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传统士大夫把经史之学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然而，大权在握的贾似道似乎对此并不擅长。当时每逢单日，朝廷讲官就要轮流进宫为皇帝和大臣讲读经史，咸淳三年（1267）之后，五十五岁的贾似道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之尊，特许三日一朝，但每月仍须参加三次经筵活动（《宋史•度宗本纪》）。据称，讲论之际，每当皇帝问起经史疑义及古人姓名，贾似道都答不上来（《宋史•江万里传》）。《咸淳临安志》载录贾似道撰《十箴》，劝谏度宗存道心、尊德性、思艰难、崇节俭、谨言动、审万微、察迩言、惜公器、戒彝酒、屏异端，多引经史典故，言天命德性，行文典雅，恐亦出于贾府门客之手。相反，贾似道在文艺方面倒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古玩字画和古籍刊刻情有独钟。为此，他还在贾府中养了一批文士或有一技之长的专门家。贾府的诸多门客中，常被人提到的是廖莹中、王用和、谭玉诸人，而最有名的自然是廖莹中。

廖莹中（？~1275），字群玉，号药洲，南宋邵武（今属福建）人。科举进士出身，早年即投身贾似道幕府，随军江上。兵解返回临安后，贾似道以其在军中有运筹帷幄之功，除转官之外，特赐黄金百两。而他也投桃报李，亲自撰写《福华编》，歌颂贾似道鄂州解围之功德，“事虽夸而文可采”。前述廖氏在葛岭有园林“香月邻”，后归于贾府，但他在西湖边另有相当规模的园馆（《癸辛杂识》别集下《药州园馆》）。廖莹中一生依附贾似道，朝夕相从，据说贾似道的很多朝政决断，背后都少不了廖氏出谋划策，正所谓“内则馆客廖莹中，外则堂吏翁应龙”（《宋季三朝政要》卷四）。贾似道兵败免职之夕，廖莹中陪他相对痛饮，“悲歌雨泣，五鼓方罢”。廖氏回家后，自度不能免祸，就在家中仰药自杀，九窍流血而死，死前犹谓：“吾平生无负于主（指贾似道）。”（《癸辛杂识》后集《廖莹中仰药》）但除了卷入政治之外，廖莹中还精通刊刻图书和摹榻书帖，在贾似道的支持下，他在这些方面作了不少事情，对后世还有较大的影响。

关于刻书方面，早在宝祐元年（1253），廖莹中就曾经帮助贾似道，在扬州刻印了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后来四库馆臣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署名贾似道撰写的一篇跋文（梁太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名考》）。景定以后，贾、廖二人在西湖之畔合作，刻《奇奇集》，搜罗古人用兵以寡胜众的典型战例，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盖以此来标榜鄂州之功。又先后整理或刊刻了《全唐诗话》、《十三朝国史会要》、《悦生堂随抄》、《九经》、《三礼节》、《左传节》、《诸史要略》、《文选》、《韩昌黎先生集》等大量图书，其后还渐次整理《十三经注疏》节要、《战国策注》、《东坡诗注》等书，但都因为身败国亡而没来得及付梓。其中，影响最大的应属《韩昌黎先生集》和《九经》，前者为明代东雅堂刻本所本，号“世彩堂”本；后者在刊行之后就很快赢得士人的交口称赞，认为“《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校，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抚州萆抄纸、油烟墨印造，其装裭至以泥金为籖”（《癸辛杂识》后集《贾廖刊书》）。可见，那时候贾似道为了广刻图籍，在府中聚集了多少文人从事校注整理等工作，甚至连后世非常著名的胡三省（1230~1320），也曾因廖莹中的推荐，被召入贾府专心校注《资治通鉴》。德祐元年（1275），这位天台同乡又跟从贾似道做过随军幕僚。宋亡后，胡三省隐居不仕，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音注》及《释文辩误》百余卷，后人评价极高。

至于历代的法书名画，贾似道更是颇为喜爱，沉迷嗜玩不已。据文献记载，贾似道留心书画，府中收藏的历代名迹，多达上千卷，“其宣和、绍兴秘府故物，往往乞请得之”（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五上）。著名文学家张岱（1597~1679）在明亡之后，写过一部追忆西湖景胜的清新小品即《西湖梦寻》，该书卷五中描写了西湖三茅观的来龙去脉，顺便提及南宋的一段旧事：

