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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修良，1933年生于江苏泗阳，1958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长期任教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四校合并后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名誉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中国谱牒协会理事等。仓修良教授于2021年3月在杭州因病逝世，享年88岁。仓修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方志学和谱牒学等方面教学与研究工作，著述宏富。已出版专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章学诚和〈文史通义〉》、《方志学通论》、《章学诚评传》(两种)、《史家·史籍·史学》、《方志学通论》修订本、《仓修良探方志》；古籍整理：《爝火录》、《文史通义新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三卷本、《史记辞典》、《汉书辞典》、《二十五史警句妙语辞典》、《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五卷本。主持“二十五史辞典丛书”的编纂工作，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写，并任《史学史》分卷编委，主编和参与编写高校文科教材多种。另发表上述诸方面论文近200篇。事迹被收入30多种中外名人辞典，治学经历收入朝华出版社《学林春秋》。笔者曾受《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委托，登门专访，仓先生谈了他的治学经历与体会，使人深受教益。问：仓先生，您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40余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目前国内史学史研究的资深专家，能否谈谈您的治学经历呢？
1958年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起初主讲中国古代史与历史文选课程。1961年开始，高教部规定综合性大学历史系必须开设史学史课程，于是系里决定我改教中国史学史，当时我要求到北师大跟随白寿彝先生听课半年，竟未获系里批准，从此下决心要在这个学科做出点成绩。通过研究，我发现方志学与谱牒学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分出的两个旁支，清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方志学家章学诚就成为我的研究重点。没想到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研究史学史、方志学，经常研读古代文献，我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戴上了“复辟封建主义的吹鼓手”、“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之类帽子。1974年夏，我被借调到北京参加《历史研究》的复刊工作，因为经常触犯当权者的忌讳，又返回了杭大。粉碎“四人帮”后，一些人竟说我是“四人帮”的黑爪牙，于是又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下放干校劳动。我白天边放鸭边看书，晚上抓紧写论文，后来发表的好多文章，都是此时草成的。当时，就有朋友劝我放弃史学史，认为费力多而收效慢，不如专门研究某门断代史。其实早在1964年，史学史课就被精简掉了，但我已经对史学史这门学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即使历史系不开这门课，我课余也要继续研究。1980年我完成了47万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1983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中国史学史专著”。过去的一些史学史著作，大多注重记载史学形式上的变化，实际上只不过是历史编纂学史。我这本书不仅研究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并试图找出它发展的规律和各时期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如史体的演变、史著的产生、史料范围的扩大等)，而且表现在内容上(如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传统等)。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在分期方面，我按照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史学本身的发展特点，分为四个时期：即中国史学的起源和战国秦汉间的史学、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主通明变的唐宋元史学、具有启蒙色彩的明清史学。在今天看来，这本书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自成体系，内容丰富总归不会过时。
