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线上组织了以“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为题的系列讲座，本书就是这一个系列讲座的讲稿汇集，共计十二篇。讲座主持者指示我为书稿写“序”，我作为讲座的参预者，也觉得有一些问题需要略作解释，因此就有了如下的这些文字。
所谓“社会治理”，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大致讲，或者可分为由国家机构对社会自上而下实施的统治，与基层民众的自我管理这样两个层面。在前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分离的，而在后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则往往两者相兼。在各不同层面的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治理”问题，例如在传统中国史领域中几乎可以称为一枝独秀的官制研究，就是针对国家为了选拔、管理“社会治理”者——官吏——而设计的各种制度，来展开分析讨论。传统儒生强调“修身齐家”，以为“治国平天下”这一人生终极目标服务，则指如何以官吏的身份来更好地“治理”天下。在民众自我管理的层面，无论是血缘宗族、行业组织，还是宗教团体，内容也极为繁杂。在作为最低层级地方政区的县之下，国家设置有基层管理组织——乡里，乡里组织为国家服务，其头目由差派的平民充任，他们的身份介于官民之间，职责有时也呈现出地方立场，具有双重性，可谓两个“治理”层面的连接处。今人所习知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无疑是传统“社会治理”的最高原则。这其间所涉及的制度、理念、习俗、文物，等等，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不过通俗地讲来，所谓“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主要应该就是在这个最高原则的指导之下，怎样将天下“管”好，似乎更多地落实在自上而下的统治制度。
我国传统读书人一向以怀有天下之志而自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退皆忧，以天下之乐为乐。然而深究言之，无非以读书当官的制度为依凭而已。现今坊间推崇备至的所谓耕读文化传统，其实与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基本不相干，无非读书做官而已，虽然不必贬之泰甚，更无需誉之过当。自从丙午（1906）岁废科举以来，国民教育（读书）早已不再制度化地直接与做官相连接，但既受耕读传统之影响，又因为经典理论强调史学研究目的在于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为当今社会服务，遂使得人们常常对现代史学功能有某种不甚恰当的期待。实际上，当今世界早已是技术官僚们的天下，未必看得上文人的空谈；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经验能否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也颇令人持疑。这个系列讲座以“社会治理”为题，无非是以此作为理解帝制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以便将各个看似孤立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形成有机的逻辑结构。各位主讲者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只不过是出于他们对自己研究的历史现象的理解，以展现传统人文之美，本无指点江山的错觉。
相对于“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这个内涵极为丰富的主题，十二个专题讲座的容量太过有限，加之主讲者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自由发挥，或者不免令人有支离之感。编纂者以天下体系之方向认知、社会架构之运行机制、日常生活之官民人等这样三个方面来做归类，显有提纲挈领之效。以本人的讲题《我们如何观察历史：从宋代城市发展水平说起》为例，虽然近年来出于对历史学在国民教育体系中作用的思考，常常叨念强调综合分析的历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将讲座的结论落在了这一点上，就分析的具体历史现象而言，从唐到宋的城市发展是否从所谓的坊市制走向了街市制，则既关乎当时社会发展的性质，也涉及到帝制国家对城市的管理制度，这样说来，也算不得离题了。又如程民生教授的《宋代女子的文化水平》一讲，这应该是他近年来一系列相近研究中的一个侧面，表面看来似乎离主题更远一些，实际上是通过分析当时士大夫阶层关于女子的教育理念，并在此基础之上，全面梳理两宋社会中有关女子教育的各方面史实，最后才对宋代女子的文化水平做出自己的判断。既涉及从上而下的统治理念，也关乎社会的自我管理，所以无疑也是紧扣了主题。其他各讲，也都可以依据这样的理路来做观察，这里不再一一展开。
其实，不仅仅在于“社会治理”而已，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庞大而又历史悠久的文明体，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今的客观现实，都明确无误地指示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无论哪一个方面，其重要性均无出于国家的政治之上者。王毓铨先生就曾经指出：“不论搞经济史或其它什么史，政治史总是研究历史的主干和基础，研究其它史不能没有政治史的基础知识。”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年轻一代学人的学术兴趣大多转向了社会史、文化史等等似乎更为丰富多彩的领域，关于民族历史的一些核心议题不免被冷落了。鉴于其对中国历史的特殊重要性，十多年前，就有学者呼吁政治史研究的重新回归，及至今日，我们仍然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强调。当然，如何改进政治史的观察视角与研究方法，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谨此为序。
本书是在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所举办的“帝制中国的社会治理：权力与秩序”系列学术讲座基础上，并汇集了其他学者在河南大学讲座报告，同时并收入了本校部分学者的讲稿，最终成集。
首先感谢阎步克教授、包伟民教授、张剑光教授、彭勇教授、倪玉平教授、仇鹿鸣教授（以上序齿）接受我们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邀请，在百忙之中连线为莘莘学子授课指导！诸位先生都是学术名家，且研究教学工作极为紧张繁忙，能抽出这么多时间举行讲座，十分令人感动！感谢包伟民教授为本书赐序，并提纲挈领，指出了全书旨向。阎步克教授当时身在美东，一场跨越地球的讲座，虽然经历了腾讯会议室突然无声的周折，还是吸引了8000余人同步听讲，可能是学院讲座当中少有的壮举。其他诸位名家讲座，也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听众，同样盛况空前！300人的腾讯会议，场场爆满。采用腾讯课堂方式同步听讲者，亦有数百上千。葛金芳教授、侯旭东教授的讲座，为疫情之前在河南大学现场举行，同样是听众云集，师生收获极大！本校李振宏教授、程民生教授、展龙教授，也曾在学院内部以不同的方式为学生讲授过相关内容，同学们也深受教育洗礼，得以提高。我本人有机会得附骥尾，滥竽充数于其中，亦有荣焉。
感谢历史文化学院杨俊中书记、张礼刚常务院长的积极支持，感谢祁琛云副院长在总体思路设计上的热情指导！没有学院领导的关心帮助，讲座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感谢《史学月刊》主编苗书梅教授的大力支援，她常常在会场悄悄对会议加以及时指导！感谢同事王战扬老师，操办了大大小小的诸多事务。感谢谢宇飞主任，完美且事事提前做好全部的后勤工作。感谢李雯雯老师制作了精美的海报，大增光彩。感谢郑振亚老师的周到安排，带领部分本科生完美的做好了相关报道，迅捷准确。感谢历史文化学院“讲座管理天团”的辛苦，为讲座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感谢张迅、蒲圣同学耐心整理了讲座录音为文字，感谢姜林希、张振兴、梁红玉、崔琦欣等同学花费精力整理了相关老师的论文。感谢曲阜师大刘伟教授、西北大学朱旭亮同学拍摄了书稿中所涉及的相关碑刻实物。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郑庆寰编辑热情邀约并编辑此书，如果没有庆寰发起，就不会有这本小书的最终形成。本书同时也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中国的乡村治理与社会秩序研究（18ZDA171）”的支持。
书稿虽然均由受邀专家本人审定，但是由于整理者特别是我本人能力不及，可能会提交了未清晰整理的内容。如有整理错误，当由我负责，并恳请谅解。延伸书目，由我本人整理选择（曾询云南大学田晓忠教授等），因学术之海无边无际，精力有限，目力不及者实多，不妥之处，也恳请谅解。另外，一部分问答，因录音或者录屏效果不佳，则未能整理，但也有部分问答现场感十足，且学术含量甚高，所以酌情收入了一部分现场问答。同样的，如有整理错误，当由我本人负责。
再次感谢诸位前辈高贤、学术先进接受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邀请，为广大学子授业解惑。谨此鞠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