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两件吴越国钱王文物的奇妙缘分-特别关注-杭州文史网

五代吴越国钱氏立国，治杭八十六载，有国七十二年。雄踞一方，历三世五王，善事中国，保境安民，又崇佛立教，在境内广种佛田，留下遗迹无数，于中华文化有续焰传灯之功。但究因国祚未久，传世吴越国文物颇为稀珍，有关吴越国王钱氏的文物更属凤毛麟角，弥足称奇。

但回想起来，在我从事文物工作的30年职业生涯中，竟然前后两次与吴越国钱王的文物有过奇妙的交集，颇值一记。

这第一件，就是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吴越国王钱俶手简”。

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1998年春，我当时在浙江省博物馆编馆刊《东方博物》，有一天听说了这样的事：

国际著名的佳士得拍卖行给浙江省博物馆曹锦炎副馆长寄来了一份当年佳士得春拍信息，一札印刷精美的古物图示，被冠以“人间至宝”加以宣传，内容包括唐昭宗赐吴越国首王钱镠“铁券图式”刻本、吴越国末王钱弘俶手简、朱熹书与囗君承务札及宋元明清四朝观款题跋。

据说佳士得这次拍卖钱王手简，在国内只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发了邀请函，考虑到浙江是吴越国故地，也向浙江省博物馆投寄了一份，询问有无参拍意向。

要说起来，这件拍品跟浙江省博物馆确实也是有点渊源。拍品中的“铁券图式”刻本，其原物就是唐昭宗赐吴越国首王钱镠的“金书铁券”，原先就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是钱氏后人捐献的，1959年已移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另外，曹锦炎凭借一种职业的敏感，觉得拍品中的钱王手简与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吴越国二王合批牍》（国内仅存的吴越国钱王手迹）可能还有某种“血缘关系”，拍卖说明书中所说钱王手简“恐是钱弘俶存世唯一墨迹”的说法并不确切。

唐昭宗赐吴越第一代武肃王钱镠“金书铁券”之明代木刻拓印本

佳士得拍卖行中国首席代表朱仁明女士听闻曹锦炎此言大感兴趣，连夜找来《中国美术全集》查阅，果真在《书画分册·隋唐五代卷》上找到了那件《吴越国二王合批牍》，粗略核对了一下，朱女士觉得曹锦炎的推测可能是成立的，于是邀请浙江省博物馆最好能派员当面“对质”一下。

1998年3月2日，在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的安排下，曹锦炎等浙博人员携带馆藏的《吴越国二王合批牍》赶到上海，而佳士得方面则带来了他们从纽约、东京辗转而来的“人间至宝”。在众多专家的注目下，两件文物精品放在了一起，经过仔细鉴定核对，两者纸张、墨迹、花押、书写的风格……竟然完全一致！于是专家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这两件文物原本应该是一整件长卷。

这样一来，这件拍品的意义就更重大了，如果能够把它拍下入藏浙江省博物馆，与原先的《吴越国二王合批牍》合璧，真是莫大的功德。

在此前不久的1995年秋，浙江省博物馆通过社会力量的襄助，曾经成功地将流失香港的春秋时期越王者旨於睗剑抢救回境，我是那件事情的参与者之一。所以这一次，馆领导找到我，让我再来起草一份呼吁社会力量参与抢救钱王手简的倡议书，看看奇迹是不是会再次出现。

但遗憾的是，尽管新闻媒体对此事也极为关注，那一阵子的新闻宣传也不可谓不“火力密集”，但直到拍卖日当天（3月25日），仍是无果而终。后来我们从报上得知消息，该拍品最后以44.25万美元的价格被一位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华裔竞得。

对浙江省博物馆而言，未能把这件钱王手简抢救回来，固然是个莫大的遗憾，不过它最终还是回到华裔手中，多少还令人觉得宽慰。我后来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长文《钱王手简：六百年聚散盼重圆》，在1998年4月15日的《中国文物报》上登了半版，算是对此事的一个纪念。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17年之后，又听到了关于这件钱王手简的消息。2015年春，这件当年曾轰动一时的钱王手简又出现在了北京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而这次拍主的心理预期价位据说达到了1亿人民币！春拍当晚，这件钱王手简以6800万元起拍，经几轮竞价至9900万元，因无人应价而再次遗憾流标。

这一次，关于这件钱王手简的背景材料多了不少，不像17年前那样神神秘秘了。据说这件屡屡在拍卖会上引起轰动的珍贵文物的拍卖之途也是一路坎坷：

1998年纽约佳士得首次拍卖，以刚到底价的44.25万美元成交，但后因竞拍者未及时筹得款项而于半年后撤拍。

2001年4月，该手卷在香港春拍再次推出，底价300万港元，流拍。

“人间的事情往往事与愿违。千年前同是一卷文物，拆散后天壤之别。入博物馆为一级文物，散落人间者为流标之物。感人间世态之多变，叹文物命运之坎坷，破镜几时能重圆。”

