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梅在杭州大学学习

【口述者简介】吴国梅，女，1944年生，1958年进入杭州 丝绸印染联合厂，缫丝工。

我是1958年8月进的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 以下简称“杭丝联”），那一年我才14岁。后来很多人问我：“你怎么那么小年纪就 去做工人了？”说到底还是因为家里穷。回头看看，我这一辈子，都和丝厂有着解不开的缘分，这还得从我父辈说起。

家从破庙搬到丝厂

我爸爸的老家在嵊县（今嵊州）三界镇，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眼看日子过不下去了，9岁的他就跟着大伯跑到上海谋生。先是在环球铁工厂（创建于1928年，专门生产丝棉毛麻纺织机械，1954年公私合营后改为上海船用辅机仪表厂）当学徒，后来做机修工。抗战爆发后，很多企业开始迁往大后方云南昆明，爸爸也跟着工厂从上海来到了昆明。1944年2月26日，我就在云南昆明出生了。

杭丝联缫丝车间生产场景

爸爸做机修工久了，因为技术好，很多工厂都想挖他过去。我4岁那年，杭州有家虎林丝厂的老板邀请爸爸去做机修工。于是，我们全家又从昆明迁到了杭州。那时候，我妈妈肚子里已经怀了我弟弟。爸爸带着我和比我小一岁的妹妹吴国华，还有怀孕的妈妈，来到陌生的城市杭州。一大家子，没有钱，租不起房子，就只能住在虎林丝厂旁边的一个破庙里。这个庙现在可能找不到了，大概是在大学路一带。

可是，没过多久，妈妈即将临盆，庙里的尼姑就不让我们住了，理由是庙里见不得血，要把我们赶出去。妈妈整天以泪洗面，跑到佛像前去参拜，希望能得到收留。1948年9月，弟弟吴国强在庙里出生。 也不知道是不是迷信，真的冲撞了神明，第二年，妈妈就得了精神病，疯了。

厂里听说了这个情况，老板就把我们全家接到丝厂配电间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住。大概7平方米左右，挤了五口人，这才安顿下来。

我的童年就在丝厂里度过，全家吃住都在丝厂。妈妈得精神病后，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丝厂里有个食堂，我跟着爸爸去食堂吃饭，吃完后，再把饭打回家，分给妈妈和弟弟、妹妹吃。厂里的老师傅对我们一家都很照顾。小小的我，在车间跑来跑去，看师傅们缫丝、编丝，一切都让我感到新奇、好玩。师傅们见我好奇，有时候也会让我帮着做些最简单的辅助工作。

所以，从童年开始，我对丝厂就一点都不陌生。在丝厂蜗居的日子虽然清苦，但也很快乐。等我上学后，爸爸攒了些积蓄，终于有钱在外面租房子了，我们一家从丝厂7平方米的小房 间搬了出去。

杭丝联织造车间

“童工”身份进入杭丝联杭丝联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国家重点建 设项目。1956年成立“纺织部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筹建部”，在拱 宸桥工业区开始建厂，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兴建。1958年1月，由纺织部下放地方管理，同年改名为“地方国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 厂”，地址位于拱墅区丽水路72号。这是丝、绸、印染生产全能的 国有大型企业。

1958年，正好“大跃进”开始，全国上下掀起轰轰烈烈的生产运 动。新成立不久的杭丝联急缺工人，尤其缺熟练工。那时候，爸爸所 在的虎林丝厂已经改名叫“杭州缫丝厂”，厂里的很多老师傅被派去 支援杭丝联。

我当时刚刚读了半年初中，看到杭丝联招工，就动了心思。我在 家里排行老大，有3个妹妹、1个弟弟。妈妈有精神病无法工作，全靠 爸爸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一个人要养7张嘴，家里的困难可想而知。于是，我跑去找爸爸厂里的老师傅，想让他们带我去报名，“我不读 书了，我要去当学徒，帮家里减轻负担”。

老师傅们自然知道我家的情况，就同意了。但有个问题，我只有14岁，还不到招工的年龄。在熟人的介绍下，我以学徒的身份进了杭 丝联。但是，没做几个月，厂里就知道了我是个童工，没有办法，不能违反招工制度，只好让我回去。

