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技术革新及其普及，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进而改变此后的社会形态，这类事例绝非罕见。在中国，纸的创造（毋宁说是指作为书写材料的纸的实用化）和印刷术的发明，作为新技术而备受瞩目，更使得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纸的发明被认为是在公元2世纪初；而印刷术虽然在10世纪以前就已诞生，但直到10世纪左右为了印刷书籍才开始真正实用化。平田昌司的论文《从纸与印刷所见的汉语史断代》（《山口大学文学会志》第三十九号，1988）考察纸与印刷术的发明给汉语史（特别是其记录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论证了在东汉与北宋时期，这两项发明给汉语史带来的巨大质变。另外，清水茂《纸的发明与东汉学风》（《东方学》第七十九辑，1990）也指出：纸的发明给书籍普及和信息传递带来了巨大变化，进而产生了学风嬗变，并导致了东汉末年知识阶层对体制的批判。同样，清水茂《印刷术的普及与宋代学问》（《东方学会创立五十周年记念东方学论集》，东方学会，1997）论述了宋代由于书籍的普及，以往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伦理开始向普通民众渗透，与此相应产生了朱子学；朱子学之所以以福建为根据地，与那里是当时的出版中心或有关联。
有关纸的发明暂且不论。印刷术肇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这种观点如今已是常识，从以往中国印刷史的相关记述大致可见，人们对宋代的论述耗费了许多篇幅，而对宋以后的历史，尤其是明清，只停留于比较简单的陈述。
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倾向，存在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迄今为止，中国的印刷史都是仅仅作为技术发展史而被记述下来的。技术史家的着眼点在于某一技术被发明的某一时间点，对这之后的发展不太关注，这种情况似乎颇为普遍。就明代印刷进行专题论述的论文为数颇少，其中之一便是K.T.Wu（吴光清）的“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7,1943)，然而他的论文也多是从新技术的侧面——套版印刷、木版插图、铜活字、覆刻本的制作等来把握明代印刷的特征。
另一个原因是，出于民族主义立场认为中国的印刷术，特别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先于约翰内斯·古登堡（译者注：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约1400~1468，德国人，西方活字印刷的发明者）的发明。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印刷史中，中国的活字印刷被大书特书，仿佛失去了轻重平衡。但是，与能用26个字母标记的欧洲语言情况不同，印刷汉字文献必须制作的活字难以数计，曾经的活字印刷未必是最佳方法。事实上，采用活字印刷的，常限于以宫廷为中心的部分富豪（在此意义上，由乾隆皇帝命名的“聚珍版”颇具象征性）；相反，廉价的坊刻通俗书籍则是由木版印刷。这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形。
偏重于宋代印刷、重视活字印刷，以往的中国印刷史都是在这个框架内书写而成。笔者则对这些印刷史的叙述持有怀疑。
当然，在年代更久远、书籍文献更珍贵的意义上，同时也在美术价值上，我对宋版书受珍视没有异议。只是，如果从我们今日对图书馆的利用感受来看，偏重宋版的想法实有不妥之处。现在藏于世界各大图书馆的、常为我们查阅的中国图书几乎都出版于明代以后——其实大部分是出自明代后半期，说是嘉靖（1522~1566）、万历（1572~1620）以后的版本也不为过。这不仅对于任何以明代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人来说是如此，即使是先秦文献、唐代书籍，我们也几乎都是依据明代以后的版本来阅读的。另外，即使存在宋版，人们通常也不是观看其实物，而是阅读后世的覆刻本（包括今天的影印本）。思考中国书籍的历史时，认为在明朝的嘉靖、万历时期发生了某种巨大变化，这不是自然而然的吗？
论述到此，我们已经可以预设一个反论。宋元版书籍之所以稀少，是由于宋元时代和现代在时间上间隔巨大，在时间上距离越远，留存的资料就越少。相反，明清与现代的时间间隔较小，留存的资料也就较多，是否真是这样呢？就此疑问，我想以下图做答（图1）：两图均以时间为纵向，以出版量为横向。如果假设宋代以来出版量大致为一定数量时，现存书籍册数就应如图A所示，呈均衡的金字塔状，这描绘出年代越古书籍越少的形态。然而实际上，如同我在第一章第一节所考察的书籍数量，书籍册数的演变大致呈现为图B，即：宋元及明初、中期的书籍稀少，嘉靖、万历以后的极多。即便加上现已散佚、仅从目录得知的宋元版书籍，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如果我们假设在嘉靖之前发生重大战乱，流传下来的书籍一时间遭到毁灭，图B那样的形态也就能理解。而事实上那时并未发生战乱，相反，倒不如说如同第三章第四节所述，可以认为，明末清初的战乱促进了用以传递信息的作为媒介的出版物的发展。书籍的现存状态之所以呈图B那样分布，只能认为是由于明朝嘉靖、万历时期发生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