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都立国是中国古代各王朝、政权的核心课题。通常情况下，国都的定立，需要综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与地理形胜等多重因素。在考虑水陆交通便捷，保证财赋供给充足、输转通畅的同时，又要尽量择取相对居中的地理位置，以便号令、统御四方，更须兼顾地势守御，保证都城的军事安全。不过，各王朝、政权在处理都城问题时往往难以面面俱到。某种程度上说，建都立国的行为是朝廷权衡内外形势后综合上述因素所作的一种取舍与抉择。因此，各朝所侧重的建都因素每有不同，个中差异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无疑值得探索与检讨。

关于南宋初年建都问题，以往论者多侧重对东南地区——尤其是建康与杭州（临安）间的考察。笔者在阅读史料过程中发现：南宋建国伊始，除立国东南外，驻跸京湖（主要集中于襄邓、荆南与鄂州）是当时极为重要的一种声音，多位朝廷重臣都曾主张将政权转移到京湖地区。

本文拟对南宋初年“建都论”中的京湖之议展开考察，具体分析“移跸京湖派”所强调的建都因素——这些因素正是后来被最高决策者所舍弃的。其次，移跸京湖在建炎三年一度成为宋廷的预定计划，但最终被抛弃。这一过程具体是怎样的？对此，学界尚无太多关注。以上问题的探讨，希望能进一步加深学界对南宋建国进程暨“立国东南”决策确立过程的认识。

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康王赵构登基于南京应天府，改元建炎，标志着南宋政权的正式建立。南宋建国之初，金军正所向披靡于中原，应天位处豫东平原，无险可守。因此，适当转移政权以避敌锋芒成为必然之势。然而，具体移往何处，则关乎新政权存亡与立国之格局规模，是一个有待讨论的课题。

七月，针对元帅府旧臣宗泽所持“还都汴京说”、黄潜善汪伯彦所主“巡幸东南说”，宰相李纲提出了“适襄邓”的主张。他先是在面谈中向高宗解释“适襄邓”的用意在于“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若巡幸东南，则“恐中原非复我有”。随后又在《议巡幸札子》中就“适襄邓”的可行性作了具体阐述：

为今之计……莫若取其次策以适襄、邓。襄阳近为李孝忠所据，虽已溃散，恐或残毁，惟邓为可以备车驾之时巡。夫邓者，古之南阳，光武之所兴也。西邻关陜，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货财；东达江淮，可运谷粟；有高山峻岭可以控扼，有广土宽城可屯重兵；民风号为淳固，盗贼未尝侵犯。此诚天设以待陛下之临幸，事之机会，不可失也。愿召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储峙粮草，朝廷给降钱帛，广行应副，专遣使者以督其事。将来秋高，六飞启行，由陈、蔡、唐以趋南阳，不过半月可达。

邓州、襄阳是北宋京西南路两大重镇。其中，邓州位于汴京西南方向约七百五十里处，襄阳则稍远（约九百五十里）。二城相隔甚近，同处南阳盆地，介于豫东平原与江汉平原之间。在李纲看来，襄、邓地处南北之分界，距离两河、京东不远，若驻跸于此，可昭示“不忘中原之意”，具备政治上的象征性，对提升新政权威望、凝聚人心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建都襄邓的必要性。

就建都的可能性而言，李纲主要强调了两点：其一，与建康、长安相比，襄邓位居王朝之中，乃四通八达之地，驻跸于此，便于征集西北之兵马、巴蜀江淮之“货财”、“谷粟”等战略物资。其二，就军事防御而言，襄邓（因襄阳残毁，具体落实在邓州）外拥方城之险，内有坚城之固——即所谓“高山峻岭”、“广土宽城”，足可依托自守。从前代历史经验来看，安史之乱中镇守邓州的鲁炅也曾有过阻御强敌的成功案例。

除宰相李纲外，当时颇受高宗信用的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朱胜非也持类似看法。他认为“襄阳接蜀汉，而引江淮，可以号令四方”，建议高宗暂行驻跸襄阳，“控制南北，以图中原”。可惜的是，史籍并未留下朱氏的具体论述。