记得被劝退的那一天，我很失落，一个人从拱宸桥默默地步行回 家，眼泪一直在眼窝里打转。心想，完了，书读不成，现在工也做不 了啦。

谁也没有想到，我走到半路时，厂里突然有人追上来，喊我回 去。原来，车间小组里的老师傅都在帮我这个童工说话，说我肯吃 苦，脏活、累活都愿意干。加上工厂那会实在太缺人了。就这样，我 正式在杭丝联留了下来。

练得手指骨变形

经历“童工”事件后，我怕工厂不留我，就更加拼命干，什么活 都抢着做。

吴国梅（中）教杭丝联女工编丝

厂里一共有3个车间，其中缫丝车间又分为选剥、缫丝、复整3个 工段，我被分在复整工段做编丝工。一般蚕茧到工厂后，先到选剥工 段进行分类、分等级。次的去掉，好的才能用来缫丝，像一些不够饱 满的、有污斑或者有洞的蚕茧剔除出来，适合做丝绵被，而双宫茧之 类抽出来的丝又可以拿来做厚一点的织物。选出的好蚕茧进入缫丝工 段抽丝，最后拿到复整工段由复摇工种翻成大 子编丝。编丝是保证 生丝外观和内在质量的工种。

编丝时，需要先把抽出的丝绕到  子（一种络丝工具）上。一个子起码有5公斤重，这对当时个子瘦小的我来说，实在有些分量，人 也够不到，我一坐下来就没法操作了，那就只有全程站着做。后来木 工特地帮我把凳子加高了，这才可以坐着编丝了。

别看编丝技艺简单，手法还是很有讲究的，既要编得好，编得 快，出来的丝还要均匀。去工厂前，老机修工爸爸就和我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做工人的，首先一定要把技术学好，要么不做，要做 就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领学好了，有了一技之长，走到哪里都不 怕。”爸爸简单的几句话，像警钟一样回荡在我整个工人生涯中。我 一点都不敢松懈，唯一的办法就是苦练基本功。

俗话说得好，“熟能生巧”。我家住在葵巷一带，工厂在拱宸桥 附近，为了多干一点，我住在厂里，半个月才回家一趟。白天跟着师 傅学，每天早晨天蒙蒙亮，我就赶紧起床，洗把脸提前跑去车间，这 样可以占到位子，争取多一点时间练习手艺。晚上下班后，回到宿舍 又关起门来自己练习。

如此一来，虽然练得手指上的骨头都变形了，但只要功夫深，铁 杵磨成针，很快，我的编丝技艺突飞猛进。1964年，市里总结了我的 编丝操作经验，在全市缫丝业中进行推广。后来，很多编丝成品业内人士到车间一看，总说“品相最好的就是吴国梅编的”。再后来，每 次省市领导、外国元首等到杭丝联参观考察，为他们展示编丝技艺的 都是我。

为杭丝联争光

1959年前后，工厂人手不够，加上开展劳动竞赛，我们复整工段10个编丝工，常常连日连夜三班倒，争取多出口丝绸，多创外汇。 我不怕苦，一开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拼命赚钱，家人才能吃饱 饭，才能改变贫困的命运。累了，我就在车间闭眼睛打个瞌睡，醒来 继续干活。在那个热火朝天的时代，厂里经常组织工人开会，动员大 家，“多出一根丝、多编一根丝，就是多抽帝国主义一根筋，就是为 国争光”。慢慢地，我才意识到，我一个小小的编丝工，拼搏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上，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小家，原来还是为社会主义繁荣 做贡献，顿时浑身来了劲。我暗自下定决心，“我要编好丝，为杭丝 联争光，要为国争光”。

那时我的工资是36.5元一个月，如果超额完成任务，每个月厂里还 会额外发一些毛巾之类的生活用品。我进杭丝联后，几乎每个月都超 额完成任务，1959年甚至提前3个月完成了全年任务，产量远远超过其 他工人。那一年，我第一次被评为杭州市先进生产（工作）者。

我记得在国货路的市人民大会堂里，召开了先进生产者表彰大 会，敲锣打鼓，盛况难忘。这下，我干活更加有劲了。

第二年，我又被评为杭州市先进生产（工作）者。连续两年被评 上，还是不多见的。我有些诚惶诚恐，跑去找工会说，“觉得自己做 得还不够好，把机会让给别的工人吧”。这下，反而轮到工会主席为 难了，“无论从编丝产量和质量上来说，大家推荐的都是你。而且你 不仅自己做得好，还帮助别人在生产上进步”。

