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经历其实挺简单的。那时候上大学跟现在不一样，虽然同在一个班里，但是大家的情况往往大有区别。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是高考恢复的第三年，所以同一个班里有跟我一样的应届生，还有参加工作很久的知青、“老三届”，大家的年龄差距挺大的，差个十来岁都很平常。
当初读中学的时候，对于大学学什么基本没有概念。老师也不太懂，家里的大人也都不明白。我们那时候上大学跟现在不太一样，没有那种兴师动众地送到学校的情况，都是自己去。当然选专业也是自己选。我最开始想学文学，可惜语文考得不好，历史这一科的分数最高，所以就被历史专业录取了。因为我第二志愿选的是南开大学的中国史专业。
当时南开大学历史系已经分世界史和中国史两个专业方向了。世界史专业对外语有要求，中国史专业没有。我高考那年还可以数学和外语两个科目二选一，我没学过外语就选了数学，自然到了南开以后也是学中国史专业。那时学校的氛围还是从“文革”刚过来的状态，老师们讲课充满激情，很多观点也仍然受到“文革”的影响。又因为是改革开放之初，反思“文革”的热潮也很强烈，所以学校里也经常举办各种会议，讨论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承包制的问题、封建主义的问题、中国社会形态的问题等等，非常热闹。学校的环境很自由，讨论问题没有禁忌。对于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中学生来讲，还是很有帮助的，思想被解放了,虽然具体哪里解放了当时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关于专业选择，我曾经有过动摇。那时候学校比较自由，我就到各个系去听课，做了一点横向比较。我开始想学中文，以为中文系是讨论怎么搞文学创作的，但后来去中文系旁听后发现，其实他们是研究别人的文学创作、研究作家的，并不是要自己当作家。我还到哲学系去听课，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哲学系的人研究的是哲学家，研究别人怎么当哲学家，别人怎么搞哲学研究，而不是自己当哲学家。但历史系不一样，历史系是教你怎么做史学家的，不仅仅是研究别的史学家，也告诉你怎么研究历史。经过一番对比，我感觉历史学好像更直接一点，就是叫你干历史的活，而不是研究别人怎么研究历史，所以最后我还是觉得学历史好。
那个时候对我个人来讲，一是从原来什么也不知道或者只知道教科书中说法的中学生，一下子进入学术大风暴的惊涛骇浪之中，感觉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人家讨论的问题那么深，掌握的资料那么具体，我们什么话都插不上，连一个像样的问题都提不出来，只能在那儿傻呵呵地干听，所以自己感到很有压力。二是从乡下到了城里。其实那个时候城乡差别还没那么大，但是已经很大了，城里的同学和我们乡下同学，那简直就是来自两个世界一样，其实后来回头想想那也是很正常的。
这个事让我琢磨了很久。你看城里的同学什么事情都知道，那是人家信息来源多，比如说他知道刘晓庆是谁，我就不知道刘晓庆是谁。刘晓庆的电影我看过，但在乡下看电影，谁去看字幕，看电影就是看热闹。大家只知道电影中的人物，不知道演员的本名叫什么。看足球也是看热闹，一个个运动员都分不清楚。跟城里的同学差距很大，这个怎么办呢？还是要学习，但还不好意思去问，就悄悄地观察，看看他们平时都干什么、怎么干。后来明白了，原来他们也不是天生就会的，也是后天习得的。比如有的同学喜欢足球，有的同学喜欢电影，他们在图书馆就看那方面的杂志，有的还做笔记。得知他们是这样知道消息的时候，我一颗心才放下来了。别人知道那么多东西，这也都是学的，我要学也能学会，就是学不学的问题。后来我就觉得，算了不学了。
那时候运动比较多，我觉得体育的核心问题是自己锻炼，所以我就去搞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但是我对体育新闻就一点都不上心，到最后还是分不清楚体育明星谁是谁。那个时候我们是7个人住一间宿舍，平时大家都回宿舍吃饭，有的同学就掌握了发言权，又讲新闻又讲故事，讲得很热闹。慢慢地大家各自注意力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自己应该去考虑、研究一些问题，按老师的指引去看些书。那时候想的最多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城乡差别。
这是从个人生活阅历和切身感受生发出来的问题，是最迫切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研究之后，我才了解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才明白了什么是工农业生产剪刀差。剪刀差其实就是城市剥削农村，国家为了收拢资金，有意地在政策制定上偏向城里，这对农村来说不公平。因为粮食是定价，其实农民的付出比这个定价要高得多，但是粮食的价格是国家定的，农民定不了。农业产品价格低价值高，工业产品价格高出它的实际价值，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而且越到后面差距越大。弄懂了这些，我才知道这是造成城乡差别的一个基本原因。后来我又想发达国家没有这个问题吗？看得多了，发现发达国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市场定价。当然发达国家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在乡下生活，那是文化问题。乡下毕竟还是单调、枯燥、人少，还是城里活跃，城里的事情多、故事多、参与度高，所以不论是什么国家，人口分布都是以城市为核心，这样城市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乡村的边缘化具有必然性。
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两个事件，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