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便走上了杭州的文博工作岗位。回首半辈人生，有30多年与杭州这座城市息息相关，与杭州的文博工作紧紧相连。

在我先后从事过的考古、文保、博物馆三个相互独立又紧密依存的专业工作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考古工作。我主持发掘的南宋太庙遗址、南宋临安府遗址、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南宋御街遗址，先后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让我成为了全国荣获此项殊荣最多的考古领队。在几次“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我第一次主持发掘的南宋太庙遗址，尤其令我自豪且难以忘怀。

从1994年秋天开始，杭州文物考古所的姚桂芳老所长带领我们在改建中的杭州卷烟厂里进行南宋三省六部建筑基址的考古挖掘。由于发掘面积大，“三省六部”的发掘一直持续到1995年的春天才结束。

1995年四月初的某天早晨，雨中的杭州逐渐放晴，当时挖掘的工人和考古工作人员都还没有到达现场，闲来无事的我便想一个人到处走走，于是沿着第四医院的山道向紫阳山上攀爬。那天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到处都弥漫着清爽的气息，细细的微风带来了丝丝的凉意，让人心旷神怡。不一会儿，我就爬到了紫阳山上的江湖汇观亭处，向东往紫阳山脚下俯瞰，发现山脚下那里有一大片旧城改造的拆迁工地。好多房子墙上还能远远看到一个红色的“拆”字。当时杭州还保存有不少传统建筑，特别是上城区，老房子占据了绝大部分面积。平时工作之余，我就特别喜欢看杭州地图，还时常骑着自行车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里穿梭，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说，是热衷于在地图上“打卡”。也许正是这种兴趣的引导，看着那片拆迁工地，突然有一个想法像闪电般划过脑海：“这应该是太庙巷的位置！”我猛然惊醒，立刻沿着江湖汇观亭的山道走下去，果然是太庙巷，农民工正在拆房子，拆建的规模还不小。

回到单位后，我立即向姚所长汇报了这一情况。由于当时杭州的拆迁工地比较多，我们市文物考古所的人员又有限，人力多是集中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遗址项目上。姚所长就让我先去打听清楚是哪家单位在拆迁，试着和他们联系下，看看能不能进行考古挖掘？那时不同于现在，拆建房屋前不需要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建设规划部门可以直接审批。

于是，我立即与负责那一地块拆建工作的杭州市房屋开发总公司相关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当时该公司计划财务处的严胜熊处长接待了我，严处长很热情，对杭州的历史文化很感兴趣。我向严处长讲明了我的来意，也向他详细介绍了南宋太庙的历史以及太庙对于杭州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那时我三十岁出头，经验阅历都还不足，但正因为年纪轻，做任何工作都有着用不完的干劲和不惧困难、不怕吃苦的闯劲，为了更好地说服对方，我在商榷前翻阅了大量杭州古今地图和相关的文史典籍，做足了功课。“功夫不负有心人”，严处长在听完我的讲述后，认为南宋太庙遗址确实很重要，并表态要支持我们的考古发掘，但由于公司的娄延安总经理公派出国了，只得让我过段时间再来。当时太庙巷的房屋刚刚着手在拆，还没有拆掉多少，我心里粗略估算了下，时间来得及，于是欣然同意了他的建议。一个月后，娄总回国，我又再次前去沟通南宋太庙遗址的相关情况。他听后也很感兴趣，明确表态支持我们的考古发掘，并反复表示：“我们杭州的历史文化应该多挖掘、多保护，千万不要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他还让我有空多到他们那里，多和他们讲讲杭州的历史，多宣传普及杭州的文化。后来我们和财务计划处商榷出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协议，要求在房屋拆迁后、住宅区打桩前先进行地下文物的考古发掘。那时我们双方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尽可能多挖掘、多整理出来有关南宋太庙的资料，至于以后的工程能不能进行，根本没有往这方面考虑。协议出具后，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考古发掘的经费要由施工单位承担，加上我们文物部门的经费向来比较紧张，杭州市房屋开发总公司就资助了20万元作为太庙遗址考古发掘的经费。