当时，生产上提出的口号是“多、快、好、省”。我们在编丝过程中，需要用到棉纱，原本是把棉纱先剪短，再打结，剪得长，打结 操作就容易，但也会更浪费。有次我跟随厂里去外面取经学习后，回来想出了改进生产操作来节约棉纱的方法，就是试着先用小拇指勾住 棉纱，再把两条串在一起打结，这样就省去了剪棉纱这个环节。从而 节省下了不少棉纱，达到节约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

1961年、1962年，我第三、第四次被评为杭州市先进生产（工作）者。1962—1964年连续三年被评为浙江省先进生产（工作）者，1964年我又被评为华东地区先进生产（工作）者，我和其他省先进生 产者的照片，在位于湖滨的杭州照相馆橱窗里展出。1963—1965年连 续三年，我又被评上了杭州市五好职工。以上所获得的成绩是党、领 导培育我，同志们帮助我的结果。现在回想那个激情飞扬的年代，我内心还在澎湃，一颗红心为生产，再苦再累都不怕，就是想着用自己小小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人终究不是铁打的。在生产过程中，我因为劳累加上有先天性心脏病，昏迷过两次。但早年我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病。1960年发生了 第一次昏迷。当时我和往常一样坐在车间编丝，那天太累了，也不知 道怎么的，突然晕了过去。等到醒来，发现已经被领导和老师傅送到 了车间的医务室。医生看我睁开眼睛，叮嘱我一定要请假休息几天。 我坐起身，慢慢清醒过来，披上衣服就往车间赶。医生急了，“你这 样不要命啊”。我说，不行啊，请假的话，车间一下子也没有人可以 顶上来，这样要影响生产的。真的，两次晕过去，我心里想到的都是 电影里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牺牲生命的画面，轻伤不下火线，我也 同样可以。

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去上海看病，才发现自己有二尖瓣膜缺失引发的心脏先天性房颤。也正是因为这个先天性心脏病，我终身无法 生育。

女工雕像中的“我”

1965年，我21岁，成为杭丝联的团委书记，主要组织厂里的团员 围绕工厂任务，争当工厂生产的青年突击手，组织车间工人举行文娱 活动。做了两年后，我又回到复整车间做编丝工。

1970年，我以工农兵的身份进入杭州大学学习文史哲，我是班 长。1973年，我调到省妇联工作了8年，曾担任过副主任。1974年8月，我以先进工人代表身份参加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过罗马尼亚和 阿尔巴尼亚等国家，我任副团长。20世纪80年代初，我又回到杭丝联，做过工人、党支部书记。1988年开始出任杭丝联制丝分厂工会副 主席、主席，一直到1994年退休。

吴国梅与丈夫结婚照

22岁那年的春节，我作为先进生产者代表，到留下部队去慰问解 放军。当时部队里有个纪政委听说我还没有结婚，于是介绍他的一个 亲戚和我相亲。男方叫洪晋高，比我大4岁，在南京十四研究所做工程 师，我们开始鸿雁往来。

我查出先天性心脏病无法生育后，开始对婚姻打退堂鼓。洪晋高 看出我的心思，安慰我，“没有孩子，我们俩相伴到老，也是一种幸 福”。1978年8月15日，我们两人正式登记结婚。那一年，我34岁。

结婚后，我还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我们杭州、南京两地分居长达8年。1986年，丈夫见我始终放不下工作去南京，就主动辞职来了杭 州，进入杭州电子工学院（现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科研处做高级工 程师。我们终于在杭州有了个完整的家，安在了翠苑小区。

2000年10月8日传来消息，杭丝联退出了历史舞台。我当时很震惊，就好像承载着自己青春岁月的记忆突然被瓦解了。2007年，厂房 原址成了文化创意产业园，曾经忙碌的杭丝联车间，转身变成了洋气 的文创空间。我和老伴时常会去那里看看。

2014年，166文创园门口多了一组“杭丝联”女工雕像，一共4个女工原型人物，其中一个编丝工就是我。那一刻，我看着雕像，好像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机器轰鸣的车间、忙碌的编丝女工身影，那个在运河边几千人一起劳作的丝绸大厂，以及青春激扬、一心为祖国奉献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