凭借崇高的政治声望，李纲“适襄邓”的主张一度得到高宗的支持。观文殿学士范致虚与京西南路转运副使范之才分别被派往邓州主持“修治城池”、“储峙粮草”事宜，同时命“发运司拨江、湖纲运，由襄汉通漕，命四川变转轻货，陆路自陜西，江路自归、峡以入南阳”。不过，朝廷的迅速行动并不意味着李纲所阐述的“适襄邓”之可行性就一定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下试作分析。

诚然，襄邓相对居中的地理位置便于四方战略物资的获取，但这牵涉到两个先决条件：其一，物资的远程调拨需要一定周期，这就要求驻跸地所在地区自身应具备一定经济生产能力，以供缓急之用。襄邓地区是否具备这一条件？其二，当时是否具有将其他地区——特别是东南地区的经济物资顺利输送到襄邓的交通条件？

根据韩茂莉的研究，整个北宋时期，南阳盆地及其邻近地区的农业生产始终不为兴盛。熙宁中，苏辙即曾指出京西路“壤地瘠薄，多旷而不耕，户口寡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赋之入，于他路为最急”的事实。[11]北宋末年特殊的政治局势又使该地区经济生产遭受严重破坏。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汴京城破，大将刘延庆率守城兵卒万余人出逃，其部下“李孝忠、党忠、祝进、薛广、曹端、王在之徒”，“悉走京西，聚为盗贼”。与此同时，勤王东下的陕西兵也因北宋政权的覆灭而“无所归”，“去为盗，掠汝、颍间”。对此，李心传《系年要录》有如下描述：

自金再围城，京西、湖北诸州悉为贼寇侵犯，随州陆德先、复州赵纵之、郢州舒舜举与荆南、德安皆失守。

汤璹《德安守御录》则曰：

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孝忠余党张世、李孝义贼马五万余众，已破襄阳、荆门军、荆南府、郢、复州，遂寇德安府。

换言之，汴京城破后，守城军队与勤王部队悉皆沦为军盗，南下攻略洗劫京西南路、荆湖北路各州县，致使整个南阳盆地、江汉平原民生凋敝。当时参与建都讨论的御史中丞许景衡即明确指出“京西州县累经残破”，就连力主建都襄邓地区的李纲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襄阳“恐或残毁”的事实。因此，襄邓以至整个京西、湖北地区实际上无法给予新朝所急需的经济支撑。

其次，襄邓地区与东南存在水运交通连接，其路线大体溯长江逆行至鄂州，既而转汉水北上襄阳，最后再通过白河水运抵达邓州。但由鄂州溯汉水而上、襄阳溯白河水而上的两段运路都十分艰难。整个南宋时期，襄阳驻军的粮食供给一直都是很大的问题。加之当时军贼势力猖獗，复、郢、襄、随诸州皆为盗区，由鄂州至襄阳的运路基本处于阻隔状态。是以，东南的经济物资也很难顺利送达襄邓地区。

最后，就军事守御层面来说，邓州城虽曾在熙宁年间经历过一次大的整修，但已历五十余载，其城防抗压能力未可高估（至少不可能强于汴京城）；襄、邓北面的古方城之险亦非不可突破。一旦方城垭口被打开，宋军绝无力与金骑抗衡于平原开阔地带，届时等待高宗政权的就只能是困守孤城，最终重蹈汴京失陷、二帝被俘的覆辙。

综上，襄、邓地区并不具备新政权所亟需的经济支持与军事安全保障。李纲描绘的驻跸可行性看似动人，实际殊难成立。移跸襄邓，核心目的在于提升新政权凝聚力、稳固人心。对于缺乏皇位继承合法性的高宗而言，能否“系天下之心”的政治姿态问题固然是重中之重，如何在金方强大的军事压迫下求得生存更是当务之急。

就史籍所呈现出的面貌来看，“适襄邓”的规划出台后，不仅遭到元帅府旧臣黄潜善、汪伯彦的抵制，就连刘珏、许景衡在内政治上同情李纲的朝臣也纷纷表示反对。先看中书舍人刘珏对“适襄邓”的意见，他说：