我研究问题有个习惯，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多研究一些被人所冷落的史家及其史著，让他们的事迹和贡献，也能够得到发扬，而不至于长期湮没无闻。如应劭的《风俗通义》，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学术著作，无论是内容还是见解，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常璩的《华阳国志》，保存了方志早期阶段地记的许多著作形式，是研究地记的内容与形式不可多得的著作；颜师古一生为《汉书》作注，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班固的功臣；郑樵以个人之力编著《通志》，却一直得不到公正的评论；洪迈的《容斋随笔》，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学术笔记，对史书、史事、人物的评论都很有见地，价值并不亚于杂史、野史；胡三省是一位爱国史家，以一生精力为名著《资治通鉴》作了详注，为后人研究《通鉴》提供了方便；20世纪80年代以前，明代史学的研究相当薄弱，前人轻视明代史学，我却予以足够的重视。我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里，专门设有“再度以褒贬人物为中心的明代史学”一章，下分形成重当代、重人物褒贬的原因、明代传记概述、明代设馆编纂的史书、王世贞和李贽的史学思想、谈迁和他的编年史著《国榷》、其他野史举要等六节。明代王世贞，长期以来以文学著称于世，其实他还是一位有理想、有著作、有贡献的史学大家，我在书中将其史学成就第一次向读者作了介绍；与王世贞同时的胡应麟，撰述了我国首部辨伪学专著《四部正讹》，是辨伪学的奠基人，但专门论述其辨伪学之作尚不多见；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谈迁，以一个人的力量，编著了长达四百万言的明代编年史，一稿被盗后，他已年过半百，强忍悲愤重写，其精神实在感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清初被称为海内三大奇书之一；全祖望、万斯同、邵晋涵都是浙东史学派重要成员；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乃是读史入门之作。如此等等，都吸引着我花时间和精力进行逐个研究。而对于《资治通鉴》的研究，我原本计划写一部《司马光和〈资治通鉴〉》，后发现研究人已很多，在写了几篇文章后，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由黄宗羲创立、全祖望完成的“学案体”，是我国封建社会创立的最后一种史书体裁，但诞生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海外学者发表不少文章，不是从历史编纂学角度着眼，而是偏重于从学术思想史内容去找源流，很少考虑这种“学案体”的结构组成。美国有位学者还仅从“学案”这个名词来探源，因而把明万历年间刘元卿所作《诸儒学案》看作是“学案体”的首创。为此，我先后写了《要给学案体以应有的历史地位》、《黄宗羲与学案体》、《历史学家黄宗羲》等文，明确指出，“学案体”史书属于学术史，但并非所有学术史著作都是“学案体”，因为作为一种史书体裁的“学案体”是由几个特定成分组成的，正像纪传体史书一样，单独的人物传，谁也不会承认它是纪传体。而在分类上把“学案体”附在传记一类的做法也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这种史体与人物传记绝不相同。
问：您在方志学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您的方志学理论体系有哪些重要特色？您一直关心新修方志事业，对当前志书质量与方志学研究状况有哪些看法？
我与方志打交道也已40多年了。1962年我在《江海学刊》上发表《章学诚和方志学》一文，从此，方志学列入我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与史学研究同步进行，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60年代我写成20多万字的方志学初稿，可惜毁于十年浩劫。1981年我在本校高年级开设方志学课程，这在全国高校尚属首次，以后又多次为省内外方志培训班讲课。1986年初我就完成了46万字的《方志学通论》，出版后新华社消息称为“我国首部方志学巨著”。经过20年，方志学领域变化非常之大，我在许多内容的研究上也都有了新的进展，于是就对此书作了大的改动，从方志的起源一直谈到当前新一轮志书的修纂，60万字的修订本已于2003年出版。
我在方志学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第一次讲清了我国方志发展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论证了我国方志发展经过汉魏六朝地记、隋唐五代图经和宋以后成型方志三个阶段，揭示了每阶段的特点，把原来的一些传统的观点都驳掉了。
方志既然是史学发展的一个分支，那么要研究它的产生、发展规律以及各阶段的特点，就必须把它放到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探索，才有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在方志起源问题上，至今仍有不少人脱离社会发展条件，孤立地仅就《周官》、《禹贡》、《山海经》等某部书坐而论道，大谈方志起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讲过，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转过来作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因此，不同时代总是要出现为这一时代服务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学术流派以及各种学术著作。研究方志自然也离不开这个观点。大量史籍记载说明，方志的名称，较早时候，史家都称之为“郡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等。这就表明，它是记载以地方行政区划为范围的一种著作，在郡县制度尚未确立的先秦时期，自然就不可能产生反映这种制度的著作。通过对秦汉以来社会发展概况的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方志起源于两汉地记。史书对此也早有确切的记载，《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小序就提到了地记这类著作，指出：光武帝刘秀为了宣扬自己的家乡，诏撰了《南阳风俗传》，各地纷纷仿效，“郡国之书，由是而作”。地记这种地方性的郡县著作，就是地方志的初级形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十分盛行。可是到了隋唐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图经遂取代了地记而行使其历史使命，方志发展便进入第二阶段。至于图经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著作，由于大家都未完整地见过，各种说法不外出于想像、推测。通过对敦煌图经残卷的研究，我终于看清其庐山真面目。