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寿祺，更名禔，字维季，号福厂，又号屈瓠，别署罗刹江民。精算术。工二篆、八分。喜蓄印，自称印佣。精刻印，得浙派神髓。为人孤冷，不问世事。光绪甲辰，与叶铭、丁仁、吴隐创西泠印社，共相擘画，卒底于成。癸丑游湘楚鄂渚 ，艺遂大进，旋至京师，任印铸局技正。庚午至沪，鬻书刻以自给。七十后自号持默老人。著有《说文部属检异》一卷、《麋研斋作篆通假》十卷、《福厂藏印》十六卷、《麋研斋印存》二十卷。
西泠印社“创社四英”中，王禔和丁仁出身名门。
王禔的先祖系出书圣王羲之。羲、献父子，祖籍山东琅玡，客绍兴。在王禔自用印中，每有“琅玡”、“右军后人”之类。宋以后，迁于仁和，遂为杭州人。
王禔的祖父王言，是嘉庆戊寅举人；其子王同，即王禔的父亲，字同伯，号肖兰，晚号吕庐老人，是同治丁卯举人，光绪丁丑进士。他无意仕途而留心学术，历任杭州各书院山长，而以紫阳书院为最久。王禔自幼随父在紫阳书院学习，故其功底深厚。王同对于金石、考据、小学（文字学）、诗文、书法等颇有建树，对王禔的一生影响极深。
王禔生于1880年，卒于1960年，享年81岁。初名寿祺，大约于庚申（1920）之后更名禔。因系王同的四子，故印中每有“老四”“琅玡季子”“维季”之名。号福盦，以号行，其盦字亦可作厂、庵，社中晚辈多尊称为福老。从维季，又衍出微几。此外，尚有印墉、锄石农、石奴等名与其以印为业有关。其他尚有屈瓠、罗刹江民、持默、持默居士等。其斋称有麋研（即砚）斋、苦晚斋 、春住楼、游艺室。
王禔曾进学为秀才，又曾任教于钱塘学堂。民国2年，辞去教职，从业沪杭铁路局，与丁仁同事。隔年，转湘鄂铁路局，遂游湖南、湖北。后因唐醉石之荐，于民国9年到北京，同唐氏供职于国民政府印铸局。“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以及五院印等，皆为王氏所篆。
北京有“千年古都”之称，冠盖云集。王禔的篆刻受到广泛的称赞。当时琉璃厂的许多印人，均以私淑王禔之篆刻为荣。其中，徐之谦最为入门，后亦参加西泠印社。由于马衡推荐，王禔参加故宫博物院工作，民国13年底开始清点清宫文物时，当时故宫的专门委员共15人，皆一时胜流。王氏外如丁佛言、容庚、陈伏庐、沈尹默等。
民国19年，王氏厌倦官场的生活，辞职南归，定居上海。建国后，任上海画院画师。其门下弟子如吴朴堂、高式熊、江成之、徐植、顿立夫、魏滋康、周志蠡、秦康祥、韩登安、汪开年以及女篆刻家谈月色等，亦各有成就。
王禔之篆刻艺术，可从继承浙派与小篆细朱文印两方面加以探讨。孙洵的《民国篆刻艺术》，将该历史时期以来的篆刻界归纳为“五大流派”：前无古人的吴昌硕，渊雅合度的赵时㭎，振兴浙派的一支新军，黄士陵与黟山派，胆敢独造的齐白石。而在关于浙派部分提出：“（王禔）20年代任职北京政府印铸局，仅其铁线篆就名震京华。篆刻初学浙派，师法陈鸿寿、赵之琛，兼及吴熙载，又上溯周秦古玺、汉印……其用刀仍以丁敬‘碎刀短切法’，赋以已意，实为浙派新军之主力。30年代初，王禔印艺日臻完美，人将他与吴昌硕、赵时㭎誉为印坛之鼎足而三者。”
台湾王北岳同社对浙派的特点认为：除了重刀法外兼重书法（即印中的笔意）与文学（即边款中的诗文），至于重金石（即印中之韵味）那就更不必说了。
同属浙派，王禔以及与他介乎师友之间的钟以敬都是一种类型，即反对徒呈才气之锋锷尽露，偏重于讲究功力，追求整洁、娟秀的风格。
