘坐轿子从街上穿过时，轿夫们只能不断地高声喊叫，以便让行人们避开。由于街道狭窄和行人太多，所以城市中心的街道上既不能行车，也不能骑马。路边的小贩们或是摇着拨浪鼓，或是敲着铜锣，或是打着铁皮快板，各种刺耳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撞击着人们的耳膜。
突然间，罗安逸看见有一位女子痛哭流涕地从人群中穿过，她手里拿着一个孩子的衣服，一面跑，一面不停地尖声叫道：“回来吧，快回来吧！”有人告诉她，这位妇女的孩子肯定是因重病而昏迷，命在旦夕，之所以这么叫喊，是因为想通过招魂，把孩子的小命再救回来。而她手上拿着的那件孩子的衣服，则无疑是为了充当招魂的诱饵。
杭州里西湖的大佛寺和保俶塔（罗安逸，1909） 当她们来到西湖边的时候，罗安逸注意到了宝石山上的保俶塔脚下一左一右两幢小洋房，便随即发了一通议论，认为这是杭州进步的一个象征。大约六百年前，杭州曾经是南宋的首都，所以红墙绿瓦的宫殿式建筑在西湖边随处可见。当十九世纪后半期中，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杭州，并建造房屋时，曾经在当地引起过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些西式的洋房建筑会破坏城里的风水，造成“青龙”和“白虎”之间的相互冲突，但经过了西方传教士们几十年来的惨淡经营，人们最初的疑虑似乎已经消失，西湖边的那些洋房建筑也已经和谐地融入了青山绿水的优美环境。这种环境的变化还带来了观念的改变。例如保俶塔边上和宝石山后山脚下的那些洋房分别是英国圣公会所创办的广济医院的肺病疗养所和麻风病院，它们的创建有赖于作为广济医院创始人之一的梅藤更医生的不懈努力，除了上述肺病疗养院和麻风病院之外，他还创建了妇女儿童医院，培养本地医生和护士的医学校，以及一个康复院。由于广济医院等机构的成功运作，西医在杭州已深入人心。
然而传统的中医中药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每当疾病用西医难以治愈时，人们还是会诉诸于传统的中药，以作为“死马当活马医”。罗安逸也顺带一知半解地介绍了一些在她看来是稀奇古怪的中医理论：例如中医认为，肝部是人的灵魂所在之处，而人的情绪则是发自于脾胃，思想来自于肺部，右肾被称之为“命门”，但人脑却在中医理论中没有任何地位。中医在诊断病情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靠号脉，遇上女病人时，有时还得隔着竹帘来进行号脉。病人左右两只手的脉搏都得进行仔细测量，脉搏微弱可显示病人的肠胃不好，而脉搏过重则表示病人的脾可能出了问题。据说慈禧太后晚年请了一位法国医生，但是后者只能为她隔帘号脉，但却从来没有见过太后的面。 
罗安逸所乘坐的船停在钱塘江边（罗安逸，1909） 除了创办医院和医学校，以传播西医之外，杭州引领时代潮流的另一特点在罗安逸的书中只是间接地提及，那就是杭州的教会学校办的很早。前面提及罗安逸在杭期间被安排住在一个教会小学的楼上。西方传教士们当时在杭州办了不少教会学校，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北长老会办的育英书院和美国浸礼会办的蕙兰中学这两个男校，还有美国南长老会办的贞才女校、北长老会办的育才女校、浸礼会办的蕙兰女校和英国圣公会办的冯氏女校这四个女校等。这些教会学校都办得相当不错，为即将来到的民国时代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尤其是美国传教士们办的三个女校于1912年合并成为弘道女中，使之成为中国最好的女子学校之一。
罗安逸第二次来中国时，正好遇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1912年1月，清政府已经被推翻，中华民国也已经宣告成立，但是孙中山在南京组成的临时政府还不能行使一个中央政府的职权，因为华北依然还是袁世凯的势力范围。这种南北分裂的局面也造成了人们思想上一定程度的混乱状态。罗安逸在书的开头部分这样写道： 当我们在香港上岸时，看见街上都挂着五颜六色的彩旗，在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同船有一名想急着赶回北京的清廷大员对此却颇不以为然：“孙逸仙是谁？北方有许多人连这名字都没听说过！”他一个人留在了船上，以防在到达上海之前，头上的辫子会被人剪掉。
