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后，对埠际商品流通的种种束缚逐步被打破，杭州与上海等城市的工农业产品交换大规模展开，城站市场得以迅速扩张。湖滨地区作为连接杭城南北的要冲，商业很快兴旺起来。这两个后起的市场取代原有的城中市场而成为杭州市场发展的强劲龙头，不但将原有互相分割的城中、江干、湖墅三个市场连接起来，形成了东西南北中五市浑然一体的新型城市商业架构，而且带动了旧封建市场向资本主义市场形态的转变。

破城——“城湖合璧”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成功，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11月5日，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军光复了杭州。全城各户遍悬白旗，市民欢腾，自发走上街头庆祝河山光复。6日，进入城西旗营，解散驻扎旗兵。7日，浙江军政府成立，汤寿潜出任浙江都督。8日，为支援南京方面，巩固和扩大胜利，军政府组建了一支3000余人的浙军攻宁支队，朱瑞为支队长。浙军支队“苦战竟日，大获全胜，将士奋勇，深堪嘉尚”，次年5月浙军班师回杭时，浙江百姓在梅登高桥大操场举行了盛大欢迎会，并在西湖公园修建了凯旋碑。辛亥革命给杭州带来的第一个变革，就是废除杭州府，合并仁和、钱塘两县为杭县，直属浙江省，并为省会所在地。这种变革的意义，除了提升政治地位外，更在于打破封建性封闭经济，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统一开放的空间，使工商业不再受到原杭州府两县行政藩篱的分割，而得到相对自由的发展，为城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城墙拆除后的湖滨（清末民国初期）

    城墙是古代保卫城市的重要设施。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古代的城墙是界定城市的标尺，它的移动和变化直接影响着这个城市的扩大和缩小。1912年，杭州开始有计划地拆除四面城门，将城墙基址陆续改建成新式街道。城门、城墙的改造和新式街道的兴建不但改变了杭州的风貌，而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将从前禁止人们出入的地区改造成公共使用的通衢大道。这是对以社会等级秩序为基础的城市空间概念作出的新诠释，它强调的是近代市民的需要和期望。“城墙失去保护的功能，于是它不但变为疣物，且阻碍工商业、交通和市政的发展，成为势所必拆毁的东西。欧美各大城市的城墙，于近百年中，早已拆毁无遗。……杭州自钱塘门至清波门一段的城墙于民国初年曾已拆去，就城基建路，新市场一带市面遂日新月异，涌金门外昔日一片荒凉，现已显出蓬勃的气象，但城东、南、北三处的城墙还没有拆掉。如今杭州市区范围扩大了，要破除城内外的界限，并为行政上、交通上的便利计，及工商业的发展计，拆城是为目前急当进行的事，在六个月或一年以内须把城东、南、北三处的城墙完全拆掉，拆下的砖块移作建筑河渠的护岸之用，再有盈余出售给人民，补充建筑环城马路的经费。”

“旗营”又名旗下营，是清旗兵驻防兵营，系杭州的城中之城。清顺治七年(1650)动工修建，圈地1436亩。城墙高一丈九尺，厚近一丈，周围九里许。杭州古城墙有十座城门，“旗营”四周也设有六座城门，分别是南面的延龄门，东面的迎紫门、平海门，东北角的拱宸门，西北的承前门和钱塘门。在相当长时间里，“旗营”都是旗人的禁地，杭州百姓因惧怕被旗人骚扰而远离。由于“旗营”的阻断，杭人游湖须穿过兵营西出城门，经常受到旗丁的刁难。一到晚间，“旗营”城门紧闭，游人只能夜宿湖中了，所以杭人常发“隔墙望湖”之慨。辛亥革命后，满清王朝瓦解，“旗营”逐渐废弛。1913年，开始拆除旗营钱塘门至涌金门一段城墙，结束了西湖与杭州城区被城墙分割的历史。“自旗营开辟，垣毁，西湖宛在城中。杭谚有云，大变情形，西湖入城。今乃验矣。”洪岳在1920年代增订《杭俗遗风》时，便特别强调：“自民国纪元，西子湖亦从而革命。西湖何能革命？革旧有地位势力之命也。新市场成立，即为西湖之一大游览地，向之涌金门外，无势力存在之余地。所谓藕香居、三雅园、西悦来等肆，已早销声匿迹，地亦为他人别墅矣。”可以说，西湖入城后大大便利了游览观赏，“至此（杭州）始具市政之雏形”。

