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的别墅——汤宅，坐落在“北山街84号大院”内。汤恩伯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此买下两块地皮（一块2.175亩，一块1.725亩），并在这两块相连的土地上，建起一栋两层的西式楼房，以及花园、附属平房等。当时，这处豪华别墅的门牌号为“葛岭山麓30号”。其实，汤恩伯“忠厚”表象的后面，是谋取高官和敛取钱财的贪欲。

飞黄腾达的汤司令

汤恩伯出生于浙江武义一个务农家庭。父亲汤德彩省吃俭用供儿子读书，只希望儿子能克勤克俭，保住汤家的小康家业，所以，他给儿子取名叫“克勤”。后来，汤恩伯从日本读书归来后，才将自己的“克勤”之名，换成了“恩伯”。

在国民党军界，能像汤恩伯那样坐火箭般地高速升官者极少。1927年夏天，汤恩伯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只是在湖南陆军第一师贺耀组部学兵连任连长。但是，在1942年，他已经高速登上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高位。

1944年，汤恩伯兵败中原，胡宗南出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受撤职留用处分，但仍保留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头衔）。一看胡宗南的履历表，就彰显了汤恩伯火箭般的升官速度：1927年汤恩伯还只是连长，胡宗南则已经是少将师长。但是，胡宗南居然比汤恩伯晚两年成为副司令长官。

抗日名将孙蔚如后来也曾担任过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务。而孙蔚如在1927年也已经担任军参谋长、副师长、代理师长等职务。

那么，汤恩伯能火箭般高升，是不是表明他有特别的军事才干呢？答案完全相反。

1931年，汤恩伯率部与红军作战，被徐向前部队一战击溃。1944年，身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汤恩伯屯兵中原数十万，却在日军的攻势中兵溃千里。解放战争中，孟良崮一役，汤恩伯又是一败涂地。1949年初，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指挥数十万军队布防长江南岸，但是，当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时，他又溜到了厦门岛。在厦门岛战役中，汤恩伯还差一点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汤恩伯的升官其实与战绩无关，却与这两个人密切相关：一个是被汤恩伯称之为“恩师”的张治中，一个是被汤恩伯称之为“恩师”加“义父”的陈仪。在这两个人的面前，汤恩伯往往是一口一个“恩师”，他那“忠厚”的外表具有极大的欺骗作用。所以，在1928年，经过张治中的力荐，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1948年，陈仪任浙江省主席时，又把撤职在家的汤恩伯推上了衢州绥靖公署主任的位置。

此外，汤恩伯还利用与蒋介石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和浙江同乡的双重关系，千方百计地接近蒋。这也是他高速升官的捷径之一。

假面人露出真面目

汤恩伯平时不重穿戴，夏天坐在汽车里，总是一只裤脚包着鞋跟，一只裤脚卷上膝盖。给人的感觉似乎相当朴实。他还常常标榜“经济公开，廉洁守法”，所以，部队中的官兵也确有不少人对此还非常相信。

曾经在汤恩伯手下担任过军长的吴绍周曾撰文说：“他（汤恩伯）家里不置产业，在各大都市不买洋房，国内外各大商埠也没有他的企业⋯⋯”

其实，他们都被汤恩伯的假象所蒙骗。新中国成立后，原始地籍资料都已经证明：汤恩伯在上海的多伦路上有“汤公馆”，在杭州的西子湖畔有“汤宅”，都是相当豪华的西式别墅。

汤恩伯的贪污行为其实相当疯狂。吴绍周的文章说：“一到抗战军兴，在‘筹措抗日经费’和‘扩军备战’的幌子下，汤恩伯克扣军饷，盗卖军粮，乃至发展到勾结敌伪作投机买卖。一切违法行为，只要出自汤恩伯的决定，大家都相信是‘公款公用’，对他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据我了解，中央政府对汤集团的经费，皆按编制十足发给。但汤对各部队清查人马，要经过一再点名，才核实转发。这核下来的数字，除法币充作军饷的不算，即军粮一项，每月最低核去了200万斤以上。如加马秣，为数更巨。每月扣除各军的人马空额，多者六七千，少者亦达一两千人，一遇作战伤亡，甚至一团一团空着好几个月，一文未发。这些数字的变化，积年累月，都在‘抗日经费’的名义下转移了方向。”

当时，吴绍周不知道这些“抗日经费”的下落，还以为用在了别的抗日事项上，其实，都落入了汤恩伯个人的腰包，否则，他如何盖得起豪华别墅！[SITESERVER_PAGE]

真正撕下汤恩伯假面的人还是陈仪，孟良崮战役以后，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国，汤恩伯试图凭借长江天险，继续抵抗。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看到大势已去，曾派人送密函给汤恩伯，要他顺应历史潮流，相机投向人民。但是，他在上海接信后，竟派特务头子毛人凤将密函送往溪口蒋介石处，最后导致他的“恩师”被杀。

一个口口声声叫着“恩师”的“忠厚”之人，最后露出了卖师求荣的真相。汤恩伯虽然在厦门岛侥幸逃脱，最后去了台湾，但是，即使是蒋介石也不敢再相信这样的人，只给了他一个战略顾问的虚职，将他“冷冻”在一旁。他的亲友僚属也鄙视其卖师求荣行径，耻与其往来。

汤恩伯的假面具被剥下后，不知道他在家中是如何向其夫人作解释的。因为他的夫人黄竟白是陈仪的外甥女，当年，汤恩伯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结识了黄竟白，为了与自己的“恩师”拉近关系，尽管汤恩伯已经在家乡结过婚，并生有儿女，但还是与黄竟白结为夫妇。

真面貌被人们所看穿，官运也就此中断，汤恩伯原来就患有严重的胃病，因为情绪低落，精神忧郁，他的胃病又发作了。1954年6月24日，汤恩伯在日本的一家医院内就医，死于手术台上。

汤恩伯以出卖恩师的方法向蒋介石效忠，汤死后，蒋介石终于对汤的“忠诚”发表了看法。1954年7月5日，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党政军干部联合作战研究班上说：“本来汤恩伯在我们的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日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认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慨，亦是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勘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二千天，照我个人的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言下之意，就是汤恩伯也是贪生怕死之人，没能在防守上海时战死。

新中国宪法的诞生地

汤恩伯可能连做梦都想不到，他盖的这处别墅后来居然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地。

1953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小组，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小组成员有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12月27日，毛泽东率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当时，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已调往上海任华东局第三书记，谭启龙接任浙江省委书记。为了给毛泽东领导的宪法起草小组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谭启龙安排毛泽东等人居住在刘庄，又把先前谭震林住的、现在是自己住的汤恩伯别墅让出来，供毛泽东和宪法起草小组办公用。谭启龙则搬入孤山路1号居住。

1954年1月9日，宪法起草工作开始运转。每天午后3点，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从刘庄出发，驱车绕道西山路（今天称“杨公堤”），来到北山街84号大院内汤恩伯别墅。

当时，毛泽东是在平房里办公，宪法起草小组的其他同志则在两层的西式楼房内办公。宪法起草小组的同志对起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尤其是毛泽东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当年担任警卫任务的原杭州市公安局老同志易成铸曾回忆说：“主席工作很紧张，经常通宵达旦。”

2月中下旬，宪法起草小组先后拿出了初读稿、二读稿和三读稿。2月28日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三读稿。与此同时，中央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人组成研究小组，聘请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对三读稿进行研究和修改。3月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四读稿。

至此，杭州北山街84号大院内的宪法起草工作基本结束，毛泽东当即向中央请假休息几天，离开杭州去了绍兴。

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