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象棋名家刘忆慈，20世纪30年代崛起于浙江杭州的棋坛“喜雨台”。20世纪50年代中期，参加全国象棋锦标赛，先后获得两次季军和一次第五名，并以“仙人指路”的开局，创辟富有特色的新棋路，被棋界称为“刘仙人”，至1982年逝世止，驰誉沪、浙、苏、穗、京、津等省市棋坛40余年，成为建国初期的象棋国手之一。刘忆慈生前是杭州市政协委员。

刘忆慈1916年出生于杭州，小名葆奎，身高约1.75米，方面大耳，气宇轩昂，为人作风正派，待人接物和蔼而严谨，自幼酷爱象棋，1928年进徐春泉所开的油纸（伞）行当学徒。徐春泉为杭州著名的象棋高手，有棋坛“豹子”之称，是喜雨台棋楼的“五虎一豹”之一。徐在店内找人弈棋时，允许学徒刘葆奎在旁观看。后来，刘在观战中，谈及着法时，颇有惊人之着，引起了徐春泉的注意，在缺少棋伴时，也要刘忆慈作个对手，从此，刘的棋艺很快得到提高。20世纪20年代时，杭州喜雨台的棋事活动处于高峰，名棋手层出不穷，有著名的“五虎一豹”，更有拔尖于省际水平的张观云和关春林。刘忆慈抽空去喜雨台学棋时，从师张观云和关春林。

徐春泉有个女儿，在店内和刘朝夕相处，互有好感，徐春泉看在眼里，就决意招刘忆慈为婿，以便由他接掌门户。1935年秋，刘忆慈终于成了徐记纸伞店的乘龙快婿，这就是被浙江棋界传诵一时的因棋招亲的故事。

刘忆慈成了徐春泉的女婿之后，除了帮助丈人照料店铺外，因棋艺日进，已有资格去喜雨台下棋，棋艺更进一步提高，基本上和喜雨台的“五虎一豹”齐名。为了进一步切磋技艺，刘也常去上海和当时的沪上名手交流。1936年前后，城南俱乐部举办了“杭州市象棋名手邀请赛”，被邀者为“五虎一豹”中的李嘉春（后期人称老毛儿）、赵金荣（人称板刷阿荣）、蔡阿福（被称菜地阿福）、张毓荣（小麻子）、冯楣荪（阿青）和徐春泉（豹子），以及新秀董文渊和刘忆慈。比赛这几天，油纸伞店暂停营业，翁婿双双上阵，比赛结果刘忆慈夺得第二，成了杭州的名棋手。

抗日战争期间，杭州陷入敌手，油纸伞业十分不景气，刘忆慈另立门户，在庆春路乌龙巷口开设“大华煤店”，做柴炭生意，一度经营颇善，有所发展。刘利用业务往来推销柴炭之便，常去上海、南京等象棋名手荟萃之地交流技艺，常常在“大世界”和天蟾茶楼弈棋，并和上海的名棋手朱剑秋、朱寿颐、李武尚等人作大象棋表演赛。由于刘的棋风扎实、棋品较好，棋艺亦高，在上海等地影响较好。为此，上海棋界都知道杭州除了董文渊外，还有一个刘忆慈，是江南名城杭州的两根新兴“棋柱子”。

旧时，棋界有所谓“书房棋”和“茶馆棋”之分。

20世纪30年代中期，刘忆慈招亲徐家后，身份有了变化，学棋、打谱的条件成熟。刘常找些《棋中秘》《梅花谱》来学，和董文渊比较，刘重于阵地战，在开局方面较优于董，在中局实战时，常失先于董，因为董向以“野战”和出妙手著称。在残局阶段，刘又重于定式，而董又以“功夫”见长。为此，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前，江南的两大象棋名手董文渊和刘忆慈，一个是以轻灵仙逸著称，一个以扎实厚重驰誉。

刘忆慈下棋的另一特色是不大愿赌彩，更不愿以棋诈骗钱财。20世纪30年代成名后，董文渊常常放出风声，邀刘赛棋，由于彩金较大，刘总是不愿应。于是，董就使出激将法，有时提出“二比一”，有时提出“二夹一”。所谓“二比一”是指彩金的二比一，如一元一盘的彩，董胜得刘的一元，刘胜得董的二元；所谓“二夹一”者，更是咄咄逼人，让刘一先和二先（一盘先走一步，另一盘先走两步）。但刘仍是不应，任凭董文渊在茶馆棋手中逞能。