臣闻近臣有欲幸南阳（引者按，即邓州）者，南阳密迩中原，易以号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财殚，陈、唐诸郡新刳于乱，千乘万骑何所取给？南阳城恶，亦不可恃。夫骑兵金之长技，而不习水战，金陵天险，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

刘珏承认襄邓地区因地理上“密迩中原”所带来的政治象征意义（“易以号召四方”），但同时指出，鉴于新朝“兵弱财殚”的实际状况，该地区存在不适于驻跸的两大因素：其一，京西地区“新刳于乱”，“乘舆无所取给”，在经济上无法支撑政府与军队庞大的开支；其二，襄邓地区不仅在地形上利于金人骑兵驰骋，且“南阳城恶”“不可恃”，难以给予朝廷基本的军事安全保障。与之相比，“金陵天险，前据大江”、“东南久安，财力富盛”，东南地区（建康）恰恰具备新朝所亟需的经济支持与军事安全保障。

御史中丞许景衡的意见与刘珏几乎完全一致，他在上疏中同样认为“南阳无险阻、城池，而密迩盗区，且漕运不继，不如建康天险可据”。显然，在凝聚人心与暂且图存之间，无论是以黄、汪为代表的元帅府旧僚，抑或政治上同情李纲的朝臣，都倾向于选择后者。

不久，金方以张邦昌废逐为口实将再度南下的消息传至应天，陡然而至的军事压力促使高宗最终放弃既定的“适襄邓”计划，同时罢免宰相李纲，于当年九月下诏“暂驻跸淮甸”，沿汴河南下，撤出中原。

南宋初年有关驻跸地的第二次讨论是在建炎三四年间。建炎三年（1129）春，寓居东南仅一年有余的高宗政权迭遭“维扬之变”（二月三日）与“苗刘兵变”（三月五日），几近覆灭。值此内外交困之际，新朝应何去何从？以何立国？如何立国？再度引发决策者与朝臣们的思考、热议。其中，驻跸地的选立仍然是十分突出的话题。不少臣僚建议高宗离开东南，将政权转移至上游的京湖地区。

先是当年三月，北来归朝的河北义军首领马扩应诏上书，首倡“都守武昌”（引者按：武昌指鄂州，非鄂州武昌县）之议，建议依托武昌“襟带荆湖、控引川广”的地理位置，“招集义兵，屯布上流，扼据形势”。浙东安抚使、知越州翟汝文则呈请高宗移跸荆南，他在奏札中强调宋廷建都立国应秉持“先据便地，控扼形势”、“先据上流，控制中外”的思路。循此思路，定都荆南，正可“居中央以制四方”，“增重国势”。具体来说：一方面，荆南据大江重湖之险，利于扼制金人骑兵优势，由长江所构建的漕运网络也足以保证政府、军队的供给。即便退却逃窜，亦可有西入巴蜀、南下湖广、东入江表等多种选择，其战略纵深较之“四顾涂穷，无所从出”的江浙地区要宽广许多。另一方面，一旦时机成熟，则“一军自鄂、岳而下，直趋江浙；一军自襄、邓而出，直趋京洛；一军自川、陕而出，直趋关中”，恢复有望。概言之，在翟汝文看来，建都荆南，得形势之便，可攻可守。不过，马、翟二人的建言似未得到朝廷积极的回应。

四月中下旬，在戡平“苗刘兵变”中立有勤王再造之功的新知枢密院事张浚就未来国家战略规划问题与高宗有过一次对谈。为打开国势不振的局面，张浚提出了“经营川陕、移驾武昌”的战略构想。具体来说：由他本人先期率军西进，“身任陕蜀之事”，整合利用该地区强大的军事力量开辟第二战场，随后由宰相吕颐浩、大将刘光世张俊“扈驾来武昌”，另留韩世忠“镇淮东”，形成川陕、京湖、江淮三大地缘板块“首尾相应”、“声援相接”的格局，朝廷则坐镇京湖，居中调度，掌控全局。如此，立国之形势可成，朝廷便有了与金国抗争的根基。这一规划蓝图一度得到宰相吕颐浩的支持与高宗的首肯，几成定议。

