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宋朝建立到大约19世纪中叶，中国进入“近世”，与唐之前的“中古”不同，除了独特的文人文化的兴起外，最为显著的是商业的勃兴与发达的都市环境与都市生活。
到南宋，城市的发展、商业的普及都进一步反映在货币经济的变化。耐得翁《都城纪胜》之《铺席》一书中提到，宁宗赵扩端平年间京城临安的繁华商业街道上“……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炒引铺，仅百余家”——可见当时金银制造与交易的繁盛。贵金属货币的使用涉及到了国家财务基本储备、贸易、专卖、税收等多个领域。
从宋朝建立到大约19世纪中叶，中国进入“近世”，与唐之前的“中古”不同，除了独特的文人文化的兴起外，最为显著的是商业的勃兴与发达的都市环境与都市生活。
到南宋，城市的发展、商业的普及都进一步反映在货币经济的变化。耐得翁《都城纪胜》之《铺席》一书中提到，宁宗赵扩端平年间京城临安的繁华商业街道上“……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炒引铺，仅百余家”——可见当时金银制造与交易的繁盛。贵金属货币的使用涉及到了国家财务基本储备、贸易、专卖、税收等多个领域。、 
“李六郎十分金”金铤
"韩四郎十分金"金牌金牌和金铤宽度相当，均为长方形，但金牌短而轻，金铤长而重，一般金牌的分量为金铤的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等。两者是南宋黄金货币的重要品种。
南宋初年，《夷坚乙志》中记述，“俾纵绽处，黄色隐然，折视之，满中皆箔金也”[ii]。元代佚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iii]中也有著录，南宋货币中，有一种叫金叶子或称叶子金，但多年来一直未见实物。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浙江杭州、湖州、温州等地陆续出土了钤有铭文的折叠状金箔，据考据这些金箔便是史书中记载的金叶子。
杭州博物馆藏金叶子均形似书页，折成十页，每页薄如纸。铭文戳打在第一页，后页铭文渐浅。四角有地名，中间位铺名或金银匠名，其下或有表示成色的“十分金”。如“阮六郎铺清河坊西”一两金叶子，长101毫米，宽40毫米，重37.3克。纯金箔制成，薄如纸，形状似经折装书页。折成十页，正面第一页戳打铭文，后页痕迹渐浅，共有五戳，正中戳打“阮六郎铺”铭，四角直行同向戳打“清河坊西”铭。成色较高，色泽鲜亮。
“阮六郎铺清河坊西”一两金叶子
南宋黄金货币上钤印的文字，细细研究可以发现有很多关于南宋的金银货币制造与交易的历史信息：
其一，可以看到不少南宋地域的表述。比如金叶子上的“清河坊”，就位于杭州博物馆馆址的山脚边，古称清河坊，今名河坊街。《咸淳临安志》卷十九《坊巷》中载：“清河坊，宗阳宫御路对”。 
其二，可见当时黄金成色的表述。金牌上有“十分金”，金铤上有“十分金”、“十分十分”等铭文，以示产品的高成色。据陈浩先生在《杭州出土宋代金牌》中记述，1988年杭州长命巷出土的“韩四郎十分金”金牌其成分测定均为98%。而1956年杭州出土的“石元铺十分金”3枚，“石三郎”“魏六郎”“武一郎十分金”等六枚金牌的含金量为95%-97.7%。其含金量高、成色好与铭文戳记表述相一致，说明南宋的黄金制作提炼水平到达了相当高的水平。 
其三，在金银货币上，可以看到不少金银铺号铭文，这是南宋金银铺产品的一个明显特点。
“宋宅”“阮六郎铺” 就属于铺名。因竞争激烈，各家打上自己的铺号，以维持信誉，提高“品牌辨识度”。另一方面，南宋政府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来规范金银铤牌的打造和买卖，如器物上要有金银铺或工匠的字号，上供的要有监铸官吏的官职和名字等，使得南宋器物的形制较为规范。 
其四，工匠姓名也多出现于金银货币中。宋代民间对男子的称呼，先冠以姓氏，后以兄弟排位次序称郎。黄金货币上钤盖的有关工匠姓名的铭文，正好反映了这一特点。由于“韩四郎”之名号，在1973年和1999年出土的金牌，以及1999年同时出土的金铤中多次出现，推测其可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行业工匠之一。 
其五，店铺押记。在上文介绍的金铤背面，有押记 的出现，这个押记与“宋宅”相连，中间并不分隔，可能是作为金银铺宋宅的押记。考古资料体现，苏南茅山曾出土过葫芦形押记的金牌。杭州博物馆收藏的金铤上的这种押记，基本上还是首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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