不过香港庆祝民国成立确实有点高兴得过早。民国初年新旧交替，就连日期也产生了混乱。我记得当时至少有三个“新年”：一个是西历的元旦，一个是南京临时政府所规定的一月十五日，而传统的中国农历春节则是在二月初。 果不其然，清廷虽然交出了军政大权，但却依然在发布诏书，规范各种琐碎事项，诸如谁有权穿带衬里的貂皮大衣，谁可以享有在外殿骑马的特权，等。直到2月12日，隆裕皇太后才在袁世凯的施压下降下懿旨，正式宣告六岁的宣统皇帝退位： 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回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国体一日不决，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为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安闲，优游岁月，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紧接着，袁世凯于第二天宣布赞成共和体制，孙中山也于同日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两天之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便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是南北两方在新总统应该在何地就职问题上又产生了戏剧性的争执，所以一直拖到3月10日，袁世凯才在北京正式宣誓就职。
罗安逸对于这个过渡时期的第一印象就是全民皆兵。在上海的租界之外，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新招募的士兵在加紧操练，其中最抢眼的就是女兵。女子从军正是辛亥革命时期所涌现的一个新现象。它标志着妇女运动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浙军进入南京城（罗安逸，1912） 杭州在辛亥革命中也出现过几位闻名遐迩的“女侠”。如身怀武艺，担任过孙中山保镖的尹锐志、尹维俊姐妹俩曾率领一千五百名敢死队员专程从上海赶赴杭州，参与攻打浙江巡抚衙门的战斗： ……尹锐志 、尹维峻[俊]姐妹两人，身先士卒，手持炸弹。第一掷入者，即尹维峻[俊]也。於是抚署卫队，不敢反抗。惟其教练官施放机关枪一次，而未伤人。及第二次施放，已被卫兵目兵夺去机关，抚署无力抵抗矣。於是目兵以煤油引烧二堂庭柱。火即蔓延左近民房，幸未延烧。巡抚增温由后墙逃逸，为二标所获，交付孟带至福建会馆。增温家属亦至。其他各队，均能如所计划者进行。 
浙江巡抚增温（匿名，1911） 妹妹尹维俊后来还亲自参加了浙江革命军攻打南京的重大战役： 杭州光复后，浙军谋攻金陵，各省亦起响应。尹维俊女士率女子荡宁队率浙军北上，闻某女校学生多人与焉。于十月初四（11月24日）晚出发，时各军踊跃合攻，敌军倒戈大却。俟十月十三日（12月3日）即抵宁城。沿途所经各战，女士莫不骑马荷枪相助，兵士有懈堕者，女士苦言相谏。金陵既复，女师复组织浙江女子北伐队，谋进北京，大招军士。未几而议和解决，女士等遂各归，复入校求学云。 
浙军在南京城外的紫金山上（罗安逸，1912） 另一位参加了革命军北伐的女性是杭州人沈佩贞。这是一位志在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的职业女革命家。1911年，她曾经公开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此请求被拒之后，她便奔走于大江南北，到处鼓动人们起来革命。辛亥革命期间，她从事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在其名片上有七种不同的头衔。但是最有名的莫过于在上海创办女子尚武会，以办理北伐军之后方勤务。在“创办女子尚武会绪言”中，她情绪激昂地慷慨陈辞： 自武汉起事以来，各省响应。上海为中国之大交通场，乃不费一矢，不折一兵，而垂手以得全埠，其能为如何？然而南京尚未克复，北京犹为满虏所据，其成败存亡，正在一发千钧之时。我同胞遂不得不力谋进行，于是有组织敢死队者，有组织北伐队者，更有我女同胞组织女子北伐军者，其一腔热血满身杀力，是令人钦佩无已！佩贞一弱女子，鉴夫时势之急迫，更目击夫同胞之勃发，不仅跳跃而起，愿为我祖国尽一分之义务，组织一女子尚武会，以求我女同胞得一日之自由。噫！吾同胞其亦有意乎？佩贞当执鞭以相从焉。 此番铿锵有力的语言我们塑造出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巾帼英雄形象。可惜的是，辛亥革命时期杭州妇女运动这一光辉篇章如今知道的人并不多了。如今网上能够见到关于沈佩贞的评论多为恶意的谩骂。 
沈佩贞的照片和名片（新常富，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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