小篆细朱文印，为篆刻艺术中的重要门类，与古玺、汉印鼎足而三。从它的起源看来，元朝是关键的时期，赵孟頫的创建之功不可没。经过从明末至清代的诸名家（如汪关、林皋、邓石如、赵之谦、徐三庚）的踵事增华，其风格基本形成。近代小篆细朱文诸名家中，以王福盦、赵叔孺两个系列最重要。王、赵两公实为该门类的完备添上最后的一章。
王禔刻 四瓦斋 西泠印社藏
工于这一门类的历代名家，所刻白文印多以汉铸印出之，也刻玉印。当然也不限于上述两类，只是以此较为特出而已。其篆刻艺术的风格，清《印说》（陈炼撰）称为“圆转妩媚，故曰圆朱。丰神流动，如春花舞风”；现代《印学史》（沙孟海著）则称“细笔圆转，姿态柔美”。
民国14年（1925），王禔因触电而伤手。虽实大难不死，但此后难以伏案作印，需仰卧于榻刻印，究实不便。
王禔之书法，亦颇有成就。其早期书法，显受其父吕庐公的影响，未脱其窠白。例如王同63岁时所书七言联，与王禔35岁时所书之七言联相比，文虽异而书实同。以后，由于王禔对各类金石之认识与对古文字学的研究日益深邃，以及朝斯夕斯的翰墨耕耘而功力臻于超一流水平，遂能在书法上的影响亦不亚于印。今在仰贤亭外墙之《西泠印社记》石刻，即王氏35岁所书。
陈祖范在《现代书苑采英》中，对王禔的书法一文以《旁通二篆，俯贯八分》为题，是再恰当也没有了。王氏的篆与隶，均创出自己的面目。二篆，即大、小篆。王氏的小篆，40岁前以清代中后期的风格为主，略受邓石如、杨沂孙之影响；四五十岁之间，则纯归玉箸篆的传统；晚年，又创出一种以小篆格式写大篆的书体，以《阮嗣宗咏怀诗》最为著名。王氏的大篆（钟鼎、石鼓等），早期用笔较疾，追求笔韵；晚期用笔较徐，人书俱老。其结构均出原拓，非若吴昌硕在结体上加以改变以求自己风格。王氏书从印出，以汉印文字来写一路平方正直的篆书，似以前未见有人写过。王氏的隶书有两体，一种较严整，大小较一致，多用于对联或条幅；另一种大小不一，结体疏简，若不经意，多用于题跋。马国权《近代印人传》认为：晚年从汉洗文字悟得天趣，参以缪篆排叠之法以作篆隶，朴厚古拙，尤独出冠时。”至于楷书，端长耿直，自成一格。
王禔书 陶渊明诗 西泠印社藏
王禔成名以后，友好及晚辈多求其题写文集、印谱之序跋。时见精湛议论，文字双美，原作增辉不少。
王禔为人和易，热心公益，而且奖掖后进不遗余力。对于学生，不但用心授艺，且关心其生活，助其排忧解难。据《容膝楼印话》：“某年，先生（韩登安）入不敷出，一时甚窘。此事为福盦老人所闻，知无端接济之必不纳，乃嘱刻成西泠胜迹诸印，并亲为审定，助之改润。然后钤拓成《西泠印社胜迹留痕》60册，全部由王福老为之推销，每册值洋3元，一时售罄，先生遂得小济。制谱时，因先生乏佳印泥，王老以一大缸为助。事毕，缸内余泥尚多，先生携往归还。王老慰称：‘君宜留用，吾老矣，尚能用几多？’先生语至此，缅怀先贤，不禁泫然。”至于顿立夫，原系王氏之黄包车夫，经他调教而成材，更是一段艺林佳话。王氏过世后，家属体其爱社如家之意，将他自用印与藏印356方于1964年赠送印社。
王禔刻 双汉罂斋 西泠印社藏
印社之山川雨露图书室，旧有王氏所书联：“此屋阅沧桑，幸比邻竹阁、柏堂，劫火犹留一净土；同人寿金石，愿追溯秦符、周玺，瓣香岂仅八先生。”
丁仁的《咏西泠印社同人诗》，有咏王禔的诗：“运笔专研十四篇，莫将微技诮前贤。好奇更有王都尉，中秘多从小印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