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杭州及西湖的地形地貌后，我们还得先对“钱唐”和“杭州”之名的来历进行揭示诠释。

“钱唐”，即指钱唐县，始置于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属会稽郡。历经西汉之后，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钱唐县并省，治所废。大约到了安帝时（107〜125年)，才复置钱唐县，为会稽郡辖境，至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吴、会分治时，钱唐县属吴郡。显然，钱唐正是杭州的直接前身。从秦朝开始至唐代，其本名都写成“钱唐”，至唐朝时或因避讳国号，抑或如陈志坚云，是为了规范之故，才在“唐”字加上“土”字偏旁，即“塘”字。从此之后，“钱唐”便往往写成“钱塘”了，这是比较通常的说法。至于它的涵义，陈桥驿教授曾提出，“钱唐和余杭一样，也是秦会稽郡的属县，同是‘其义无得而详’的古代越语地名。”宋代赵彦卫在其所著《云麓漫钞》书中，即主张“盖自前古以来，居人筑塘以备钱湖之水，故曰钱塘”。此说已遭到明代田汝成的质疑，田氏指出，“唐，途也；钱，古篯姓。岂秦汉间有姓篯者居江干，或筑塘以捍海，遂以起名”乎？

“钱唐”的得名，还有传说是因与东汉时的华信筑唐而得名。此说最早见于南朝刘宋元嘉年间任钱唐县令的刘真道所写的《钱唐记》一书中，文中说东汉之时“会稽郡”议曹（协助会稽郡太守工作的官员）华信，“立唐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与钱。及成，县境蒙利，乃迁此地，因是为钱唐县”。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渐江水》也记说华信“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唐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 皆弃而去。唐以之成，故改名钱唐焉”。有人对此文解释说是在会稽郡官员华信的建议下，当地政府决定在西湖和江海之间修建一条海塘，工程开始招募民工之时，声称“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因此，人们纷纷肩挑车推而至，“旬日（其实为‘月’）之间，来者云集”，但是“唐”还未建成，赏钱还未支付时，工程部门便突然宣布停工，人们只好将土石抛弃而去，因之竟然造成了海唐，西湖因此与海隔绝，形成为湖。由于原先答应运土石来是要付钱的，所以这条海唐便被称为“钱唐”，这就是“钱唐”一名的由来。其实，此种颇具戏剧性的说法不值一驳，因为我们的古人做事是十分诚信的，不可能以此来欺骗老百姓；更何况随意抛弃的土石居然能筑成捍海大塘吗？特别是在东汉华信之前的秦代，古杭州之地就已叫“钱唐”了，怎么会到东汉时才得名为“钱唐”呢？ 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其实，我们的古人也早就不信此说了，《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引述《钱唐记》此文后，曾加按语云：“华信汉时为郡议曹。据《史记》，始皇至钱唐，临浙江。秦时已有此名，疑所说为谬。”

据研究，西湖在商周之前便已形成，而“钱唐”一名，应源自古越语地名，也有可能源自当时的筑唐之举，《越绝书》曾记越国 筑有富中大唐、吴唐、石唐等工程，或可供参考。

其实，古代“钱”与“泉”音义相同，可以互通，王莽时将钱唐县改为“泉亭”，就是明证，故此有来自武林山间和地下泉水之意；“唐”，《说文》云“大言也，从口庚声，徒郎切”；《康熙字典》注：“俗本作塘”。塘，《说文》曰：“堤也，从土唐声，徒郎切”；《康熙字典》注：“筑土遏水曰塘”。既然古代“唐”与“塘”均为“徒郎切”，那么，“唐”、“塘”同音通假，自然可以通用。其后，随着隋唐时代字样学的兴起[1］，同时也可能鉴于“唐”的字义太多（依《辞源》所释就达十一种之多)，尤其是为了避讳和字样的规范统一，疑自唐代开始，凡属“筑土遏水”的堤坝、捍海塘，以及水塘、池塘之意者，均加上“土”字偏旁，以示和“唐”字相区别，罕见彼此通用了。

杭州古时泉水众多，如金沙港（涧）、冷泉、玉泉、涌泉（据《梦粱录》载“在霍山行宫西清心院前山坡下”）、龙井、虎跑、珍珠泉、灵泉、金沙泉、杯泉、卧犀泉、萧公泉、岁寒泉、参寥泉、颖川泉、喷月泉、定光泉、白沙泉、六一泉、仆夫泉、寒泉、生绿泉、大悲泉、茯苓泉、持正泉、天泽泉、瑞石泉、青衣泉、武安泉等泉水即是，甚至连西湖中也有“泉数十眼”。而“西湖”在距今3000多年即商周之前业已形成，总纳武林山水，诸如金沙港（疑为《汉书•地理志》所记的“武林水”）等水道，和上述众多的泉水细流均汇纳入古西湖洼地，久而久之，也许这处汇纳四周泉水而形成的水塘或池塘，因当时塘与唐互通，便有了“泉唐”之谓。更因为这里是秦汉之时越人的主要饮水之源，且近县治，而“钱”又与“泉”通用，故其时设立的县才取名为“钱唐”，这应是“钱唐”得名缘由较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