刘还反对在棋赛中使手段，相互串通，他认为这是败坏棋风。如1964年的浙江省象棋赛，在杭州红楼举行，进入决赛的10位棋手，杭州市占5人（刘忆慈、沈芝松、卫淼坤、陈福庆、陈选源），其余为嘉兴1人（高琪），温州2人（朱肇康、周建雄），舟山1人（王春林），金华1人（马顺林）。赛前，杭州的某棋手提出让刘拼高的策略，因为这10名棋手中，以刘、高的夺标声最高。刘听此言后，表示坚决反对。后来比赛按实战的结果，嘉兴高琪连胜杭州4人，负于刘忆慈，而刘和杭州4人战中，却是2胜1负1和，亏3分，为此，尽管刘胜了高，但总分少高琪1小分，而屈居第二。如果刘同意不正当的做法，由杭州的4人各让2分则稳居冠军了，所以棋手中一般反映刘忆慈不结缘、“不识抬举”，但从这里也可看出刘的棋品高洁。

刘还具有较谦逊的美德。1957年夏，刘已有全国季军之称，应广东的邀请，和另一棋手“小湖北”李义庭拟去广州作一次对抗赛，对手为在华南称为无敌挡的杨官璘和陈松顺。赴赛之前，刘和李约定在沪会师，并应邀作多场“热身”赛。有一场，在青年会表演，至残局阶段，李为一车一马双士，刘为双车，一般说李势难守和，但缠杀肯定很沉闷。这时，李站起身，自动认负。刘当然高兴。但大礼堂的数百名观众却要求说明，为什么刘必胜李必负？有的还提出，李车已列中，马双士紧紧围住帅的身边，请解释如何破士问题。这使刘感到意外，因为，刘一时尚未理出思路，而李又说，这一局棋例胜是指单车胜马双士的例胜。因为只要换掉一车，即不存在车中占，这样，破士成了必然。这一解释，使广大棋迷长了见识，又使拥戴李的棋迷心服口服。在散场的归途中，刘和李并肩同行。刘说：“这棋虽是我胜了，但也可说只胜了一半。”表现出很高的棋士风范。

解放后，刘忆慈的柴炭店参加公私合营并转了产。政府部门考虑到他的技能特长和经济生活，安排他到杭州市体委任象棋专职教练。从此，他成了一名专业棋手，为浙江省培养少年棋手及参加各项比赛和活动作出较大贡献。

那时，杭州和浙江各地的象棋活动十分活跃。人民游乐场（过去称“大世界”）常举办大象棋表演赛，通常由卫淼坤、沈芝松、李道忠、陈选源等省级名棋手作表演。逢节假日时，棋迷们总想看一看“刘仙人”的表演。当时，原喜雨台的“五虎一豹”因年事已高，棋力已稍逊。每逢邀刘表演时，刘总是毫不推托。有时，绍兴、嘉兴等中等城市的棋协或工人文化宫来杭邀请，一般派出其他棋手组队也已绰绰有余，但他总是亲自带队，而且亲自打第一台，表现出他重事业、轻名气的品性，受到棋界的普遍称誉。

文化革命后期，寂寞多年的杭州象棋活动又开始打破僵局，其时吴山茶园每天有大象棋表演赛（由笔者组织主持），刘忆慈对此十分赞赏。1973年国庆节，为了增进棋迷的兴趣，拟邀请刘忆慈到吴山作两场表演赛，在选择对手时感到为难，因为省内和刘约略齐名的沈志奕远在温州，若去上海邀请胡荣华、朱剑秋等又感到不便，本地的沈芝松、卫淼坤、陈福庆等除名声略逊外，又和刘是老对手，缺乏新鲜感。笔者考虑到另一位调来杭州不久的名棋手张筱洪，张曾获太原市象棋比赛冠军，调扬州市又连获两届扬州市象棋冠军，还有过战胜上海名棋手朱永康的战绩。我将此意图告知刘忆慈后，刘表示了委婉的谢却，其深层原因是张弈棋常博彩。当实在找不出理想的对手时，笔者只好自己请缨，请棋界“风凰”孙德庆转告此意，不料，刘忆慈毫无国手架子，欣然表示同意，于10月2日、3日下午两次登山和笔者作两局表演赛，使棋迷们得以鉴赏他的棋艺。应该说，笔者当时棋艺的名气不比张筱洪高，刘忆慈欣然同意和笔者作表演赛，主要是看重笔者对象棋事业的热心和支持。

刘忆慈重视事业，还反映在他对著作的出版上。在两次获全国季军后，刘的“仙人指路”已誉满全国，人民体育出版社约请他写一部“仙人指路”的专著，刘欣然承诺，并为此花了多年的心血，写成书稿后，送交出版社审核。后来刘在参加全国比赛过程中，似乎感到这部书有一个小问题尚需研究，就从出版社要回稿子，拟稍作修改，但不料不久某地抢先出了一本“仙人指路”的书，其内容大致相同。刘忆慈因对出版著作的慎重，而被人抢先出版，竟使自己的著作痛失新鲜感而拖了下来。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家被抄，书稿被焚毁。文革之后，象棋活动逐步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但刘忆慈来不及再写《仙人指路》了。他因患上了胃癌，于1982年逝世。他的终生遗憾已来不及弥补，这是中国象棋技术资料的损失。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刘的品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