不过到了这时候，一种新的说法也开始出现，认为这件钱王手简与浙博收藏的《吴越国二王合批牍》并非之前专家鉴定的原本为一整件长卷。虽然从内容上看，均为吴越国二王手泽，在纸张、墨迹、花押、书写风格等方面也极为相似，但根据对手简卷内文的仔细分析，这两件珍贵的五代钱王墨迹遗存可能早在北宋时期就已分为两卷，并非如之前专家所推测的那样是在明朝初年被兵丁撕为两截。

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出现在拍卖行的钱王手简最早由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收藏，并有米芾题跋，可惜已佚，仅存拓本。从后世拓本看，米芾题跋内容为：

“右吴越忠懿王俶书，行笔圆润，在同时僧亚栖之上。太宗皇帝爱之，赐以玉砚、龙凤笔。一时朝士赋诗美之。此杭州诗僧善修所收，行日持示。芾记。”

米芾收藏这件钱王手迹之后，又转赠钱氏六世侄钱景迪收藏保管。在手卷上钱景迪的题跋中，可见与米芾题跋所记的印证：

“元祐丙寅，外姻米元章出叔祖忠懿王墨妙，俾景迪世授，谨受以藏。”

在这件钱王手简中有宋人题跋、观款23则，很可能是在米芾收藏时所书。如平甫（王安国）、子中（林希）、王安上、李玮、王仲修、薛绍彭、美叔（晁端彦）等人，在米芾《书史》《宝章待访录》中经常提到。在这些观款中，有年款的最后一人是晁端彦（美叔），时在北宋元祐元年（1086），也正是在这一年米芾将这件钱弘俶手简授予钱氏六世侄孙钱景迪收藏，自此之后就没有宋人观款了。

由此可知，或许这两件五代钱王墨迹遗存最初的确可能为一整件长卷，但不知何故在北宋时即已分为两卷，且两卷的后世流传路径也有所不同：《吴越国二王合批牍》一直为钱氏本家珍藏，后于1951年捐赠给国家；而钱王手简则先由米芾收藏，后转赠钱氏六世侄孙钱景迪收藏，又回到钱氏子孙手中，至此，“二王手泽”两部分均归于钱氏家族收藏。

综合题跋内容分析，认为“二王手泽”早在北宋即已分为两卷的推测是成立的。22年前在上海博物馆的鉴定，之所以专家会认为这两个长卷原本为一整件长卷，一是基于对两个长卷本身风格的鉴定，二是也受到了佳士得钱王手简中钱氏第15世孙钱尚德题跋的误导：

“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大兵入台城……二王手迹得之于营寨中，首尾皆扯毁……”

当初专家鉴定时，认定是明朝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的军队攻陷台州，当时聚族居住在台州的钱氏后人举家出逃，保存在钱氏家族里的“镇宅之宝”钱王手迹被兵丁抢去并撕裂为两截。后虽被钱氏后人去兵营讨回，但从此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就一分为二，各奔东西。但其实，钱尚德题跋中提到二王手迹“首尾皆扯毁”，指的是长卷的首、尾遭到毁损，但并不是指分为两截。

当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将《吴越王二王合批牍》和钱王手简统称为“吴越国二王手泽”是没错的，但从文物流传的角度看，其最早在北宋时即已是两个独立长卷，且各自流传有绪，才是历史的本真面貌。22年前在上海博物馆的那次鉴定，将这两个长卷目为一整个长卷，应该算是一个乌龙事件。

我遇到的第二件吴越国钱王文物，是出土于洛阳、后湮没多年又被误读的吴越国末王钱俶墓志石。

2019年中秋前一日，我因事去洛阳，在参观洛阳博物馆新馆时，无意中在石刻馆见到一方墓志石，说明牌上写着“五代吴越国王钱俶墓志”。当时见到颇感兴趣，惜当日行色倥偬，未及细览，只拍了几张照片即匆匆而归。

回来后查检文献，方知这块墓志石的来历，其收藏及传承经过亦跌宕起伏，颇为惊心。

清道光二十年（1840），洛阳县令马恕（山西介休人）为搜储古代石刻，在洛阳建存古阁（旧址在今洛阳市林业学校西围墙内），收藏晋至宋各类石刻68块及各种石刻拓片1300多种，其中就有这块钱俶墓志原石（可惜没有记述出土时间和地点）。由此可知，钱俶墓早在清代已经被盗，时间大约是道光至同治年间。随葬文物不知去向，但墓志得以保留。

清光绪元年（1875），江苏仪征人、画家兼金石学家汪鋆编著《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十八卷刻印出版，其中卷一即收录了钱俶墓志铭文，这是关于钱俶墓志的首次记载，引起世人注目。

清朝末年，金石学家罗振玉四处打听，得知这通墓志的指向在洛阳，于是他在1911年通过友人从洛阳古董店、存古阁和洛阳北邙山农村，购得一批古文物，其中包含钱俶墓志拓片。1914年2月，罗振玉著的《邙洛冢墓遗文》一书出版，该书卷下收录有钱俶墓志拓片。