◎ 南宋太庙遗址公园

我记得双方第一次磋商是4月中旬。5月1日，市园文局党组织找我谈话，让我担任杭州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并任法人代表。那么太庙遗址的考古挖掘就成为了我任市文物考古所领导后的第一个重大项目。5月20日，整个项目的拆迁工作已基本完成，具备了考古发掘的条件，我们考古队正式进驻，开始了太庙遗址的考古发掘。

我们都知道，南宋定都是比较匆忙也比较波折的，真正定都杭州是在公元1138年，而太庙是宋高宗还没有定都杭州前，也就是公元1134年建造的，主要是供奉先帝牌位和祭祀先帝的场所。所以我们最初判断，太庙的修建可能是比较匆忙的，加上北宋、南宋的皇帝也就十八位，数量不多，那么太庙的规模应该不会很大。

考古发掘从靠近紫阳山脚的拐角处开始。当时杭州正值盛夏，工地上光秃秃的一览无余，我们考古人员头顶烈日，冒着40多度的酷暑开始发掘。令我们失望的是，发掘的第一、第二条探沟都不是很成功，好像是聚满泥沙的水池，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连续挖掘的这两个月，可以说“一无所获”。我们在炎热和失望中咬牙坚持，直到7月下旬，太庙东围墙的墙基终于露头，大家精神随之一振。对我们考古者而言，夯土台基虽说是挖到了，但感觉只有挖到太庙的墙，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遗址发掘的成功。于是，我们继续一路开掘，终于在8月下旬挖到了太庙的东围墙，直到这一刻我们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满是泥灰和汗渍的脸上露出了如释重负般的胜利微笑。

我们非常激动和振奋，鼓足干劲，尽可能地向墙的两边做延伸性的发掘，9月底终于找到了太庙东面的大门。

这次初步发掘的太庙遗址局限于太庙的东门口，面积约1000平方米，其中包括90米长的一段围墙、东大门以及部分靠近东门的偏殿遗址。仅从这一发掘的成果可以推断，南宋太庙的规模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它不仅相当宏大，而且内部结构完善，保存程度也较好。

在发掘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发掘的最后一个多月，经费不够用了，我们只得向杭州市房屋开发总公司寻求支持，表明太庙考古项目所处的困境，于是他们再次慷慨出资10万元支持我们把考古发掘完成。其实，开发商后来也有过忧虑，担心南宋太庙遗址如此重要，我们发掘得又那么完好，再进行下去会不会不让他们建造住宅了。我当时非常乐观，安慰他们说：“杭州至今没有规定遗址考古发掘出来后不能建造房子，就是全国也几乎没有过这种案例，而且对我们考古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考古发掘的相关材料，这一工作完成后肯定要交还给你们的。”开发商中有很多人是学建筑出身的，他们看到挖出来的砖块、柱子以及上面的铭文，也连连称赞道：“太庙遗址发掘出来的东西确实好，真是太难得了，应该要加以保护起来。”正是因为市房屋开发总公司追加出资的10万元，才让我们的考古发掘工作又前进了一步，否则后续太庙东门的遗址发掘也不会进行得那么顺利。后来，为表彰他们为杭州大局作出的牺牲，市政府将当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奖”颁给了市房屋开发总公司，感谢他们对杭州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当时，市文物考古所、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均隶属于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一次局里开会，我遇到了市文保所的高念华所长，向他说起了太庙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并邀请他来太庙指导工作。他听后很感兴趣，说有时间一定去看看。等到9月下旬遗址发掘完成，差不多准备回填的时候，他带着省文物局的文保专家杨新平教授一起来到太庙遗址处。杨新平教授看了后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完好的遗址，这么重要的遗址，一定要好好做一做资料。”他当天回去后，便向省文物局作了汇报，很快又陪同当时省文物局的陈文锦副局长、姚仲元处长来到太庙遗址。他们看了以后，幽默地对我说：“杜正贤，你挖出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也不报告？”我向他们解释道：“重要的遗迹在8月下旬才刚刚发掘出来，我们正在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应对发掘，还没有来得及正式汇报。”他们认为这么重要的遗址，应该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并做出几点工作指示：

