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镃(1153—约1235)，字时可，改字功父，又作功甫，自号约斋，祖籍秦州成纪(甘肃天水)，但其实生长于临安。张镃是南渡名将张俊的曾孙，也是张氏家族自武功发家转向诗文名世的关键性人物。

张镃家世显赫，家境富饶，生活豪奢，自童幼至壮年，主要都在临安度过，所交俱为名公巨卿，在南宋政治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万里曾点评当世诗家道：“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认为继尤袤、萧德藻、范成大、陆游之后，当推张镃与姜夔为诗坛健将，甚至将张镃排在姜夔之上。

张镃的曾祖父张俊是最早投奔赵构的武将，深得高宗的倚重。张俊在抗击金兵和伪齐的南侵，以及抚平内乱方面，立下过汗马功劳，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中兴名将，世称“张韩刘岳”。

绍兴年间，赵构和秦桧奉行尊王攘夷的立国方略，削除诸将兵权。张俊率先请纳兵权，拜为枢密使。后来，他又揣摩圣意，协同秦桧罗织罪名冤杀岳飞。成为一生行事最大的污点，至今杭州岳飞墓前长跪不起的四尊铁像中，有一个就是张俊。不过，宋金和议之后，张俊同样被免去枢密使，做了没有任何实权的清河郡王。从此，出身西北的张俊被奉养于皇帝的眼皮子底下，连同他的整个家族都正式定居临安。清河郡王张俊的王府赐第，在临安城吴山东麓的坊巷里，具体位置在天井巷，其北面即油车巷。后来，王府所在的街巷就被称为清河坊。这也是清河坊地名的由来。

张俊是南渡武将中贪财好色的典型。在临安封王赐第后，他失去了掌兵实权，却更加热衷于聚敛财富。利用供养军队之名，中饱私囊，兼并土地，广建府邸园林，最后成为南渡初期首屈一指的豪富贵家。

张俊是一个善于经营家族的人，他不仅擅长经营产业，厚植经济财富，还善于引导子孙由武转文，从而维持家族的长盛不衰。张俊子孙中尤以张镃最负盛名，张镃淳熙年间通判临安，后又任官司农寺、太府寺，人称其做官“有吏才”。其才情出众，豪爽好客，喜欢以诗文会友，因此来往京城的当世名流俊彦，往往都与他有交情。

张镃与陆游、杨万里等人以诗相交，彼此关系最笃，亦师亦友。经陆游介绍，张、杨两人在一次西湖聚会中结识。据杨万里追忆，他起初认为张镃不过是个富贵公子、纨绔子弟，跟寻常官二代、富二代差不多。没想到，两人正式会面，竟相见恨晚，令杨万里颇感意外的是，张镃长得“深目颦蹙，寒眉臞膝”，与想象中的将门之后或者轻薄公子相去甚远。杨万里晚年对张镃的诗不吝称许，将其推为陆游、范成大等巨擘之后的诗坛上将。

张镃学诗出入晚唐北宋诸家，又对陆、杨二人兼收并蓄。杨万里的“活法”作诗，则对张镃的创作影响更大。钱钟书说：“知诚斋诗之妙而学之者，张功甫为最早。”杨万里的“诚斋体”，成为南宋诗坛特立的奇峰，张镃实不无推助之力。生长于富贵之门、辇毂之下的张镃，“诗不尚丽，亦不务工”，最后在南宋星光灿烂的诗坛占有重要一席。

如果说张俊作为迁居临安的第一代，为家族奠定了无比优厚的经济基础，编织了文武两途广泛的人际网络，有意识地安排子孙由武转文，而张镃无疑是这个家族中以诗文驰名的关键人物，此后张氏子孙文脉不断，俊秀辈出，对江南文化颇有影响。

或许张镃厌倦了祖宗旧宅，后来他在临安南湖之畔购得百亩荒圃，另建新园。南湖又称白洋池，南宋时有“赛西湖”的美名，当时水面十分广阔，周回达数十里，搬进南湖别墅后，张镃又不惜花费近十五年的的悠悠岁月，用来完善整个园区的景点，最终构筑起东寺、西宅、南湖、北园的完美格局。“东寺为报上严先(即报君尊祖)之地”，是张镃捐出东宅所建的佛寺，俗称“张家寺”。“西宅为安身携幼之所，南湖则管领风月；北园则娱宴宾亲”，张镃还把园林中的堂馆桥池分别命以雅名，每处景点赋以小诗，共集诗数百首，由此可见园中景点之多、规模之巨。

南湖是张镃结交诗友的重要根据地。张镃《又呈坐客》诗所云：“天假南湖一段奇，宾朋胥会只论诗……从来邂逅宜真率，花下杯传却莫迟。”

张镃坐镇南湖，以诗会友，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诗坛名家，均是张镃的座上常客，尤袤、范成大、周必大、辛弃疾、陈亮、叶适、史浩等当世名流也应在这里饮酒开怀，即兴赋诗。这种情况，对于推动南宋中兴诗人之间的广泛交流，促进他们的诗歌创作与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而张镃也因此在中兴诗坛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后来，南湖日益堰塞，历经几朝沉浮，张氏园林也废为民居，湮没不闻。唯独“张家寺”反而屡毁屡兴，竟一直延续至近代，南宋绍定年间，该寺毁于火灾，后于原址重建。元末佛寺再毁，入明之后再度重建。万历年间，禅寺大半军营及豪绅侵占，后经浙江布政使吴用先等人努力，相继收回故地，恢复寺院旧观。与此同时，建“张公祠”以纪念张镃，又新建水星阁，六角三层，高七丈八尺，以镇火灾。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佛寺又被毁，同治年间复建。20世纪上半叶，水星阁尚存，四面水泊环绕，仍是杭州城北的地标建筑，直至五六十年代，水泊被完全填平，水星阁也被彻底拆除。

