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大凡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几乎没有不对江南情有独钟的；即使涉及的范围看起来在江南之外，与江南无涉，但在探索研究地域的经济演化道路时，其背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个江南的影子，以之作为比较的基准或参照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江南，也就没有中国经济史，江南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神圣空间。个中情由，李伯重在其被称为加州学派代表作之一的《江南农业的发展》一书中给出了最好的解释：

对国外学者而言，江南的确是一个极为理想的学术试验场，是他们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近代资本主义或工业化起源最重要的比较对象之一。从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到黄宗智的“内卷化”，再到彭慕兰的“大分流”，他们每一次从这里重新开始的学术之旅，都会在美国中国学和国内中国史研究中引起巨大反响。作为区域史、地方史的江南研究，每每获得世界历史意义。

不过，对李伯重而言，他之所以选择江南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倒并不在于这个地方对中国其他地区具有的“典型”意义，而恰恰是它的“非典型性”，也就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区，它长期以来总是比其他地区“先走一步”，“经济表现远比其他地区优秀”。而且江南不仅在过去一千年中，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总是“脱离常轨”，即使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它的经济至迟在宋代就已居于前列。尽管最后并没有导向西方式的近代资本主义道路，且在1850—1978年甚至一度被这种西方式的道路强行改造，但并不成功。其后的改革开放，看起来是江南的农业成功地采用了近代化技术，使其有别于清代，但实际上，成功的秘诀在于“今天江南农业和农村经济成长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仍然还是清代的方法”，如果没有源于清前中期的因素，“很难想象会有今日江南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现代化”。他的结论是，今日的江南尽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过去”不仅仍存在于“现在”中，而且还是“现在”中富于生产性的部分。今日的实践并非远离过去的实践。历史仍然在延续，江南仍然是江南。

很显然，在李伯重看来，江南的农业，当然也包括江南的工业、城市及其他，是一种既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又有别于西欧的“另一种农业”“另一种农村经济”， 或者另一种经济成长方式。它形成于公元9世纪后期的唐代，崛起于11—13世纪的宋代，在17—19世纪中叶的清代臻于成熟，进而在当代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跃升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视其为“江南奇迹”或“中国奇迹”自不为过。

李伯重对江南道路之性质所作的概括，或许无法得到其他学者的一致认可，但其对江南之有别于其他区域经济特色、经济地位的判断，恐怕是所有学者都难以否认的。江南，这个唐宋以降就一直是中国经济中心的江南，这个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个国人心目中如诗如画的天堂般世界，这个在当今学界不断滋生出“江南模式”、“江南道路”、“江南轴心期”、“江南奇迹”以及“江南学”等一系列令国人振奋的学术概念的神奇之地，确然占据了当代中国经济史叙事的核心。可以这样说，在看起来汹涌澎湃、势不可当的欧美现代性话语的强力冲击下，不管这种话语是如何因应历史语境的变化而表现为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或者所谓的后工业、后现代，身为寻找中国历史自主性，抵制欧洲中心主义的中国学者，似乎都可以从江南的土地上，找到学术或心灵上的寄托或慰藉。这一片曾经让历代帝王爱恨交加，让域外之民视为天堂，让无数文人雅士视为桃花源的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成了现代中国学者在曾经令人窒息的西方之外寻找另一种资本主义、另一种现代性，乃至另一种生态文化或“另一个中国”的最完美的场域。相较于其他地域在中国经济史或区域史研究中的关注程度，江南的地位始终无可逾越。这种情况，不仅表现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以至于刘志伟称之为“江南情结”或“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江南中心观”；即便是在8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反省这种江南中心模式，逐渐走出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囿于江南一隅的限制”，在江南之外如华南的福建、广东等地“开辟了新的空间，形成可以同江南研究相互区别又相互促进的区域研究范式”，但结果并没有动摇，反而有助于更深入地反思“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江南核心性”。

然而，就在这一“江南奇迹”得以清晰建构，进而广为流传时，对国内外的江南研究者来说，其所指地域范围反而愈显模糊，愈加不确定。每一位学者看起来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江南，而每一位学者的江南又各有差异，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甚至怀疑“江南”一词是否有资格作为这一奇迹发生地的特定称谓，一个流传数千年的地域概念在当下似乎正面临被解构的命运。此情此景，多少有点让倡导构建“江南学”的学者始料未及。

