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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郁达夫信札两封的书信体文字
有位老朋友，戏谑我费老大劲钩沉文学史料，写出的文章多半不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作家，让我打起精神，找找名流大家的佚文轶事，不但嘉惠学林，一般读者也爱看。话虽如此，大作家的研究者众多，时间跨度也长了，要有新的发现，谈何容易？不料，这话说出没过多久，还真找出来一个让他击节不已的发现来！
这一发现，就是湮没在民国故纸堆里的郁达夫的两封佚函：无论是199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2007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卷《郁达夫全集》，还是2017年海豚出版社出版的《郁达夫全集补》，都没有看到这两封信函的踪影。
在1946年上海《和平日报》上，有一篇署名“贞淮”的《由郁达夫先生遗札所想起的》书信体文章，不长，照录如下——
某某弟，（前略），达夫先生之死，余虽未睹其遗容，然其生前之音容笑貌，每一回思，余痛弥深，一代才人，阒然而逝，如此寂寞，岂夕阳衰草所可概耶。余仅于今春在南昌时，偶于某杂志中获读赵景深先生悼文一篇，余颇惊怪，何世人对郁公淡寞若是耶？郁公一生贫困，贫而至于不能赡养妻子；忆余初婚时，郁公履函勗余努力工作，以尽仰事俯蓄之责；孰意才名塞天之郁公，终其身而不显达，能不为之一哭。况郁公之死，在于异邦，死于敌寇之手，节义凛然，国人对之竟毫无表示，而郁公埋骨之处，半年后始于苏门答腊发现。郁公死时之悲戚，死状之惨澹，又岂吾人今日所堪想象者。以太白少陵微之乐天放翁诸先辈之身世概郁公，良非过誉。日前整理旧时书牍，得郁公遗札两封，亦因寇氛滋扰，迁徙无常，散失颇多，然当时并未料及乱离一别，竟成永诀，而于郁公之书札，未能善加珍藏，深为余憾。兹并寄吾弟，如沪上文化先进其有为郁公编辑遗稿者附刊其列以志不忘。亦以聊示个人对郁公一片哀惋之忱。余心中有无限言语，然忉怛不能置一词。明年如重游富春江上，当往严陵恁吊。
和平日报，将近半月不曾寄达，未审系报社停发，抑邮局有误，仍祈设法续寄。如有其它刊物，亦盼选寄一二，以启聋瞆，余候后叙，专此，即颂撰安。
贞淮十月七日
1946年10月25日《和平日报》，贞淮《由郁达夫先生遗札所想起的》
从信的最后一段看，很显然，是作者投寄给上海《和平日报》某位编辑的。据《上海新闻志》（贾树枚主编，《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介绍，《和平日报》上海版，1946年元旦创刊，是国民党军队系统的报纸，其前身系国民党军方控制的《扫荡报》。作家刘以鬯、马汉岳（即马彬，有笔名马兵、南宫博等）、凤子、易君左、徐淦等，都先后在《和平日报》（上海版）工作。遗憾的是，信札发表后隐略了收信人的名字，只有一个“弟”字，显示其为男性，但其姓氏名谁及真实身份，时隔七十余年，目前囿于所掌握材料，难以推断。
至于文章作者“贞淮”，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此前从未听说过。坊间不下十本《郁达夫传》，也都没有提及他。因此，刚开始看到“贞淮”在信中称“整理旧时书牍，得郁公遗札两封”，而实际上“郁公”给他的书札尚有不少，因为“迁徙”“乱离”以及“未能善加珍藏”，已“散失颇多”，加以他把郁达夫书札寄给编辑的目的，是希望“沪上文化先进其有为郁公编辑遗稿者附刊其列以志不忘”，颇以为此人和郁达夫不过泛泛之交，如此这般说来，抬高自己罢了。不过，此文以插图形式附录了郁达夫两封遗札，当即费了一番工夫加以释读，此时，我对作者和郁达夫关系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观。
贞淮兄：书到久不覆，因在赶写一篇小说也。大约三两日后，小说可以脱稿，今天偷闲写此信。
龙泉山水很好，青田石门，丽水仙都，都是名胜地界，谅兄已游过，我则因地方不靖，前此过境，不曾游得者。承赐钢剑，当乞一柄小小的剑形匕首，可以裁书，可以做小摆设，以之插入司梯克，未免太俗矣。若需刻字，可刻上一句成语，曰“剑不虚施细碎仇”。
令堂大人及夫人，想均安好，又有半月余不见了，他日去湖滨，当去看看他们。
你于何日回杭，我们当再请你们夫妇过来吃便饭。秋气满天地，今年年岁丰收，入冬匪必能减少，若能早日回杭，尚能去西溪看芦花也。
此信不至能否送达，若信到而你人未行，乞赐一覆。匆告，并颂旅绥。
弟 郁达夫上
先看贞淮文中排列在先、落款为10月1日的郁达夫信函。从“你于何日回杭，我们当再请你们夫妇过来吃便饭”看，此信显然是在杭州所写，而对方应是离杭外出（龙泉等地）。而“再请”二字，则说明郁达夫和贞淮之间走动颇多，关系密切。后面说如果去“湖滨”（当是贞淮住所所在），会去看对方的母亲和夫人，更是明证。
贞淮去了龙泉等地旅行，大概是写信给郁达夫，要送他一把当地特产的龙泉宝剑。郁达夫表示笑纳，但他对于当时十分流行的手杖剑（插入司梯克）认为“太俗”，肯定也是形状较大，想要的是“一柄小小的剑形匕首”，目的是“可以裁书”。这里“裁书”，自然是裁毛边书了。所谓毛边书，鲁迅先生曾有一个解释：“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并自诩“毛边党”，郁达夫也是民国众多“毛边党”的一员，他出了不少书，都是毛边本，据说北新书局所出的七本《达夫全集》也是毛边本。不过，就我目力所及，郁达夫本人谈及毛边书，要剑形匕首以便裁书，此信还是唯一！
“贞淮”在文中没有说明两封郁达夫信函的写作年代，只能根据信函内容和落款的时间，剥丝抽茧，尽量去推断出写信的时间。由于贞淮文中排列在后、落款为3月15日的郁达夫信函写于“应陈主席之招”去福建，很容易确定是写于1936年，那么10月1日的信函写于杭州，时间自然是在1936年之前。
那么，这个10月1日，究竟是1935年，还是更早的1934年？其实，信的第一句就有交代：“书到久不覆，因在赶写一篇小说也。大约三两日后，小说可以脱稿，今天偷闲写此信。”郁氏创作，三十年代之后小说不多，而在当年9、10月份赶写一篇小说，应该有迹可循。但郁达夫1934年和1935年的日记，都没有把10月1日包括进去。此时，郁达夫小说《出奔》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他生平所写的少数几部中篇之一，也是目前所知他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作为“特约中篇”，刊登在1935年11月1日出版的上海《文学》杂志五卷五期，无论时间还是出版周期，均符合郁氏所说“赶写一篇小说”的概念。不过，我找到这一期《文学》杂志，翻看小说《出奔》，并没有找到写作地点与时间。但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在王自立、陈子善编写的《郁达夫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上，查询到1935年10月24日上海《社会日报》上发表有《郁达夫的出奔——从夏初到深秋》，并按图索骥，找到这则署名“柳婷”的消息原文，文中透露“十一月份《文学》（现未出版），将登有一篇郁达夫的“特约中篇”，题目是《出奔》”，并有如下表述——
达夫开始写这篇东西，是在夏天，所以，这篇东西的中间，有着以后一节附白：
“写到这里，已经有八千多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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