所谓图经，是指这种地方区域性著作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并非皆以图为主。直到宋代，方志才逐渐定型，成为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志，这就是方志发展的第三阶段。可见方志既然是一门学科，自然是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及发展规律的，特别是三个阶段都有自己不同特点。至于为什么在发展不同阶段会出现不同名称，可以说从来无人问津，似乎各种名称都是理所当然，并无研究之必要。其实，只要大家稍作留意，就可以发现地记、图经和成型的方志有其明显的区别，即使成型后的方志，亦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时代烙印。从80年代开始修志以来，我一直参与新编志稿评议、评比等修志活动，并翻阅了大量新志书。在《方志学通论》修订本中，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兴起的两次修志进行了总结，并将对新一轮修志的看法与主张作为一章。新修方志取得了巨大成就，参加人数之多，修志品种之广，成书速度之快，志书质量之高，都是历史上仅见的。第一届修志的前期，由于对方志编修认识不足，因此，早期修成的志书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为此，我先后写了《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等文章。对于新一轮志书如何编修的问题，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王忍之同志2000年7月26日《在全国续志篇目设置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具体要求，认为新一轮志书编修要完成两大任务：“一个任务是续”，“第二个任务是修”，“这次修志应该做到既修又续，不能偏废”。若能按照报告要求去做，新志编修就完全可以顺利进行。采用这种广义续修方法可以出精品佳志，因为它一般都吸取了前志的长处，是以前志为基础，经过多次反复锤炼，内容和体例当然就有可能更加完善。目前有的地方在续志编修中“方志编修年鉴化”的做法，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取的，会导致地方志走向消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对于新方志“修”与“补”的任务，修志界同仁已经是很难理解，很难接受，而我的一些想法又能有谁来理会呢？作为一介书生，由于人微，言再重也肯定不足以动修志界同仁之视听。尽管如此，作为方志理论工作者来说，在修志工作面临转轨的重要关头，何去何从，为了对方志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不能不说，否则就是我的失责，就是对方志事业和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这类评论文章，批驳错误观点，势必要牵涉到人，甚至可能得罪一大片，但如果连这点胆量与精神都没有，还谈什么做学问呢？相信方志界同仁一定会理解的。我一直在讲，编修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传统，如何能使这个重要的优良传统不中断地永久传下去，这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慎重对待。
问：谱牒学也是您研究的内容之一，您对谱牒学的研究现状有什么看法？您有什么研究计划？
谱牒学作为史学的一个支流，是研究和阐述人类宗族家族世系演变历史及相关问题的一门学问，一切记载宗族家族世系历史的文献典籍，如家谱、宗谱、族谱、世谱、官谱、年谱、世系表等等，都属谱学研究范畴。谱牒文献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我国封建时代的历史文化提供许多无可替代的重要史料。长期以来对于谱牒的价值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谱牒一律被视为封建糟粕而加以全盘否定，使得这门学问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然而在海外，如美国、日本的许多汉学家，却一直在收藏、整理和研究谱牒，台湾不少学者也一直在研究，还两年举行一次族谱研讨会。80年代以来，大陆有些学者也开始着手研究，陆续发表一些论文，这是可喜的现象。但我在阅读海内外学者有关论著时，却发现不少问题很值得商榷。如有的把谱学直接说成是家谱学，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有的离开时代条件来谈谱学的产生；有的把西周铜器铭文上的世系表说成是私家之谱，把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叙》和班固《汉书》中的《叙传》都一律说成是“自叙家谱”；有的相信并宣扬某些家谱中将传说中人物作为自己的始祖的说法；更有许多文章将某些家谱中伪造的历史，不作任何考证，就把它作为可靠的信史而大加宣扬，并且鼓吹是新发现等等。为了澄清什么是谱学及其产生、发展诸问题，我特地写了《试论谱学的发展及其文献价值》、《论谱学研究中的随意性》等文章。我本来计划2002年把《谱牒学通论》写出来，后来为了完成《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和《方志学通论》修订本这两本书，就耽搁下来了，不过今后《谱牒学通论》一书还是要写出来。（此书已由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年出版）
问：您是章学诚研究专家，章学诚对您的学术影响是否很大？