 “旗下”新兴商业区

    由于经济发展，出现了商业街区，这是封建时代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说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空间形式。1909年沪杭铁路的全线开通，使城站周围逐渐发展成杭州的新商业区，城站大旅社、清泰旅馆、活佛照相馆等相继开设。1912年，杭州开始拆除钱塘门至涌金门的城墙，建立湖滨公园。次年，拆除旧旗营城墙，开辟新市场，商业和旅游业互相促进，这一区块很快便成为杭州的闹市区。“这个以旧旗营变新市场为关键的城市空间变化，不仅把20世纪杭州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引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也使清代杭州驻防的物质遗存消灭殆尽。”

杭州新市场（清末民国初期）

近代以来，以政府广场、教堂寺庙为中心的城市布局，逐步演变为以商业街区为核心。人们根据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生产集中、消闲方便的原则来设计城市，根据城市各种功能需求加以布局。新市场和湖滨公园的开工建设，使这里成为繁华的商业地带，改变了原先杭城的商业布局。民国之前，城隍山一带是杭城的商业中心。城隍山上庙宇云集，许多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和相关娱乐活动都在此举行，游客云集、店铺兴旺。实际上，建立“新市场”的意义远不止建立一个新兴商业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它打开了封闭的城市空间，加剧了杭州城市空间变化。1913年，曾留学日本、担任沪杭铁路工程师的阮性宜开始规划“新市场”，主要负责地形勘测、马路规划和土地出售等事宜。“建立新商业中心，要像从空地上建立一般。”阮性宜在规划马路时，全然不顾旗营中已建道路。因而能在“新市场”设计出较为合理的道路网系统。马路全部填平，“笔直得象支箭”。道路规划绝不和现存建筑物妥协，大多数马路都互成直角，整个市场如同一张“棋盘”。道路分为一、二等，一等路规定路面宽60尺（19.2米），左右人行道各10尺（3.2米），共有4条线；二等路规定路面宽30尺（9.6米），左右人行道各6尺（1 .92米），共有23条线。一等道路线内，新建孔桥3座；二等道路线内，新建孔桥12座。为筹措建设资金，除了马路和公共建筑用地外，“新市场”内所有土地都进行公开出售。官方先把“新市场”的土地进行分类，再根据不同的商业价值规定不同地价。一类地块为湖滨路沿街或者主要马路的交叉口，每亩高达1500元。二类地块为主要马路沿街和次要马路交叉口，每亩1000元。三类地块为马路沿街以及运河旁，每亩600元。既不靠近湖，又不接近马路的地价最低，每亩只有300元。为了清理这块地，政府决定拆毁旧房屋，出售清理出来的竹子和木头。同时，政府通过税收管理，加速“新市场”的建设步伐，督促投标商竞得土地后早日开工建设。规定如中标商未能在一年内开工兴建，政府将提高地产税。至20世纪20年代初，“新市场”所有土地都已出售一空，地价上涨了八九倍。尽管“新市场”本身就具有服务旅游观光的潜力，但政府更愿意把“新市场”建为杭州的市民中心。一批重要的公共设施，诸如运动场、图书馆，以及推销本地产品的展览馆都位于这个地区，甚至浙江省权力最高的政府机构——省督军府也位于“新市场”内。此外，许多饭店、商店，如环湖而建的新新、蝶来、金城、西湖四大饭店，延龄路上聚集的新新百货店、张小泉剪刀店、健华西药店、陈永泰西木器店等大型商店，迎紫路上的圣亚美术馆、西湖美术馆、祥泰纸店、云飞自行车行等也次第开张。原先开在涌金门和城站的商店也纷纷迁入，较著名的有英华照相馆、雅园茶楼、活佛照相馆等。连接湖滨的延龄路也逐渐取代清河坊成为杭州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当时，“新市场”平海路房屋租金达每月40元，甚至可以与上海匹敌。1919年，毗邻“旗下”新兴商业区的清河坊“四拐角”商业区逐渐形成。“四拐角”系清河坊大街与望仙桥直街交叉之十字路口，为杭州最繁盛的商业区。清河坊大街是杭州南北向主要大街一段，“出鼓楼即可达江干，右转入大井巷可登吴山，左转过望仙桥可达宗阳宫一带。”清末民初，杭州较大的商店多集中在保佑坊与清河坊之间。“四拐角”分布着当时杭州最著名的四大店铺，各据一方。时人日：“四拐角，最繁华。翁隆盛，雨前茶。宓大昌，烟丝众口夸。方裕和，好火腿，出金华。孔凤春，售脂粉，售绒花。合成四大家。”

作者系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杭州研究院、世界遗产保护杭州研究中心）战略合作处（科研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