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了解下杭州孤山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来龙去脉。“十全老人”清高宗乾隆皇帝组织纂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修成后，分抄了7份，分藏天下7大藏书阁。北京皇宫文渊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清故宫文溯阁称“内廷四阁”或“北四阁”；颁赐江浙二省3部，即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西湖孤山文澜阁各一部，称“江南三阁”或“南三阁”。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一份《四库全书》抄成后，就因为江浙是历来人文渊薮，多出人才，人文氛围好，适合《四库全书》广泛传播，可以光大文化、教育，所以乾隆皇帝下谕再抄写全书三份，放在江南，让江浙士子可以就近观摩誊录，向他们昭示国家藏书的精良和广博，也让全书成为江南读书人向往的完美典范和至高理想。由此可见全书在经典传抄流传不易时代的超然文化地位。丁丙兄弟冒死抢救《四库全书》不止是抢救书籍，更具备特殊象征意义，他们是在战火中捍卫文化传承。

乾隆皇帝还传谕落实江南三阁藏书事宜，其中明确指示杭州孤山圣因寺后的玉兰堂改建为文澜阁，安置书格备用。浙江官员实地勘察后发现玉兰堂靠近山脚，地势潮湿，难以贮藏书籍，改为选择孤山之阳（南面）以前藏《古今图书集成》的藏经阁。此处地势高爽，适宜藏书，还能一揽西湖全景。文澜阁建成后不到80年，太平军攻入杭州，占据两年有余，其间文澜阁阁圮书散。

和丁丙合力抢救《四库全书》的是他的兄长丁申。

因为性格等原因，虽然丁申是兄长，但丁家的事大多由身为族督即大家族家长的丁丙出面施行，因此丁申的生平事迹文献记载很少，出现几率比较高的就是和弟弟一起抢救和补抄《四库全书》时被一同提及。不过丁氏兄弟感情非常好，有推梨让枣之谊，无兄弟阋墙之忧。两人年纪相差不大，自幼一起成长，共同浸淫丁家和谐家风，志向情趣相投，可谓埙篪相和，兄友弟恭，兄弟怡怡，所以丁家种种实业、藏书成就，尤其善举背后大多有丁申的支持，兄弟两人心意相通，又有共同利益，能互相商议扶持，合力作为更是其利断金。丁丙的事业成功离不开兄长的全力配合。丁丙之子丁立中撰辑的丁丙纪念文集《宜堂类编》卷二一，有在父亲去世后为他写的年谱《先考松生府君年谱》，其中《年谱第四》（丁丙）68岁3月条就是丁丙去世时的那条指出：“凡所办事皆先伯父所欲为，或先伯父倡于前而府君和于后。”说父亲丁丙所办的事情都是1887年已去世的先伯父丁申想要做的，或者是丁申提倡在前而丁丙跟随在后的。这也许有丁丙谦让的成分在内，不过也可见两兄弟关系之好，不亚于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昆仲如苏轼、苏辙兄弟等人的志同道合、深情厚谊，同心协力、相得益彰。作为兄长，丁申一直在内操持家族事务，成为弟弟在外开拓进取的坚实稳健后盾，有些时候、许多方面还起主导作用。至少在抢救《四库全书》一事上，可以看出兄弟两人的同心同行，才能倾家族之力做得成这么难的事。

咸丰十一年（1861）冬太平军第二次攻入杭州，杭州居民为避战火纷纷出逃。事出仓促，丁申、丁丙兄弟本来商议好一起渡过钱塘江到萧山暂时避难，一时局面混乱两人走散。丁丙曾在回忆文章里写到自己出逃途中在破庙避难时，思念兄长等亲人的心情，非常情真意切。所幸到次年同治元年（1862）正月，两人在杭州西郊留下镇相遇，劫后余生，悲喜交集。因为这一带是丁氏家族墓地所在地，他们经常来此扫墓，父亲丁英1855年去世后的棺木停放地也在附近。当年杭州人有出于各种原因将亲人棺木停柩数年再葬的习俗。

两人暂居留下镇的一天，丁申到镇上购物时，意外发现包食物的纸张竟然都是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籍上的残页，于是有心打听并随地检拾，得到较完整的数十册，才知道文澜阁《四库全书》已遭劫难。眼见珍贵的《四库全书》散失民间，即将化为乌有，作为读书人和藏书家，丁氏兄弟忧心如焚。虽然此时茫然不知前景如何，自己的处境也朝不保夕，只能躲避乡村偷生，但他们为防止《四库全书》遭受更大损失，经审慎周详商议，毅然决定置可能会遭遇的生死危难于不顾，一定要抢救国宝《四库全书》。回首看去，此时的两人真的是出于一腔孤勇以及天性般的对书籍的热爱，令人不由得不感佩。当时局势，人命比书薄比纸贱，只有基于对文化和藏书的深沉真爱才会做出如此决定。而且，对照丁丙此时前后在钱塘江渡船上为救素不相识的乡民，主动付钱给见钱眼开的船主的行为，也可知乱世之中，战火映照下，人性的伟大与卑劣都被放大凸显，丁丙及家人的奋不顾身和慈悲情怀不是沽名钓誉，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一种源自家族文化的天性，固然和他们家族笃信佛教、相信因果报应有很大关系，也和他们的追求“积善”家风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归结到他们的善良本性。世道虽艰难，但人性的微茫光辉仍能照亮前路，其中文化和精神的力量尤其重要。所以丁申、丁丙兄弟的事迹才如此值得颂扬表彰。