三茅观在吴山西南……相传观中有褚遂良小楷《阴符经》墨迹。景定庚申，宋理宗以贾似道有江汉功，赐金帛巨万，不受，诏就本观取《阴符经》，以酬其功。此事殊韵，第不应于贾似道当之耳。余尝谓曹操、贾似道千古奸雄，乃诗文中之有曹孟德，书画中之有贾秋壑，觉其罪业滔天，减却一半。方晓诗文书画，乃能忏悔恶人如此。

在这里，张岱对贾似道的书画嗜好评价很高，认为书画中有贾似道，恰似诗文中有曹操，虽然他们的人品俱不足取，但他们在诗文书画领域取得的成就，亦不当因人而废。不过，贾似道对历代绘画虽留意收藏，但因为宋末士大夫多不识画，因此所收往往真伪相半，遭致不少的批评，反而不如他在书法领域的影响来得更大。（《说郛》卷九二下）

贾府门客廖莹中精于摹搨，而王用和则工于刻石。王用和本是婺州（浙江金华）有名的碑工，亦被贾氏罗致府中。贾似道曾取出秘藏的五字不损本《定武兰亭》，令王用和翻刻，“凡三岁而后成，丝发无遗，以北纸古墨摹榻”，几乎可以乱真。贾似道大喜，对王用和赏以勇爵，赐以金帛。随之，又将《定武兰亭》缩为小字，刻于灵璧石，号“玉板兰亭”。后来，廖莹中认真临摹《淳化阁帖》、《绛帖》等名帖，“并以真本书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则皆近世如卢方春所作《秋壑记》，王茂悦所作《家庙记》、《九歌》之类。又以所藏陈简斋（陈与义）、姜白石（姜夔）、任斯庵（任希夷）、卢柳南（卢方春）四家书为小帖，所谓《世彩堂小帖》者”（《癸辛杂识》后集《贾廖碑帖》）。上述贾氏翻刻的书法碑刻中，尤以《武定兰亭》、《淳化阁帖》、《绛帖》等最为珍贵。

南宋灭亡以后，葛岭贾府的这些名帖刻石逐渐散落，不知存亡。清乾隆年间，仁和（浙江杭州）著名藏书家寿松堂主人孙仰曾从“禾中（嘉兴）故家”购得一批《淳化阁帖》旧石，请人鉴定后，认为是“宋刻原石无疑”。1933年，其后裔孙康侯又将它们捐赠给浙江图书馆，一直保存至今。有关学者研究指出，现存浙江图书馆善本古籍部院内碑廊的这批石刻，即传世故宫博物院藏“懋勤殿本”、上海博物馆藏“潘祖纯本”《淳化阁帖》的宋刻原石，而且极有可能就是贾似道与廖莹中当年的刻石（尹一梅《谈<淳化阁帖>“银锭纹”问题》，方爱龙《宋•淳化阁帖》）。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此外，明朝时西湖葛岭半闲堂遗址上曾出土一方篆刻钟繇《宣示表》的石碑，初为一寺僧访得，后桐乡（今属浙江）金石收藏家汪援鹑以湖田半顷换购得此石，其后几经辗转，至民国时归镇江陈渭泉玉塔山房收藏。其上钤有“贾似道印”及“悦生”葫芦印，“悦生”乃贾似道府邸堂号，碑刻文字与传世拓本亦相吻合，因此被证实是贾似道刻本原石，它也是现在仅存的宋代《宣示表》单刻帖刻石。2009年，该石沉寂近百年后，突然重现北京一著名拍卖公司，保存完好，但最终在国家文物局的干预下，这件国家级文物的拍卖被紧急叫停（仲威《宣示表宋贾似道刻本原石观后记》）。明代万历年间又有渔人自半闲堂遗址发现《玉版十三行》（即《洛神赋十三行》）刻石，清康熙年间杭州翁嵩年以三百金购得，旋贡入清廷内府，清末再流落民间，现藏首都博物馆（魏三纲《略说洛神赋十三行》）。以上数件幸存的南宋贾似道刻石，世所罕见，均被奉若无价之宝。