目下从事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承认傅衣凌是此一领域的先行者之一。确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极为活跃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当中，直接以“江南”命名其研究地域的，似乎仅有傅氏等极少数学者，但他笔下的江南以及毗邻的东南沿海地区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笼统的说法。较早自觉而明确地对江南，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的空间范围专门作出系统论述的，先后有李伯重、周振鹤、徐茂明等学者。《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在2007年第3期推出题为“江南到底在哪里”的专辑，向来自地理、气象、文学、语言、历史、经济等领域的学者征稿，请他们给出各自心目中的江南定义及其范围。此后学界对江南及其相关概念的讨论渐入高潮，讨论的时段也不限于明清时期，而是迄至当代，远及宋元、隋唐、魏晋、秦汉、先秦，乃至史前。一个五彩缤纷的江南地域或江南意象因此纷至沓来。这里既有自然意义上的江南，也有经济意义上的江南；既有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江南，也有语言文化或心理意义上的江南；有学者还打出“生态江南”的旗号，只是其内涵并未跳出自然地理的框架。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给我们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江南意象，也推动着江南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有趣的是，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几乎每一位学者都注意到不同的江南概念在空间上的差异性，也愈来愈关注它在时间上的变化及其不同的称谓，而且都会承认，历史时期的江南，无论是从经济、行政，还是从文化、心理意义上来说，其范围都比现在要大，或者说经历了一个从大到小的缩减过程。但是其中有一点依然确定无疑，这就是，他们所要研究的江南，不管具有什么样的“典型”或“非典型”意义，都被框定在一个极为狭小的空间之内；他们在慨叹多变的江南之后，总是给读者来一个“但书”，把目光牢牢地投向以苏杭为中心的太湖平原。而且至少从李伯重开始，他们给这样一种特定的区域空间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一致性含义，诸如地理上的完整性（或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经济上的一体性、地域认同的不变性、方言的相同或相似性（即吴语文化区）、民风习俗的相近性，以及在行政沿革上历史渊源的共同性，此外还有财政意义上的同一性，如“财赋江南”或“江南重赋”，简言之，即是一个在地理、经济、行政、语言、文化、心理和历史等方面都高度统一和整合的地域共同体。依徐茂明所见，“江南”一词，经过历史的演变，已由单纯的地理概念演化为“包含地理、经济、文化等多种内涵的专指性概念”，它被赋予了远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就是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与此相应，在具体的研究中，人们则小心翼翼地圈定自己的关注空间，尽可能地把名义上称为江南或曾经被视为江南的地区排斥于江南之外。李伯重的江南是“八府一州”，认为它们“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而与其毗邻的江北、皖南、浙东、浙南各地，一则为江海山峦这些天然界限所隔开，二则其人文社会条件与“八府一州”差别明显，故此不列入江南的范围。I徐茂明的江南更小，他明确地把宁镇地区视为与太湖平原完全不同的文化区域。有意思的是，其他学者为将这些被排斥出去的部分纳入江南的研究，也是从这一论证逻辑出发，强调其与江南核心的均质性或“正相关性”。王家范在为《江南史专题讲义》作序时如此解释：

不过，从众多学者的讨论来看，后一原因实乃无足轻重，更重要的是对江南“共相”的追求。而这种对江南地域范围的界定过程，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对某种整齐划一、卓尔不群的江南特性或“江南性”予以确认的“江南化”过程；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塑造“地方差异”或“个性特点”的其他相关地域排斥而去的“非江南化”或“去江南化”过程。这既是江南话语的分裂过程，也是它的生成过程。