丁立中在《先考松生府君年谱》中引用丁丙的回忆文章《宜堂小记》：

说丁申看见留下市集卖食物的铺子都是撕文澜阁《四库全书》散页纸张进行包裹，应该是有人偷了无人看守的《四库全书》出来，而《四库全书》的纸张很大而且质好正适合包食物。他惊愕心疼之余当机立断找了几个胆子大的人乘着夜色偷偷地去检拾未被毁坏的《四库全书》书页，连续很多次，范围也从留下镇扩大到杭州城特别是文澜阁瓦砾废墟处，大概收集到有几千本残编，然后藏到留下镇附近西溪“丁氏风木庵”父亲丁英的殡宫即停放灵柩的房舍。丁丙说自己也随兄长收集这些散佚书籍，直到找不到书为止。丁丙这个说法大约也是谦逊的说法，将主要功劳归给兄长，后来朝廷奖赏时他也是这么做的。这些艰难危险的事，应该是他们两兄弟一起商量一起做的，一起担的风险。

丁申、丁丙兄弟的曾祖父丁轼、祖父丁国典和他们的妻子都葬在张家园，即今杭州城西西湖区留下街道杨家牌楼附近营门口。于是丁申、丁丙兄弟在今留下街道西溪湿地周沿建了家祠风木庵等设施，经常来此祭祖，此时也借风木庵保藏《四库全书》。“风木”典故出自《韩诗外传》卷九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指孝子虽然想奉养孝敬父母，但父母却早早亡故的人生深刻遗憾。丁家家风崇扬孝道，丁申、丁丙兄弟都是孝子，此时借风木庵来藏书，也是发扬家风精神、不忘祖先的一种表现。

丁申、丁丙此后又带着家人辗转逃难到今江浙沪一带的松江、青浦、南汇、上海、绍兴、定海、如皋等地。为确保《四库全书》安全，丁氏兄弟又将手头的《四库全书》残编转运到上海。运书过程险象环生。据说他们亲自携带书籍乘船去上海，即将到达时，在黄浦江一个关隘遇到太平军把守盘问，兵士因为《四库全书》书页上很多红色官方大印，怀疑是朝廷物件，蜂拥而上虎视眈眈，还举刀枪相向，气氛很是紧张。最终多亏丁申、丁丙二人从容辩解，大概就是用了“惜字”风俗的借口。“惜字”指当时社会风气崇敬文字，所以民间百姓敬畏爱惜写过字的纸张，为了表示对造文字的神灵“字圣”仓颉的尊重，有把这些纸张收集起来郑重焚化的习俗，街巷间有专门焚烧这些纸张的处所。因为两人的冷静机智，终于化解了危险，得到放行。

此后丁氏兄弟又借“惜字”风俗之名，辗转委托当时在上海的杭州书商周汇西从偏僻的小路返回杭州搜求流失民间的《四库全书》，然后运往上海。周汇西找到的书，装订成册的大约占十分之一，其余的打成纸包，每包高2尺左右，共计有800多包（捆）。这些残书散页先后被运到上海、定海等地寄存。丁氏兄弟还对此加以整理，连同先前从文澜阁抢救出来的，两者共达8689本，约为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来总数3.6万余册的1/4。另有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残本673册。这些书在外漂泊多时，直到同治三年（1864）太平军撤离杭州，局势稳定才一个月，丁氏兄弟就雇船将书运回杭州。因此时文澜阁已毁，于是暂时存放在原杭州府学尊经阁。

战争刚结束不久，时任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的左宗棠（1812-1885）就上表朝廷禀报丁丙兄弟的功绩。朝廷下旨授予丁丙知县官衔，前往江苏任职。但丁丙放不下仍有血火痕迹的家乡，情愿作为一介平民留在杭州做有助乡梓恢复的实在事。同治六年（1867）朝廷又给予丁丙同知衔，他依然没动前去任职的念头。同治五年（1866）至十年（1871）之间他和家人又搜求得到流失民间的《四库全书》300余册。丁丙终究还是放弃了很多人趋之若鹜的仕途，选择终身义务从事文化、慈善事业，这选择体现了他的独特眼界、胸怀和价值取向，也是他不改的人生初心。

