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女性，对“半边天”的地位已经习以为常、深入人心，在能力之上、天赋之下，前半生、后半生都可以很精彩。然而，在历史上很长的时间内，中国女性的地位都是附属的、缺失的，在伦理纲常里泯然自我、模糊容颜。在社会动荡年代，际遇尤其堪忧。 妇女医疗更是鲜有人关注的领域。旧时普通人家的女子，如果染病，一般都是熬着，或求助于巫婆开一些药方，通常情况这些药方无济于事，如果病情加重了，可能会找一些土郎中诊治，如果还是不见好转，求神拜佛也是常有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轻者被骗钱财，重者耽误治疗时机，更甚者最终不治身亡、钱财两失。 孕产期保健服务更无从谈起。生孩子主要是靠“接生婆”的土办法，一把剪刀、一盆热水、一包土布就是接生用具，没有像样的医疗器械，也没有相关的药品和消毒纱布等材料，更不懂得医疗知识。生产顺利的，她们一剪刀剪断脐带，再把新生儿洗一洗包起来；万一遇到难产，她们除了强拉硬拽便没有别的办法了。这不仅仅让妇女饱受生产之苦，生孩子便是“一只脚踏在鬼门关”，不当的助产方式让新生儿并发症屡见不止，消毒不严也让有些产妇和新生儿受到病菌感染，出现各种炎症等疾病，后天性的失聪、失明给这些孩子和家人的一生都带来了永久的困扰，严重者甚至丢失了性命。 18世纪后期，西学东渐，西医对中国医学的影响也渐盛。杭州有一些社会名流和思想开化的名媛富太，见识到了西医对女性健康带来巨大益处，积极地出钱出力，推动妇女医疗发展。梅滕更带领下的广济医院，在这过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杭州广济妇女病院的设立，得从梅滕更的夫人说起。梅夫人全名是佛罗伦斯•南丁格尔•斯密斯，她出生在英国上流社会的一个大家庭中，是家中的第16个女儿。 
梅夫人的母亲也是一名注册护士，年轻时，她被世界护理事业的创始人和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的故事所深深吸引，当这个女儿出生时，她就以这位心中所崇拜偶像的名字作为女儿的名字，并偷偷地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护士。 1881年9月下旬，佛罗伦斯•南丁格尔•斯密斯小姐与梅滕更先生在爱丁堡举行了婚礼后，9月28日这对新婚的夫妇就在英国南安普敦港告别了他们的家人，起航前往中国的杭州。 
夫妇俩进入杭州广济医院后，梅滕更担任院长和主治医师，梅夫人主要是配合先生当护士、当助手。在他们“夫妻一心”的努力下，广济医院不断发展壮大，慢慢形成了梅滕更主外，负责诊治、社交、业务拓展等，梅夫人主内，负责管理、护理等保障工作，以及妇女病人和儿童病人的管理。 1883年，广济医院辟有专门病房，开始收治女病人，这比西方医疗传教士在广州设立首家妇孺医院还早了1年； 1892年，杭州广济女病院、中国首家妇女疗养院先后成立，床位大概100张左右。
梅滕更和梅夫人不仅适应能力强，而且语言天分很高。短短的几年后，梅夫人已能听懂普通话甚至杭州方言，她从一些女病人口中，在平时杭州市井中听到、看到一些与妇女治病与生孩子中有关的异常现象，决心开展助产士的培养工作。
孙宝琦、高云麟等杭州上流社会的太太给予了帮助，她们提供了500美元用于修建一栋产科大楼，可开展各种急救项目，并另每月出资100美元用于医院开支。
1901年，广济产科病房成立； 1904年，广济产科学堂招生，开始推广新法接生、培训妇产科人才。而放眼全国，1911年，西方传教士在福建成立产科病房； 1921年，协和医院开始收治产科病人； 1929年，中国第一家助产士学校，开始宣传新法接生，广济的产科事业几乎领先全国近10-20年之久。
梅滕更夫妇差不多每隔10年回英国休一次长假，每次假后，他们不仅带回了同伴物资、精神的资助，带回最先进的教材、设备，也带回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医学理念。产科学校体系亦是如此，学校建筑完全参照当时国际水准建造，包括大讲堂、教室、学生宿舍、模拟教室、产后病房等等，还有厨房、饭厅和库房。宣布医院开办和学校开学的宣传单满城贴得都是，邀请学生申请培训，在总医院报名，受到了热烈的响应，共有90多人来报名。入学考试是在夏天，所有的报名者都集中在医院小礼堂，有些学生很早就到了。梅夫人和三位太太一起对候选者进行明显，她们中确实有一些人表现出了令人惊喜的悟性、热情。她们最终挑选了22人，并期待这些初入围者在两个月的学习后，能通过要求的初级考试。 1904年10月学校正式开学。学生们必修课程包括解剖学、生理学、保健学、热带病学和产科学，梅夫人和留校任教首届广济医科毕业生刘铭之为主要的老师。有趣的是，肯布尔医师夫妇以及葛女士、蔡女士四位老师，给学生们教授罗马字的中文发音，以便学生们能更好地理解医学课程内容。 两个月后，所有22名学生都通过了考试，继续接受接下来18个月课程的学习，包括听讲座、照顾病人，最后留下了14个人。 