这种界定无疑会给人一种时空错置的感觉，隐含着把近人对江南的认识作为剪裁历史之尺度的主观倾向。而为摆脱这种学术上的困扰，高逸凡、范金民提倡用“浙西”取代“江南”。他们认为，过往学者之所以把同处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以及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等同于狭义的江南，大多出于对文献的误读；这些地区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江南腹心”或财赋重地，至多可以论证“明清时期的江南包含太湖流域”，却不能推出“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就是太湖流域或核心区域（或‘八府一州’）”这一结论。在他们看来，作为地理和历史概念的江南，自秦汉以来从未真正与太湖流域相重合，与其等同的“江南”不过是开始于近代文化心理上的概念；相比之下，“浙西”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行政概念，其区划范围与太湖流域高度一致，且上承东汉吴郡，迄至明初分属南直隶和浙江，时逾1200余年，且传统的“浙西”概念在明清时期仍有其影响力，因此“从‘浙西’这一概念出发，应当比划定‘江南’更为合理”，更加“名正言顺”。顺此思路，陈志坚对历史时期关乎太湖流域的相关概念，如“吴越”、“吴会”、“江东”、“江西”、“三吴”、“浙西”等，进行系统的辨析和梳理，建议把今日称为江南的地区，依其历史称谓的语境分为几个阶段，即先秦秦汉时期的“吴越”或“吴会”，六朝隋唐时期的“江东”或“三吴”，唐后期及宋元时期的“浙西”，以及明清时期约定俗成的“江南”。这一历史化的处理方式，当然可以使我们对“江南”变动不居的特性有更为清晰的了解和更加动态的把握，但是他们对江南地域空间之确定性的追求与先前的讨论并无二致，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坐实了通行地把环太湖地区作为“狭义的江南”或“小江南”这一最核心的定义。在阅读相关历史文献时，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将“江南”和“浙西”或其他称谓等而视之的诸多例子。何况“浙西”也好，“三吴”也罢，其本身和“江南”概念一样，所指空间范围也有一个或大或小的变动过程，学界为此同样争论不休，因而也不能完全满足他们提出的与太湖流域范围相一致这一地域同一性的要求，姑且不论这个“太湖流域”也是一个历史地生成的概念和地域。至于陈志坚的建议，固然可以凸显不同时期江南地域的时代意蕴，却又忽视明清以前“江南”长期存在的事实，同时也消解了江南作为这一空间的地域称谓所隐含着的大小地域共同体之间内在的张力。江南固然是当地人的江南，有其自身的本土特色，凝聚着江南人自身的地域认同；但它同时又是他者眼中的江南，是更大或更高层级的区域共同体的一部分，是地域之外不同人群对它的某种感受或认知。作为一种方位，“江南”这一称谓，天然地反映了它与其他地域乃至更大的地域共同体之间的关联。这也正是下文所指“江南化”和“非江南化”这一并行不悖的现实历史过程赖以发生的更广大的空间基础。

另一方面，不同的称谓往往意味着不同的主体（共时性或历时性地）对于江南的不同认知，不仅反映了同一地域内部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也反映了它与不同地域空间的人群及其栖居的土地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的变化。对某一地域的命名，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似乎都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象征体系，一种身份认同，其实也是表明对这一地域空间及其民人、土地和资源进行控制、占有或配置的权力体系。行政沿革背后往往反映的是一地区经济开发与行政管理的变动关系，而任何经济开发行为，势必引起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的变化。它事实上可以看作某种特定类型的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方式或其结果。用生态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种生态位的构建。这些称谓在历史时期的生成、扩散、兴替或共存，体现了江南的内部以及外部不同主体之间的利害纠葛及其错动。仅仅出于对研究对象的标准化追求而取此舍彼，同样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

有学者提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也就是把历史时期江南地域范围从大到小的变化过程转化为由“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和“小江南”等多层次空间构成的地域结构。研究明清江南社会人口史的吴建华即持此论，在他看来，“小江南”亦即明清江南的核心区，也是吴语吴文化的核心区，当然在太湖流域，主要包括苏州、松江、常州府、太仓州（清代），以及杭州、嘉兴、湖州府，而镇江、应天（清代为江宁）、宁波、绍兴府则为江南的中间层区，南通（包括海门）是外层区。由此扩大到明清的扬州、严州、金华、衢州、温州、台州、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府，属于“大江南”的范围。至于“泛江南”，一般包括今江苏、上海、浙江、江西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其最大范围则是长江以南。