稍后，名儒胡寅也提出过一个建都京湖的设想。当年八月，时任起居郎的胡寅在上疏中说：

欲强进取之资，而无形势之失，惟荆襄为胜。今方城、邓林，虽非天险，然汉水为池，上下不过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西汗漫，平原旷衍，四通五达，易入而难避也。诚能屯唐、邓之田，以养新兵，出广西武陵峒丁，并施、黔诸军，筑坚垒，列守汉上，阻以水军，防以正军，缭以弓手、兵民，牵制江、黄，呼吸庐、寿，则攻取之计成。然后陜西声气相应，而骑卒能至，川、广之富，皆可拱揖。其比于漂泊大江之南，栖伏东海之滨，险易利害，相去远矣。

这里，胡寅既称“荆襄为胜”，又以汉水、淮西对举，可知其所论驻跸地具体是指荆南。在获取军事资源的问题上，他还提出了充分发掘广西、湖南军事力量的设想。

不难发现，这一时期，马、翟、张、胡所提出的建都构想，是以沿江重镇鄂州或荆南为行都、襄邓之地充当藩篱“屏翰”而展开的。与稍早前李纲、朱胜非所持“立都襄邓说”不同，马扩等人的构想可以说是以鄂州或荆南为根基的荆襄一体论，反映出建炎三年以后“立国江上”已成为时人的基本共识。所不同者，在于“东南”与“上游”之间的选择。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马扩、翟汝文，还是张浚、胡寅，都十分强调京湖地区位处南中国中部，便于沟通连接江淮川陕湖广中原几大地缘板块、整合调配战略物资的特殊“形势”。在他们看来，唯有率先占据上流（即京湖）“形势”之胜，国家在军事战略上才能从容进退。若立国东南，不仅“形势削弱”，国势不张，“甘守偏隅”的格局也将制约朝廷对川陕、湖广等远地的掌控。

与之相对，以御史中丞张守、左谏议大夫滕康、中书舍人季陵为首的部分朝臣则力劝高宗留守东南，坚决反对抛弃江浙、西幸武昌的计划，我们可称其为“留守东南派”。与“移跸京湖派”着眼于上流“形势”之胜不同，“留守东南派”更强调东南在国家政权架构中的“根本”地位。如张守在《论幸蜀札子》中明确指出：

东南今为国家根本之地，陛下既已远适，则奸雄必生窥伺之意，则是举根本之地而弃之。

随后，中书舍人季陵在奏疏中再次重申了这一理念。大将韩世忠在稍后的面对中也有诸如“淮、浙富饶，今根本地”的言论。

“根”与“本”均指树木之根，引申出来就是政权、国家的政治立足之地。这是古人在论述地缘政治时常用的一个概念。应该说，张守等人之所以特别强调东南在国家构建中的根本地位，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外，更多是从财赋供给角度出发的。众所周知，唐代中期以后，东南成为国家赋税最主要的来源。北宋立国豫东平原，其国用同样仰赖东南赋税的输转。因此，北宋时期就不乏“东南为国家根本”的言论。如范祖禹说“国家根本仰给东南”、苏辙称“东南漕事国用之根本”等等。在张守等人看来，只有把控住国家财赋来源之地，新朝才有立国的可能。

对于建炎三四年间驻跸地之争的实质，当时人就有较为清晰的认知：

今车驾所至，虽未能据形胜、占上游，如古者建国之制，而官吏、兵卫颇众，其积粟聚财之计，必有成谋，然后六飞可以顺动。

这段话来自建炎四年四、五月间某位臣僚的上言，当时高宗正驻跸于越州。在这位臣僚看来，越州所在的东南固然未能“据形胜、占上游，如古者建国之制”，但却可较好地解决“积粟聚财之计”。反过来说，欲将政权转移至上游，占据形势之胜，则必须预谋好“积粟聚财之计”。

总之，建炎三四年间有关“移跸京湖”与“留守东南”间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可视为“重形势”与“据根本”两种思路间的碰撞，反映的是朝臣们建国理念的差异与侧重。若“留守东南”，固然能得到坚实的经济支持，但朝廷对于上游、西部地区的掌控将十分薄弱，亦非进取之势；而选择“移跸京湖”，固然得形势之胜，朝廷可居中调度，掌控全局，但财赋供给方面的压力也将成为国势振兴的制约因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