我长期从事对章学诚的研究，他的治学精神对我的影响确实特别大。从研究史学史以后，就一直以他为主轴而向外辐射，因为他不仅是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而且是我国方志学的奠基人，他对文学、哲学、校雠学、谱学等方面亦多有建树。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他的史学理论与刘知几齐名，但他一生非常坎坷，死后又一直被人所冷落，使我很同情；他的品德非常高尚，使我很敬佩；他的治学精神非常认真，使我很感动；他的敬业精神和学术贡献，又使我非常推崇。他的一生“不作违心之论”，“生平为此‘不欺’二字，差可信于师友间也”。41岁方才考取进士，9年后的冬天，“已垂得知县”，为了自己所爱好的文史校雠之业，又决计舍去。仅此两点，今天能有多少人可以做到？由于他所从事的是文史校雠之业，因而养成了他“好辩”的习惯，当然也就得罪了许多人，以至死后也得不到公正的评论。直至新中国建立后，这种情况也未得到改变。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倪德卫在他所著《章学诚的一生与思想》一书中，就对许多学者提出批评：“他们有的只是认识到章学诚学识的一部分，有的甚至误解。章氏一直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对大多数人而言，章氏只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思想家。”我写过一系列有关章学诚的文章，其中有多篇是专门为其辩白。有人说章学诚在考据上斗不过戴震，所以就拼命贬低戴震，为此我写了《章实斋评戴东原》，指出章学诚对戴震是褒大于贬，当时真正认识戴震学术价值之所在的正是章学诚，那种贬低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有许多人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产生误解，我就写了《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明章学诚论述“六经皆史”的社会意义；有人说章学诚不是浙东学派的成员，我便写了《章学诚和浙东史学》，指出章学诚是名副其实的浙东史学殿军；有的学者认为章学诚所提出的“史德”，已经包含在刘知几的“史识”之中，我又写了《“史德”、“史识”辨》一文，指出“德”与“识”属于不同概念，“德”是指行为规范、道德品质，“识”则是指对历史发展、历史事实、历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众所周知，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曾提出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豪言壮语，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就不再看到有历史学家提出“成一家之言”的要求。我从章氏两篇佚文中发现，他竟也曾提出要“成一家之言”的目的。由于佚文长期未被学者们看到，所以我又写了《章学诚的“成一家之言”》，指出他要成一家之言的途径与司马迁全然不同，他要通过自己的文史校雠达到此目的，而且他这个目的是完全实现了。针对《文史通义》版本不一、有关注释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我对该书进行了新编新注，使之尽可能接近作者著述的宗旨与原貌，为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提供方便。我们在南京大学版《章学诚评传》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章学诚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成就，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在我的倡议下，绍兴市政府恢复了章学诚故居，开了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我所做的这一切，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来研究这位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巨人。
章学诚治学“善于辩”，我十分坦诚地承认，我在做学问时每遇问题也确实“好辩”。我在学术研究中决不回避矛盾，敢于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与各种不同看法展开争论，南大版《章学诚评传》就被称为“具有很大的争辩性”。学术问题通过辩论搞个水落石出，有什么不好呢？我在章学诚研究、学案体的源流、司马光史学思想、《资治通鉴》的编修、方志学与谱牒学研究等方面，发表过一系列辩论文章。针对方志学界有些人把《越绝书》说成是最早的地方志，我写了《〈越绝书〉是一部地方史》，从著书宗旨、著作体例、编纂形式、记载内容等方面论述了《越绝书》只是一部地方史，绝不是地方志，成书于战国后期，作之者也非一人，更不是所谓的袁康、吴平。文章发表后，新华社发了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加以转载。在研究过程中，我还发现袁康、吴平是明代杨慎臆造的人物，于是便写了《袁康、吴平是历史人物吗？——论〈越绝书〉的作者》。鉴于方志学界还不断有人大力宣扬“一方之志，始于《越绝》”的观点，我不得不再写了《〈越绝书〉散论》一文，对该书性质、作者、归属、内容、书名等问题一一加以论述。我认为，学术研究存在意见分歧，乃是正常现象，但必须有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两者缺一不可。当别人已经指出你的看法是错误时，就应当审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真的错了就毫不惋惜地放弃，否则就应当勇敢地进行辩论，千万不要做失理也不饶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人物。同时，学术探讨应该平等待人，以理服人，而不是用帽子、棍子压人、吓人。真正的学问大家，都是有大抱负、大胸襟的，能听得进批评与不同主张。学阀式的学人与作风，不管当时如何吓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肯定不会长久的。我向来认为在学术问题上，必须做到一视同仁，任何学术批评，都必须做到实事求是，与人为善，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并且，批评是对事而不对人的，坚决反对那种借批评而进行人身攻击的不良行为和做法。
在第一届修志开始以后，我一直坚持不为新修志书写书评，原因很简单，在当时的条件下我是写不好的。我一直认为作为书评，必须做到既讲这部书好的成功的一面，特别是优点和特色，又要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而不能只唱赞歌。要遵循大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所要求的那样，做到“兼善”和“忘私”，才能对一部书作出公平合理的评论。然而，在当时志书评论中，虽然也有一些写得很中肯的评论文章，但大多数都存在着廉价的虚美和恭维，自编的评论集更是如此。我很少为学者的著作写序，即使写的话，就一定是优缺点都要写，从来不写吹捧文章。由于我经常要评论那些错误的观点，论著带有辩驳性质，必然给人一个感觉，似乎我这个人到处在批评人家，就像一个消防队员。说到这里，我深深感到学术评论之不易。要形成健康的史学批评风气，必须具备对史学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前人提倡的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等“史家四长”，今日仍有大力提倡的必要。