吴建华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中江南”，这一概念“既含有江南的核心层，又有江南的边缘外层”，既包括地理上不必囿于长江—钱塘江之内的地方，触及宁波、绍兴、通州以及属于江南管辖却地处江中或江北的崇明、靖江、江浦、六合等地，又包括其核心层的边缘区，甚至是非吴语文化区，如江宁、镇江的部分府县，但其研究的重心仍然是作为核心区的“小江南”。而且对大多数研究明清中国的学者而言，类似的大小江南之表述通常只是作为一种地理沿革的过程才被加以讨论，唯有对应于太湖流域的“小江南”，方可视为代表唐宋以来中国经济演变的典型、道路、榜样或方向。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逐渐认识到此种“内敛式”研究的局限性，建议“超越江南一隅”，突破区域史、地方史叙事的藩篱，把江南置于全国乃至全球范围之内，用区域之间的互动以及全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江南。这无疑会给江南史研究注入新的动力，但这样的讨论，并没有改变通常对江南地域范围的界定。他们笔下的江南，依然还是那一小片水域平原风光的江南。江之北，无论远近，几乎统统被排斥在外。就连这一地域赖以被界分、被命名的长江，也时或被切割而去，而江之南境与平原毗邻、接壤或者相互交错的山地、海滨或岛屿，往往也在无视之列，至多是作为一种边缘和外围之区被提起。最让学者纠结的大约要算前文提及的镇江归属问题了。对这样一个被明清之人称为“建业藩垣、三吴分户”的战略要地，有些学者会因其地处边缘山地而勉勉强强地把它置于江南的范围之中，有的学者则干脆将其剔除出去，也有学者采取折中的办法，截取该府的东南部分，与杭州府北部的余杭、海宁二县，连同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作为笔下的“江南地区”。一个毗邻太湖的镇江府都被人为肢解，遑论皖南、江西等地了。更有甚者，这样一种被高度压缩的“小江南”，还作为一种独立封闭的研究单位在时间上被无限延伸，贯穿明清，跨越唐宋，远迈秦汉，甚而直至史前时期，无形之中，它变成了一种似乎千古不变的地理空间和地域意象。李伯重研究的1550—1850年的江南，大体范围就是他自己确定的“八府一州”，而被其他学者当作江南进行研究的地区，比如唐力行研究的徽州，以及江西、湖南等，统统被划出去当作江南的外围，构成江南对外经济联系的组成部分之一，且一直回溯到南宋、北宋及五代。而其对唐代江南的研究，也是以此范围为标准。至于1850年后的江南，李氏并未给出明确界定，但在涉及改革开放后的同一片地域时，他终于将它的空间范围作了一定的延展，也就是由先前的“狭义的长江三角洲”变为“广义的长江三角洲”，除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绍兴、南京、常州、嘉兴、镇江、湖州等，还包括台州、扬州、泰州和舟山等，理由是“今天的经济统计多以广义的长江三角洲为单位”。但真正的原因大约还是这些地区已经整合到经济发达的核心区了。

于是，在长期以来有关江南历史的主流学术话语中呈现出来的江南，说到底就是一个“嫌贫爱富”、“孤芳自赏”的江南！大凡与繁华富庶的平原相辅相成的山地、丘陵、海滨和岛屿，因为它们的贫瘠而从江南的历史，乃至于从当地人的认同中被搜剔而去；与此同时，同处平原的江南乡村，在诸多历史叙述中大都只是苏、杭等大城市或唐宋以降繁荣发达之市镇崛起的某种背景。此种城市化导向，在江南文化史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其代表性人物刘士林长期聚焦于发掘历史时期江南文化的“诗性精神”，认为这样的以追求个体自由和主体审美为特质的“诗性精神”或“诗性文化”，只存在于以苏州、杭州等大城市为代表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而非“江南乡镇诗性文化”，前者以独特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为基础，最终形成完全不同于江南乡镇的都市生活方式，而后者更类似于固守传统政治伦理的僵化、保守和落后的北方意识形态。与此相应，长江之外的地域，包括历史时期曾经也是江南的地区，在这样一种“非江南化”、“去江南化”的学术话语演进过程中，无不被用来充当与逐渐缩小的江南进行对照和比较的鄙野之乡；就连同在江南内部生存的人群，到了晚清民国时期，也因各自籍贯的南北之分而被打上了地域的标记，成为族群区分与重构的标准。至于江南在历史时期曾经遭遇的种种天灾、人祸、危机，在长时期的历史叙述中，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加州学派的研究中，也统统被遮蔽了。这样的事件，包括19世纪中叶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以及和这种巨变相伴而来的重大战乱和天灾，也都不过是江南一千年持续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某种偶发的局部性因素，对江南凯歌行进的历史主流无关痛痒。即便是对江南道路持怀疑态度的黄宗智，也并不否认江南（黄氏使用的是“长江三角洲”这一概念）之与华北（平原）相比而展现出来的某种生态稳定性。江南，梦一样的江南，已在无数人的心目中成为一部千载不变的神话，一座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不坠的小而安全的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