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梯青早年常来杭州西湖，并曾下榻北山街旁的新新旅馆。当时，新新旅馆还没有盖起五层的大洋楼，只是一座并不起眼的二层小旅馆。但是，小旅馆接待的却都是来葛岭打猎的富豪和洋人。因为那时，小旅馆后面的葛岭不仅有鸟，更有不少小兽。

小旅馆里的人接待惯了当时的前卫人士，对来自乡村的客人就有点另眼相待了。带着南浔口音的刘梯青在此也受到了白眼冷遇的对待。而作为富商之子的刘梯青，居然在这样一家小旅馆中受气，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

弟弟刘湖涵的那块土地离新新旅馆不远，刘梯青便动起了这块土地的念头⋯⋯

于是，没过多久，新新旅馆的西边出现了一个建筑大工地。赌气，为北山街带来了第一座大洋楼。这座建筑面积为989．07平方米、具有古罗马科斯林风格的三层建筑落成后，刘梯青给它起了一个乡土气很浓的名字——孤云草舍。目的是要一旁的邻居好好瞧瞧：我盖一座草舍也有这么豪华。

这时，小旅馆的主人才知道自己得罪了一位大富豪。但是，由于一时缺少资金，小旅馆的老板董锡庚也就没有能力马上进行反击。

1921年，已经积累了一定资金的董锡庚终于也动手了。他在孤云草舍的东面建起了一座五层的大洋楼（1922年建成）。虽然，在建筑设计、建筑用料上，五层的新新旅馆都不及三层的孤云草舍，但是，精明的董锡庚却从房屋的高度和体量上成功地压住了对方。新新旅馆的五层新建筑，好像是一堵既高又长的围墙挡住了孤云草舍，使得从湖滨、钱塘门过来的人首先看到的只能是新新旅馆。

成为省长官邸

由于孤云草舍只是赌气的产物，气出了以后，刘梯青也就不再关心这栋高楼，于是孤云草舍便长期空置。等到后来董锡庚再建五层大洋楼时，刘梯青可能已经意识不到，正是他的孤云草舍激起了小旅馆老板建高楼的雄心。

其实，刘梯青当时并不是故意丢弃孤云草舍，而实在是没有精力照看此楼。因为刘梯青经商办实业的目光主要不在杭州城内。他一直是在上海经营房地产，1928年4月编印的《上海总商会会员录》中曾收录16家当时上海最出名的房地产经营大户，其中有3家属于南浔刘家，分别是：刘崇德（刘梯青）、刘景德（刘湖涵）、刘敬德（刘承干）。此外，刘梯青也从事丝绸实业。1927年，他与庞赞臣等人共同出资28万大洋，在塘栖镇圈地42亩，办起了一座大丝厂——崇裕丝厂（杭州新华丝厂前身）。当时，该厂曾拥有意大利缫丝机492台，年产白厂丝10余吨。

1936年，刘梯青的孤云草舍终于派上了用场，他的同乡朱家骅来杭州当浙江省主席，刘梯青便将那座长期空置的孤云草舍借给了朱家骅居住，这座西式洋楼后来就成了省主席的官邸。[SITESERVER_PAGE]

七七事变后，处于前线的浙江、江苏、安徽等省都先后换了军人担任省主席。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黄绍竑来浙江接朱家骅的班。国民党官场上的习惯是，前任省主席提前走，接班的省主席随后到，两者从不见面，以免引起尴尬。但是，这次朱家骅却是破天荒地等着黄绍竑来浙江。1937年12月4日，黄绍竑来到杭州，马上去孤云草舍拜访朱家骅，朱在寓所介绍了浙江抗战前线的情况，还请黄绍竑在孤云草舍内吃了饭。事后，黄绍竑曾流露这样的感叹：“朱主席一直等到我到来才走，这也算是抗战中的一种进步吧！”

高楼丢失“姓名”

新中国成立以后，孤云草舍和新新旅馆，这两座相互叫板的高楼却成了弟兄——一起成为省人民政府的招待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孤云草舍曾经被用作省主席官邸的历史，渐渐被人们所遗忘，后来，这栋大洋楼连自己的“姓名“——孤云草舍，也丢掉了。人们甚至认为孤云草舍也是当年新新旅馆的老建筑。

20世纪90年代后期，杭州园林文物部门曾组织专家学者编纂《西湖志》，虽然编纂者从历史资料中查到了杭州西湖旁曾经有一栋叫“孤云草舍”的大洋楼，但是，却无法找到这栋洋楼。所以，1995年出版的《西湖志》，没有给出孤云草舍的确切位置，甚至还将三层楼的孤云草舍，说成是“西式五层楼”——连楼层都搞错了！

1996年初，有研究者在这座历史建筑旁找到了它的“出生证”——刻有“孤云草舍”的界石、铸有“孤云草舍”的铸铁。这年3月24日的《钱江晚报》上，刊登了这一考证结果。这样，已经被历史淹没的孤云草舍，重新回到了人间。刘梯青在杭州的后代，获此消息后，也马上就赶往北山街，去察看这座大洋楼。原来他们也不知道刘梯青在杭州还盖有这样一座大洋楼。更不知道这座高楼还是赌气的产物。

在新新饭店担任18年（1986-2004）总经理职务的王大土，曾多次负责孤云草舍和新新旅馆这两座历史建筑的维修保护工作。王大土说：“通过几次大修，使我们接触到了这两座历史建筑的本质。虽然孤云草舍只是三层建筑，而新新旅馆是五层建筑（如果包括地下室，还是六层建筑），但是，无论是在建筑艺术上，还是在建筑质量上，孤云草舍都大大优于新新旅馆。许多研究建筑艺术的专家也往往把赞美送给孤云草舍。”

如今，孤云草舍是新新饭店的西楼，建成于1922年的新新旅馆则是新新饭店的中楼。这两座历史建筑都已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