到光绪六年（1880），丁氏兄弟又提议重建文澜阁。其时刚任浙江巡抚的谭钟麟，就来和他们共商重建大计，专门指定丁氏兄弟、杭州文化官员邹在寅和另一位杭州士绅、致仕官员应宝时（1821-1890）等人共同主持其事。从这年十月开始，至次年也即光绪七年（1881）九月，文澜阁重建工程告竣。丁氏兄弟终于可以将自己呕心沥血收回的《四库全书》放回文澜阁，凤还巢、完璧归赵了。1881年，清德宗光绪下诏，有“购求藏彝，渐复旧观，洵足嘉惠士林”的褒奖之词给抢救《四库全书》、复兴文澜阁的丁氏昆仲，说他们购买搜求保藏《四库全书》并使得《四库全书》得以部分恢复旧貌，实在可称是给学界读书人以莫大恩惠，盛赞他们的文化功绩。由于丁丙归功兄长丁申，朝廷特予准许先前赐官五品主事的丁申以四品顶戴，以示奖励。至此，似乎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故事接近尾声，功德完满，皆大欢喜。其实不然。接着丁氏兄弟又承担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并不轻松的《四库全书》补全工程，丁丙依然是大功臣。

从光绪八年（1882）开始，丁丙倡议并主持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缺卷、缺书工程启动，前后共历时7年时间。初期的抄书底本主要是丁丙自己收藏的八千卷楼藏本，比对着《四库全书总目》，然后雇请抄书人员补抄。最多时抄手达百多人，工程可谓浩大。后来丁丙又出面向各地藏书家借用底本。陈训慈的《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里记载了这一同样艰辛的过程：

说丁丙又广泛从天下藏书家那里求取底本，鞠躬尽瘁，全力以赴，中间遭受很多艰难险阻但他仍矢志不渝，终于使得美好珍贵的《四库全书》巨籍恢复旧观。其间，丁丙曾向浙江的宁波范氏天一阁、鄞县卢氏抱经楼、杭州汪氏振绮堂、杭州孙氏寿松堂等著名藏书家求助，按照书目征求书籍。求而未得的书籍仅仅只有九十余种。

苍天不负有心人，据《文澜阁志》卷下，清末杭州学者、也参与补抄《四库全书》有功于文澜阁的王同（1844-1909）的《文澜阁补书记》所记，到光绪十四年（1888），丁丙除八千卷楼原藏331种书籍外，共编配残篇891种，补抄174种，合订34769册。后又补38种（含《古今图书集成》《全唐文》等文澜阁其他藏书）。可以说，这次丁丙主持的补抄完成之后，大体恢复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原有规模。此后又经近代学者湖州吴兴钱恂、海宁张宗祥主持，《四库全书》至民国12年（1923）全部抄成。在补抄书籍期间，丁丙还做了其他许多事。如配全《古今图书集成》，所缺的《全唐文》260册也由八千卷楼捐藏文澜阁中。又在光绪十五年（1889）从海购日本版《大藏经》。同时还检拾了八千卷楼家藏佛经藏于留下花坞的眠云室，创花坞经藏。

补抄《四库全书》过程中，丁申也有贡献，直至1887年他去世。此外丁丙堂弟丁午也有参与。

丁申之子、丁丙之侄丁立诚也对补全文澜阁藏书有贡献，他曾到京城求学、科举、为官，其间常流连京城的旧书摊，补全了文澜阁节孝方面的典籍。

清末金石学家、文献学者、藏书家叶昌炽（1849-1917）曾有诗：

就是写丁氏诸人和《四库全书》、文澜阁的因缘。“宜堂”就指丁家。丁丙别号很多，其中钱塘流民、书库抱残生就是寓意这段战争流亡和抢救《四库全书》的岁月，经历过战火淬修洗礼，也耐得住书库里补全书籍的抱残守缺冷板凳生涯，足够多面丰富的阅历才最终造就了合义士和书生为一体的好人丁丙。

抢救、补全、恢复文澜阁《四库全书》，是身为藏书家、实业家尤其慈善家的丁丙践行“积书积善”的极重要一步。此外，他在杭州遭遇战火前后，都有长期大量的施惠民生作为，比如战争中力所能及地救助难民，战后创办杭州善举联合体。而其中文化事业方面的善举尤其值得提及，如创办义塾、恢复学校和科举，整理地方文献，修复城市文化地标，再比如开放藏书，这是丁家八千卷楼区别于当时绝大多数藏书楼的独到之处。以上善举都是为了恢复和延续杭州的文脉不断，对得起朝廷给予他的嘉奖“嘉惠士林”，这些的确是给予读书人最实在真切的恩惠。而且他的“嘉惠土林”之心并非只是一时，或者只是看在《四库全书》是皇家书籍才救助，他是把《四库全书》看成造福杭州士子的公共图书才尽力抢救，他对“嘉惠士林”的文化慈善事业的热爱热诚是发自内心天性，一生未改。

作者系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