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文学、艺术、宗教、戏曲等在此时期都获得了许多突破，宋朝统治者还注重推行“文治”，普遍提高了士大夫的地位，这使得文人士大夫阶层引领了当时上层社会的主流哲学和美学风尚，作为宋代宫廷用瓷的官窑瓷器也不免受到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南宋官窑瓷器在造型、装饰、主题和门类上对当时的理学、美学、宗教乃至家国观念都有所反映，这也使其成为当时和后世文人墨客演绎的经典素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就开始出现少数民族内迁的潮流，此后数百年内匈奴、鲜卑、羯、狄、羌、柔然、突厥、回鹘、靺鞨、契丹等少数民族不断与北方汉民族进行融合，这虽然给北方带来了多元的文化，但不同民族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仍然导致冲突不断发生。特别在少数民族掌权的王朝，汉民族经常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中唐安史之乱后，一些儒生士大夫重新提起了“尊王攘夷”的学说，同时韩愈、柳宗元等人也开始在文学方面提出以儒学复兴为旨的复古运动。至宋朝建立，复古运动已经初具规模并逐步影响到文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加上同期辽、西夏与宋在边境上不断出现摩擦，“复圣古、斥蛮夷”的思想成为北宋上层统治阶级中的主流思想。这场复古运动寄托着皇帝与士大夫阶层强烈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其最根本的便是希望通过恢复、再现“三代”礼制，以求加强皇权和巩固统治。

宋仁宗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北宋复古运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促进了礼制的转变，而礼制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祀昊天上帝的祭天大礼。自宋仁宗嘉祐末年起，宋代祭天礼就基本确立了“三岁一亲郊”的制度，即每三年由皇帝亲自主持祭祀昊天上帝，其祭祀的形式又包含南郊大礼、明堂大礼和祈谷大礼。南郊大礼一般于冬至日在南郊圜丘举行，在所有祭天礼中耗费最为巨大，因此宋朝统治者常常偏向采用耗费相较南郊大礼为少的明堂大礼，而祈谷大礼在宋朝“三岁一亲郊”制度确立后只采用过两次，因而很少被提及。除“三岁一亲郊”的祭天大礼外，宋代礼制还包括年年举行的由有司摄事的祭天常礼。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下诏，“每岁季秋大享，亲祠明堂如孟月朝献礼，罢有司摄事”，自此直至宣和七年（1125），宋徽宗“岁皆亲祀明堂”，宋徽宗的这种做法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三岁一亲郊”的制度，这不仅表明宋徽宗本人热衷礼制建设，更反映出此时的复古运动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盛况。但如此频繁地举办明堂大礼已经违背了礼制改革的初衷，不仅未能像礼制改革初期时起到巩固皇权、稳定社会的效果，反而给社会各阶层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因而在北宋灭亡之后，宋高宗又逐步恢复了皇帝“三岁一亲郊”的制度，并且直至南宋灭亡都基本遵守此制度。

祭天大礼在制度上有了保障后，祭天时所需的各种器用也需要按照制度来筹备，其中鼎、鬲、觚、爵、卣、罍、盨、豆、敦、钟、罄、尊、盘等三代礼器成为祭天大礼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在材质上则竹、木、铜、陶、金、玉、石等均有被使用。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议礼局强调祭祀天地需用“陶匏之器”，自此陶瓷质的礼器与祭器开始增多，而根据《坦斋笔衡》的记载，大观之后的政和直至宣和年间，北宋官窑已经设立，或许可以推断北宋官窑设立的起因也与这种对祭器、礼器材质选择的改变有关。

到南宋初期，南宋宫廷基本沿袭了北宋末年的这种做法，这或许可被看作对复古运动的继承，但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混乱且财力有限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文献就曾记载此时“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绍兴十三年（1143），秦桧“修礼乐以文太平”，同年宋高宗改往年多次采用的明堂大礼为南郊大礼，据文献记载此次郊礼中使用的陶瓷祭器与礼器正是平江府负责烧造的。此后随着南宋官窑的设立，烧造陶瓷祭器与礼器的职责便由南宋官窑窑场负责，所以南宋官窑产品中亦不乏陶瓷祭器与礼器。

北宋  汝窑青瓷樽式炉  英国伦敦大学大卫德基金会藏

宋代复古运动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促进了金石学的兴起，这既是复古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其本身也进一步推动了复古运动的传播。宋徽宗时期，金石学已发展到极高的水平，不仅出现了《三礼图》《宣和博古图》《考古图》等金石学著作，还促使社会各阶层都以好古为上。在宫中，宫廷设有稽古、尚古、博古三阁并收藏了数以万计的三代古物，而在民间私人收藏也变得颇为活跃。这种崇古之风推动了当时社会仿古之风的盛行，不仅出现新铸三代礼器以进行牟利的行为，也导致当时陶瓷器从三代礼器中广泛取材。北宋中晚期，产品质量较高的定窑、汝窑等窑口的产品中已经开始出现樽式炉、三足盘等仿古瓷，这些瓷器虽然模仿三代礼器而作，但一般不以纹饰装饰，仅依靠器型来烘托古意，这种瓷器仿古的潮流也影响了官窑瓷器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