细读整个广济医学教育体系的历史，可以看出非常注重学生们理论与实践的整合培训，并在实践中强调医学人文性，注重对患者的关爱。培训到后期，广济产科学校通过杭州当地《白话报》上刊登一则通告，告诉民众，学校准备让学生们去医院外接手病例。不出所料，通知发出后，学校和助产士学生们很是忙碌了一阵，前来预约服务的人络绎不绝。为了保证安全，学生两个一组出去服务，每一次她们都能顺利地用氯仿麻醉、使用助产器械，只有一次，因为病人病情复杂，一位医生被叫了去帮忙。很快的，她们就能通过人工呼吸抢救新生儿，这让小儿父母和学生自己都感到既高兴又满意…… 学生毕业那天，广济医院人流如织，院外彩旗飘飘，大礼堂里，鲜花和旗帜装点得美丽异常。毕业典礼由高太太主持，梅滕更夫妇、刘铭之、秦太太还有其他名流参加。梅滕更先做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刘铭之介绍了产校的一些工作，他说，学生的实践阶段主要是由梅夫人和莫里斯女士一起负责的，莫里斯女士是一名在欧洲接受培训的英籍护士，广济医院非常荣幸邀请她来加盟，并参与到这项新使命中，莫里斯女士也为此付出心血；他还介绍每一位助产士都被授予接种疫苗和处理鸦片中毒的资质。梅夫人给学生们授予了学生证书；高太太则为每一位学生赠送了一个专门的毕业礼物：一个装满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出诊箱。 广济产科学校一共培养了八届毕业生，共计140余人；学生毕业后，学校继续为她们提供帮助，最终能促进学科水平整体提高。这些学生大多都回到了当地，开办了自己的产科诊所，或任当地医院产科主任，成为浙江土地上最早一批现代化产科专家队伍，为浙江妇幼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1927年，广济医药产三校经历了收归又发还的波折，此时梅滕更已告老还乡，而中国境内局势动荡，广济的医校体系就此停办。
广济女病院是一座三层的英式楼房。而广济产科医院是一座中西结合的两层小楼，共有5间病房，1间手术室、1间报告厅、1间护士长室，和产校一样，医院所有的规章制度都有梅滕更和梅夫人制定，并由梅夫人亲自监督落实。为了绝对尊重中国习俗，广济女病院和产科医院里所有的雇员都是女的。 广济女医院和产科学堂由斯密斯女士亲自管理并担任主任，专门开设妇科病治疗和产妇的接生业务，女医院内配有护士长和多名护士，还有一个经梅夫人亲自训练的药剂师。有病的妇女到这里来治病疗养，孕妇可以来这里坐产，不会发生像民间“接生婆”土法接生时的那种医疗事故，母婴都能得到医疗保护，受到了妇女们的肯定。 在杭州名流的资助下，广济女病院和产科医院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病人看病是免费的。即使是免费，产科病房内部的条件也一点不打折扣。每间病房均为单间，大大的窗户让室内充满自然光线，房间被整理的舒适整洁，带有床幔和单人床，配套的床头柜，陪客沙发和简单的桌子，还配有热水瓶，墙上还挂有装饰用的书画，即使放在现在也不算过时。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服务也丝毫不打折扣。训练有序的护士关怀备至，饮食、生活无一不妥帖细致。 当时社会民风尚保守，盛传的一种迷信说法是女人只能呆在自己家里。从晚清杭州《白话报》等资料来看，产科建院初期为了消除国人封建思想，在报纸上多次刊登免费上门接生的广告。慢慢的，大家的思想也开始改变。尤其是生产时能在环境优美、服务周到的妇产医院免费住一个月，即使是一些很迷信的妇女，偏见也会给贫困的现实让位的。后来，不仅有最穷困的人来医院坐产，一些家境较好的人也会感激地给我们的服务送来捐款。开院前两年，产科医院一共收治了68位住院病人，接生了38个女婴和31个男婴。年底，那些在院内外接受了广济产科服务的产妇和家人们给医院送来了匾额、捐款、礼物等等，以表达他们由衷的感激。 翻开广济医院1931年的档案，其主要职员中，登记在册的产科教授就有来自英国的梅滕更、薛清，来自美国的陈西美，来自加拿大的沙近德、赫度等人。在那样的时代，广济产科学堂的配备不仅有优良的硬件设施，还具备了国际化的师资力量，培养出了一批有爱心的医护人员。更值得一提的是，1924年，《广济医刊》设《妇女专刊》，这大概是国内记录的最早的妇女专刊。广济的女医院和产科学堂，称得上是当时浙江最早、最好的女医院和产科学堂。 作者金芳芳系浙江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郑芬芳系浙大二院党政办公室兼 党建工作部副主任、宣传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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