发掘出来的遗址处不得回填，

要将相关的太庙资料做扎实、做详细。

回去后的第二天，他们便向国家文物局作了汇报。

当杭州紫阳山下发现南宋太庙遗址的消息传出后，立即震动了京华。我清晰地记得，1995年的国庆假日只休一天，第二天也就是10月2日，国家文物局就派出了专家组来杭，要对南宋太庙遗址进行实地视察。行动可真迅速啊！

当时派出的专家组是由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孟宪珉陪同，成员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徐苹芳教授，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系严文明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建设部专家傅熹年教授和中国城规院设计研究室主任工程师王瑞珠研究员，阵容很是强大。其中，徐苹芳教授曾是南宋临安城考古队（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成立的联合考古队）的首任队长，主持的临安城考古项目在杭州进行了十多年，有着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他也对杭州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专家们抵杭后，完全不顾天气的炎热和旅途的劳顿，一门心思扑在了太庙遗址的探勘和研究上。他们边考察，边议论，言语间难掩意外和惊喜，“南宋太庙遗址的规模、气势如此壮观，建筑水平如此高，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杭州发现了南宋太庙，保存得比较完好，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可以弥补杭州作为六大古都之一但却缺少能够体现古都风貌的代表性古迹了……”“应该要对太庙遗址加以保护！”他们又看了我们整理和绘制的图文资料，对我们的考古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认为我们在遗址的发掘中非常具有灵活性，而且能够主持发掘到现今的面貌真是非常不容易。虽然南宋太庙遗址的考古发掘是我带队进行的，但当时我并没有取得考古发掘领队资格证书。那时这一领队资格证书刚刚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实行，我们市文物考古所又要挂靠省文物考古所，因此所里还没有人取得过。专家们认为：“杜正贤能将南宋太庙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做到这种程度，那么其他遗址也可以做得很好，就不用再让他去考取领队资格证了，直接给他办理一个就行。”现场特批通过考古领队资格，这也是我在进行太庙遗址考古发掘中的意外收获。

◎ 南宋太庙遗址出土的龙纹石柱础

现场视察结束后，专家们又听取了省、市文物考古部门的工作报告，并就太庙遗址的进一步考古发掘、妥善保护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他们认为杭州市要下大决心，加强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将整个太庙遗址全部发掘出来，并表示太庙遗址考古发掘的资金可由国家文物局出具，人员不足也可通过国家文物局向全国各考古所抽调。

在我国六大古都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太庙只有北京一处，那是明清时期留下的国宝。这次的发现堪称迄今为止我国经考古发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太庙遗址，不仅是杭州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城市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杭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多次组织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进行实地考察，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但是，作为市政府下决心进行旧城改造的重点地区，紫阳山这一地块的改造已经进行了大半年的时间，第一期工程范围内的680多户居民的动迁、拆房和三通一平等工作花去了4000多万元，第二期工程还需要6000多万元的资金，两项加起来整整一个亿！这对杭州城市的发展来说，代价不可谓不大！一手是文物保护，一手是城市建设，两方的天平难以平衡，杭州市委、市政府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当时国家文物局已将文物处的关强调到了杭州，他在杭州一待就是20多天。我俩和省文物局的徐新民经常聚在一起，商榷太庙遗址的保护方案。当时，我们提出了很多方案，考虑过将整个太庙遗址发掘出来并整体保护，但由于杭州地下水位过高，技术上难度太大；也想过等遗址发掘出来后，完好的部分作永久性保护，保存不好的部分允许开发商建造。后来，在权衡多方的利害得失后，杭州市政府做出决定：

补偿建设单位，停止开发建设，

这一地块等到以后条件具备再进行考古发掘。

同时下达文件，

规定今后凡是杭州老城区要进行改造，

在做基建专案之前，必须先考古，

一旦发现重大遗址，保护遗址比城市建设更重要。

为此，杭州市政府以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为重，不惜上亿人民币的拆迁投入，毅然决定停建紫阳社区，对地下一万五千平方米遗址进行永久性保护。这是杭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大举措、大代价，国内尚无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