张家寺、白洋池、水星阁，它们都早已荡然无存，然而今天的杭州仍然保留了水星阁的地名，使得我们对将门之后张镃及其南湖名园，还有一点点痕迹可寻。

张镃极富诗情，喜吟成癖，是活跃于南宋中兴诗坛的著名诗人。他自称：“我因耽诗鬓如丝” “一日不觅句，更觉身不轻”。独处之际，他常是“坐禅才罢即行吟”。若友人来访，他则往往与之“登楼才会面，促坐便论诗”。张镃诗文甚丰，今存《仕学规范》四十卷、《南湖集》十卷。

南宋中兴时期，则是诗坛批判继承唐风和江西诗学而走向独造创新的时代。张镃的诗学思想也受这股风潮影响，成为复古弄潮儿。张镃其《俞玉汝以诗编来因次卷首韵》称：我生癖耽诗，极力参古意……大雅既不作，少陵得深致。楚骚久寂寞，太白重举似。堂堂豫章伯，与世不妩媚。 峭峭后山老，深古复静丽。长篇杂短章，末学敢睥睨。傥非四公者，孰毕此能事。

也表明了他的这一倾向，以及对杜甫、 李白、黄庭坚、陈师道等大家推崇备至，尤其是李杜，在其《杂兴》之二十一中有写：唐家盛词华，培本自武德。投戈辟文馆，荚士来翼翼。访政讨典坟，分夜亡倦极。当时瀛洲目，意气宁偪仄。言诗到李杜，骚雅并区域。

对李杜的喜爱与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诗学发展在李杜之际达到巅峰。

张镃与杨万里一样追求活法悟诗，是要破除陈腐，独造平淡圆融之境。而又因张镃家境富裕，因此其诗风显得尤为豪夸放纵，这也与他将洒脱浪漫的“诗仙”李白作为偶像不谋而合。

清代批评家刘熙载云：“伏应转接。夹叙夹议，开阖尽变，古诗之法。近体亦俱有之，惟古诗波澜较为壮阔。” 又云：“古体劲而质，近体婉而妍，诗之常也”。他对张镃的古体诗所显现的豪放之气非常欣赏。张镃的诗作《千叶黄梅歌呈王梦得张以道》：笛声吹起南湖水，散作奇葩满园里。被春收入玉照堂，不逐余芳弄红紫。一春开霁能几时，江梅正多人来稀。光风屈指己过半，赖有缃蕊森高枝。今朝拄杖偏宜到，暖碧红烟染林草。悠然试就花下行，便有疏英点鸟帽。细看宝靥轻金涂，密网粲缀万斛珠。一香举处众香发，幻巧更吐冰霜须。叵罗盛酒如春沼，不待东风自开了。呼童撼作晴雪飞，雪飞争似花飞好。上都赏玩争出城，日高三丈车马尘。谁能摆脱热官与铜臭，肯学花底真闲人。时平空山老壮士，不得灭秦报君死。鸡鸣抚剑起相叹，梦领全师渡河水。吾曹耻作儿女愁，何如且插花满头。一盏一盏复一盏，坐到落梅无始体。无梅有月尤堪饮，醉卧苍苔石为枕。醒来明月别寻花，桃岸翻霞杏堆锦。

能见诗作铺陈之华丽，诗情之酣畅，颇有太白之风。曾维刚认为“在这首七古中，张镃用大量篇幅铺叙其南湖的满园奇葩和秀丽春光，描述京都的喧嚣繁华，在表现其富贵悠游生活的同时，也抒发了报效君王的豪情。转而写岁月消磨、壮士空老的无奈和苦闷。最后，仍以纵饮和浪游作结。全诗跌宕起伏，襟怀夸张，具有一种豪纵之风。”

另一方面，张铉诗具有较为强烈的主观色彩，往往以自己的生活与情感表现为中心，塑造出其清狂 不羁的自我形象。如《前有一尊酒行》：霖雨半月今夕晴，风堂人稀灯烛明。凉虫咽咽傍墙竹，听久但促孤愁生⋯⋯神仙恍惚休强寻，壮士易老难为心。要须出处任天运，况我自判归山林。一杯复一杯，无客谁同斟。案间幸有李白旧诗数百首，试读精爽飞云岑。安得同渠游，霓裾碧瑶簪。回头却谢髠卓辈，弃置礼法几荒淫。何如高吟泣鬼神，模写造化归无垠。谁能狸膏金距学鸡斗起捉檐柱，矫首落落看星辰。

在曾维刚看来，“在此诗中，张镃以霖雨、夕晴、风堂、灯烛、神仙、壮士、山林、云岑、霓裾、星辰等意象，描绘出由雨至晴、从昼到夜的身边景物的变幻，并且展开超越时空的想象，从地上风物写到天上神仙，复由仙界回到现实山林，又由自己的壮心易老与座闯诗酒联想到前代诗仙李白，向往与之一道脱离尘寰，结伴遨游。全诗以对案孤处时的自我玄思冥感为中心，情怀驰骋，意象翩飞，诗人不拘札法的狂士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

南宋中兴诗坛，才情辈出，而张镃则因独特的家世和成长环境，清新飘逸、奔放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不流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