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江南女子，不少人对她们的印象就是戴望舒笔下，“彷徨在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丁香一般的知性姑娘。

自古江南才女云集，在现代藏书家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记载的4200多位清朝女诗人中，江南才女占到七成之多。

在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的宋清秀教授眼中，历史上的江南女子不仅能佐助丈夫事业、规劝丈夫，在教子方面也扮演着“严父”和“名师”的角色。

在“相夫教子”这样的“眼前的苟且”的局限之外，她们结诗社、交密友、还能传道授业并以此为生，甚至奔赴战场，参与公共事务，追求她们的“诗和远方”。

清初的杭州西湖上曾有一桩风雅趣事，钱塘才女顾若璞为了让两个儿子认真读书，仿照明代万历年间曾任国子监祭酒的冯梦祯，建造一条画舫，停泊在断桥至孤山的水面上，命名为“读书船”。

宋清秀指出，虽有言“子不教，父之过”，但事实上，中国古代母教的重要性更甚于父教。尤其是明清江南地区，因才女众多，母教最发达，也最具特点。因为母亲有才学意味着她们可以直接参与到子女具体的学业教育中。

顾若璞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丈夫黄茂悟的早逝使27岁的她不得不承担起子女教育的重担。在她给弟弟顾若群的信中记载着，为能教育孩子，顾若璞白天利用操持家务之余的空闲时间给自己“补课”。待到儿子放学归来，就拉着两个儿子围坐在灯下，为他们讲课讲到三更。

不同于教育只为博取功名的传统，明清母教的目的也更广泛。宋清秀解释，顾若璞为她的“读书船”赋诗一首时提到了西汉扬雄故居“扬子宅”，北宋书画家米芾贮藏书画、从事创作的“米家船”的典故，这是希望儿子能够做扬雄那样的大儒，或者成为像米芾那样的艺术家，而非以功名为唯一目的。

顾若璞不仅教子有成，教女也是一绝。在她的影响下，侄女顾之琼，长媳丁玉如，孙女黄智生，族女顾娰、顾长任都成为了名重一时的女诗人。

除却教子，相夫也是江南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职责。“古时候相夫的原则是能劝诫其夫归于‘正’，即帮助丈夫修养其德行，成就其事业，在丈夫处于危难的时节，给予其助力，患难相恤，共渡难关。”宋清秀介绍。

清代才女曹柔和之夫黄文莲直言自己诗文的提高得益于妻子甚多，将妻子称呼为“闺中良友”。

清代书画家、诗人王采薇的才情更是使其夫孙星衍为之倾倒，他常和朋友夸耀自己妻子善作诗，并以此为荣。王采薇也对孙星衍的生活多有照料。两人常常一起学习。孙星衍回忆，有时候自己离开书房，留下满桌案的书籍，等到回屋时，书房已被妻子收拾得窗明几净。

宋清秀提到，女性有才学，这在家学传承中能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古代男性多不事生产，妻子还要负担家计。才女在和丈夫花前月下，把酒言欢，吟诗作画的同时还要为家计生活谋划。古人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否能齐，女性的作用至关重要。

虽然“相夫教子”是古时候女性最重要的职责，但江南女性的视野并没有局限在家庭里。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红楼梦》三十七回中，黛玉和宝钗、宝玉等一行人以贾芸孝敬宝玉的两盆白海棠为题赋诗，此间建立起的海棠诗社。宋清秀介绍，书中诗社原型正是杭州的蕉园诗社。

同大观园内的海棠诗社一般，清初的蕉园诗社也是才女云集，女诗人徐灿、柴静仪、林以宁、顾娰、钱凤纶皆是诗社成员。

《杭郡诗辑》描绘着这样一幅景象：春和景明之际，西湖之上，画舫往来，游人如织。才女们相邀泛舟游湖，赏花观景，吟诗作画。这也成为一时美谈。

在宋清秀看来，蕉园诗社的发展不仅是女性文学的繁荣的代表，而且显示了女性文学公共空间领域的形成。湖山泛舟的雅集，在西湖上形成了一个女性公共领域，为闺秀提供的自由创作与表达的舞台，标志着女性文学被社会接受和认可。

诗社成员之一的钱凤纶在《与林亚清》的信中，曾将诗社的成员和魏晋时期的名士“竹林七贤”，唐代以李白为首隐居于竹溪的名士“竹溪六逸”相提并论。宋清秀告诉钱报记者，这充分体现了处于闺房中的女性也有竹林七贤般的高雅情趣与远大志向。

清乾隆年间钱塘女诗人徐德音则展示了江南女子的另一面。“六奇枉说汉谋臣，后此和戎是妇人。能使边庭无牧马，娥眉也合画麒麟。”对于昭君出塞，她的诗作《出塞》不再哀叹美人无缘君王宠，而是将昭君置身于国家、民族、公义之中，赞赏其能以一己之力，艳羡其能成安定边疆的壮举。

通过诗社，从家庭的局限中走出来的江南才女们，像男子一般“以文会友”，在交往酬唱中结识“闺蜜”，结交知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吴晶考证，徐德音和女诗人林以宁之间的交情匪浅。徐德音曾为林以宁的《墨庄集》做序，赞赏其作为“高山流水”，而林以宁也对徐德音的诗作多有赞誉，可见其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情。

宋清秀谈到，江南女性除了相夫教子，结社唱和外，还凭借才学充任女子私塾教师，提高自身的经济地位。

清代才女陆惠，在丈夫张春水逝世后，以教书为生，教授的还是科举文字。据记载，陆惠教授的男学生约有十余人。当时女子虽然没有资格参与科举考试，但陆惠却能授男徒学习科举文字，并且卓有成效。通过她的教学，其中五人能够熟练撰写八股文，其余的亦能对科举文的写作程式有一定的了解。

在动乱时期，女性甚至积极参与战争。

她们中有人纵论历史人物，如男子一样关注国家大事，评论其政治军事得失，凭借手中笔墨参与社会。明末清初才女张娰音撰写《讨李贼檄》评说李自成反抗明朝的功过，顾若璞在《张夫人寿序》大赞其文章有忠义之气，甚至能让当时“须眉男子”感到羞愧。

江南女子中也并不全是“弱柳扶风”之姿，明末才女毕著便是亲身参与了战事。清代著名史学家徐鼒《小腆纪传·列女》记载，毕著从小文武兼修，能够挽强弓——“一石弓”，擅长剑术。清军犯关，毕著父亲作为明将镇守蓟邱城，力竭战死，二十岁的毕著临危受命，“乘夜率众出袭”清军营，杀死敌酋，救回“父尸”。

明末，苏州嘉定侯峒曾之妻赵氏则在其夫殉国后，慷慨赴死，壮烈殉国。《殉难前谕遣婢仆书》记载了她殉国前的想法——“尔主明臣也，殉难分也；尔主元配也，殉夫亦分也“，在她看来，为“明主”之国和“元配”之夫殉身是她的本分。

对此，宋清秀解释，这是当时中上层知识女性普遍的理念，这种思想与“女子无外事，惟以织纫为事”的思想截然不同。可见闺秀平日尽管不参与政事，没有入仕的机会，但在国家倾危之时，其潜在的家国之念就会油然而生。

“江南风景优美，经济繁荣，文人雅士数量众多。一方水土一方人，暮春三月，杂花生树；三秋桂子，十里飘香，这样的江南所以涵养这样的女子，她们用手中的笔抒写心中的美丽与哀愁，用她们的笔写出了公义与道德，渗透进男性社会的各个层面，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文学艺术产生了不容轻忽的影响。”对于江南女子，宋清秀如是说。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