问：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史学危机之声频传，传统史学更是备受冷落。作为老一辈历史学家，您能给年轻后学一些鼓励与忠告吗？
传统史学无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在当今社会遭受冷落也是情理之中，一些年轻学者改行、跳槽，也是正常现象，但人才的流失还是非常可惜的。值得庆幸的是，大部分从事传统史学研究的同仁们，热爱自己的研究事业，甘于寂寞，不怕清苦，不为社会风气所囿。市场经济浪潮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传统史学真的毫无价值而只有面临衰亡的命运。史学是传统文化的最重要部分，而且是核心，其它学科都是从史学辐射开去的。我国古代史籍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记载之连续，体裁之多样，都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对于这样珍贵的遗产难道能够不加重视吗？在1987年前后的文化热衷，出现一种否定传统史学的倾向，说什么传统史家不重视宏观研究、没有理论建树，甚至说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方法就是“剪刀加浆糊”。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和研究传统史学，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我主持编纂“二十五史辞典丛书”，还主编了《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三卷本，今年即将出版增补的五卷本。去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可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而传统史学在建设精神文明方面可以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我一直坚信传统史学必定会一刻不停地发展下去，而绝不会突然中断。希望年轻人能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在治学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第一，做学问不可赶风头，因为风向常变，永远也赶不上。章学诚说得很有道理，做学问必须专心致志，切忌随波逐流，要做到“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与，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所期与，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做学问必须按照自己的志趣、爱好和条件去努力，一旦立下志向，就要坚持到底，在任何境遇下都不要灰心。用心读书，总是会有收获的，千万不可见风使舵，以趋时尚，否则就很难把自己研究的问题深入下去。第二，从不贪多，一切围绕着自己的研究中心做文章。章学诚说：“大抵文章学问，善取不如善弃。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于不朽之业，宜度己之所长而用之，尤莫要于能审己之所短而谢之。是以舆薪有所不顾，而秋毫有所必争，诚贵乎其专也”。这就是说，要想学术上做出成就，没有这种“善弃”的精神是很难想像的。因为人的精力有限，不分主次地样样都研究，结果肯定是样样都研究不好。所以必须将章学诚“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的治学精神真正学到手，尽量发挥自己的长处，珍惜光阴，刻苦奋斗，而不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看法与见解。像我研究史学史、文献学、方志学、谱牒学，看起来确实是好几门学科，但它们之间，却是互相关联的，都是同出一源。方志学、谱牒学本来就是史学的两个分支，研究起来往往可以起到互补的效果，因此无须另立门户去研究。对于应酬之类文章，我也并非一概拒绝，而是往往借应酬文章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是若与研究范围无关，又不能借题发挥，则一律不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研究工作正常进行。第三，应当加强理论修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我觉得不少青年学者的论著，存在着罗列史料、就事论事而理论分析深度不够的现象，这就需要努力提高理论方面的造诣。现在史学界存在一种不讲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错误倾向，在青年学人中间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可以这样讲，我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反映论，才建立起在中国古代史学史和方志学上自己的体系。当今社会浮躁风气盛行，在学术界尤其如此，流行着不太要读书却非常爱写书的怪现象，这种著作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曾有位年轻作者拿出两本史学新著，其书名，我与施丁先生竟然都很不理解，诸如此类的书究竟写给谁看呢？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做学问，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精神，体现出对社会负责的高尚品德，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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