人们习惯于讥讽贾似道的这些嗜好，感慨倘若他能将这种热情移于治国，那无疑将是王朝的幸运，也将会是他个人的幸运。更进一步的，则往往会说这些做法不过都是奸臣沽名钓誉、文过饰非的手段罢了。然而，嗜好只是体现一个人性情取向的特点，似乎并不足以拿它来否定其他的方面。至于沽名钓誉之讥，其实也很难把握判断情真情伪的尺度。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1027~1101）曾经说过一句话：“若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范忠宣集》奏议卷下）这对我们来知人论世，可能不无启发。客观地说，不管是刻书还是刻石，贾似道及其门客的作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的确都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外，贾似道为相时，命人广收奇玩珍宝，往往让谭玉等人加以辨验。后来，仁和（浙江杭州）诗人赵昱（1689~1747）记云：“谭玉精详谁与同，古花文篆辨青红。”（《南宋杂事诗》卷五）在诸多收藏的珍宝中，贾似道还对玉器有所偏爱。甚至有一种说法，贾似道得知当年余玠有玉带殉葬，即命人发冢取之。于是，监司、郡守争相向他贡献宝玉，为此还处处巴结贾府中的玉工陈振民等人（《宋史•贾似道传》）。发冢取玉之说未必可信，但它倒确实反映出南宋临安流行玉器的真实情况。南宋就有一出有名的话本叫《碾玉观音》，而正史也有相关记载，如谓咸淳年间，都人以碾玉为首饰，互相仿效，故有诗云：“京城禁珠翠，天下尽琉璃。”（《宋史•五行志三》）此处“琉璃”即指玉石。不过，随后南宋亡国，江南士庶流离失所，“琉璃”竟成“流离”之谶。

想当初，宋徽宗结“花石纲”劳民伤财，至于国破身辱，被人诟病不已。郝经（1223~1275）路过开封故宫，就感叹道：“万岁山来穷九州，汴堤犹有万人愁。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陵川集》卷一五《龙德故宫怀古》）如此一来，后世便生出一种议论，说两宋亡国都与石头息息相关，北宋亡于太湖石，而南宋则亡于玉石。这固然足以警醒那些玩物丧志的统治者，但它说得快意，却失之草率。这就好比那些讽刺贾似道是蟋蟀宰相的声音，说他是以虫道治天下，最后竟以小虫而亡天下。这般议论，听起来很迷惑人，但终究只能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根据《西湖老人繁盛录》的记载，南宋时临安斗蟋蟀的风气可谓十分流行，受此影响，都城中甚至催生出一个颇具特色的娱乐消费市场——“促织盛出，都民好养，或用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或黑退光笼，或瓦盆竹笼，或金漆笼、板笼甚多”；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火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卖一两贯钱。若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贾似道也喜欢斗虫，后人还说他是最早为蟋蟀来写专著的。玩物能玩到研物的程度，本来也不是什么坏事。只不过，贾似道是平章师相，管理着偌大的国家却理不清头绪，于小小的虫豸反而沉迷浸淫，精思细研，当然容易成为后世抨击的重要方面。需要说明的是，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无法确定，所谓的世界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昆虫学专著《促织经》，究竟是不是真的出自贾似道之手。尽管不少人认为贾似道写了《促织经》，故《全宋诗》特意把《促织经》中的诗单独刊出，勒为一卷。唯大家对最重要的版本源流等问题讨论不多，因此并不能让人信服。《宋史》本传确实讲过贾似道与群妾踞地斗蟋蟀，但片言未及这部《促织经》。周密曾详细记述了贾似道生平的不同方面，包括其政治活动、刻书刻帖、贾府园池等，他在《武林旧事》中还提到了临安城内经纪“促织儿”、“促织盆”（《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的生活细节，但他也没有说贾似道写过一本《促织经》。一直到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才见最早的刻本。《重刊订正秋虫谱》二卷和《鼎新图像虫经》二卷，均为嘉靖二十五年（1546）刻本，旧题作“宋平章贾秋壑辑、明居士王淇竹校”，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万历二十五年（1597），嘉兴隐士周履靖所刻《夷门广牍》，才正式刊出《促织经》二卷，署名则是贾似道编、周履靖续编（王廷信《周履靖生平述略》）。然而，四库馆臣就早已指出，周氏该丛书“十有九伪，大抵不足为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六），“所收各书，真伪杂出，漫无区别……其所自著，亦皆明季山人之窠臼，卷帙虽富，实无可采录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四），因此仅入存目而已。这么看来，明朝刊行的二卷本《促织经》，到底与贾似道有多少关系，还是纯粹出于编刻者的伪托，恐怕还有待从版本源流、内容、文字等各个方面，做更细致的考证工作，而不宜盲目就下结论。既然如此，如果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评论贾似道，也就不能贸贸然就先给他戴上一顶“蟋蟀宰相”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