据《洛阳县志》载，民国初期天下大乱，洛阳盗墓风气盛行，墓志等文物不断出土：

“一朝出土，士人争购。一石恒数百金，有至千金者。一入商贩之手，则列石于市。一旦得善价，乃亟毡包席裹而去。”

这一时期存古阁无人典守，失窃严重，仅剩石刻40块，而大量石刻拓片遭盗窃，流入海内外收藏家之手。但万幸的是，韩寿墓表、钱俶墓志等珍贵石刻侥幸得以留存。

后来世事略微平定，一些有识之士又从民间购石收藏。1919年，存古阁藏石又增至90块。1931年春，张钫、刘镇华、武庭麟等人创办洛阳县河洛图书馆，接管了存古阁的文物石刻。

日寇侵华期间，1944年洛阳河洛图书馆被日军司令部占据，次年日本战败投降，由国民党军接管，馆中文物大量失窃，藏石仅剩30多块。而钱俶墓志原石，被抛置在院内一角落里。

1948年洛阳解放，市长杨少桥下令将散放在河洛图书馆内各处的石刻集中到库房存放，后移入洛阳古代艺术馆（洛阳关林庙）。

令人唏嘘的是，因该志石上刻志题甚长，全称“大宋故安时镇国崇文耀武宣德守道中正功臣、武胜军节度、邓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使持节邓州诸军事、邓州刺史、上柱国、邓王，食邑九万七千户，食实封壹万陆千玖百户，赐剑履上书书诏不名，追封秦国王墓志铭并序”，内中并无出现“钱俶”字样，故而该志石原陈列于洛阳古代艺术馆东展室时，一度被误识为“邓俶”之志，致使这方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国君”级墓志沉湮多时，不为人知。

2011年4月，洛阳博物馆新馆建成，钱俶墓志原石于石刻馆中展出。

钱俶墓志石高92厘米，宽93厘米，志文53行，满行52字，全文约2700字。由墓志序言可知，钱俶墓志由宋金紫光禄大夫慎知礼撰写，邓州钱王府都押衙秦守良誊写。

出土于洛阳的钱俶墓志体量虽不算大，志石本身也不起眼，但有约2700字，中有大量关于钱俶生平事迹、去世下葬及身后哀荣等内容的时人记述，是研究五代吴越国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但可惜的是，除了一些石刻拓片汇编等金石类著作对其加以著录之外，专文研究者似不多见。手中能查到的只有刊登在《中原文物》1998年第2期上的一篇《吴越国王钱俶墓志考释》一文，是迄今所见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关于钱俶墓志的研究文章。细读之后，发现该文作者或对古代墓志题材的写作规律和特点不甚熟稔，因此造成对原文的释读和句读存在多处讹误，亦有多处错字别字，几令人无法卒读。凑巧的是，2019年末，由杭州市临安区政协和我所在学院合办第二届吴越国文化论坛暨学术研讨会，主办方来向我约稿，我于是就以之为题材，写了一篇《五代吴越国王钱俶墓志校读》的论文提交上去（文章已被《吴越旧邦遗泽在——吴越国文化论坛暨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通过这篇《五代吴越国王钱俶墓志》，还是能够了解到不少正史中失载的有关这位吴越国末王的历史信息。比如说，《宋史·吴越世家》钱俶传中有其死后归葬洛阳邙山的记载，其子钱惟演传中也提到“先垅在洛”，钱俶墓志所述印证了史记。志文云“越二年正月十五日葬于河南府洛阳县贤相乡陶公里”。北宋时贤相乡辖有上东里、上店里、旌德里、积润里、凤台里、陶公里等处，其中凤台里因凤凰台而得名，在今凤凰台村北一里许的向阳坡上，这里埋葬着东吴末帝孙皓、陈朝后主陈叔宝、百济王扶余义慈、扶余隆父子，西蜀之君孟昶、南唐后主李煜等，这恐怕是我国唯一的“亡国之君兆域”。钱俶也是亡国之君，却葬在与此域相邻的陶公里。这或许可以说明，钱俶毕竟是自献封疆于宋，他个人也与宋太祖、宋太宗交谊颇厚，这与一般的亡国之君又有所不同，因而他并没有葬在凤台里的“亡国之君兆域”，或许正是为了体现墓志文中所说的“表异恩”。

据志文载，钱俶于“端拱元年秋八月二十四日薨于府署，享年六十年”，卒后数月“馆葬于京师（案：即开封）之东墅”，一年后又改葬洛阳，或因北宋皇陵在洛，为子孙计，钱俶生前曾要求归葬北邙，遥揖皇陵，表示“生为君臣，死为君鬼”的冥幽效忠，这种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

据钱氏后裔、清人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九记载，金兵攻占汴京（开封）后，原留在汴京的钱王家族成员绝大多数跟随高宗赵构南逃，居于江苏、浙江者有十之八九。荣国公钱忱于绍兴元年（1131），奉其母定居台州，时因中原陷于金兵之手，不能往祭，故矗立钱俶衣冠冢于天台。因而千百年来，台州百姓怀着良好的愿望，仍将这个衣冠墓当成真正的钱俶墓来祭拜，这种习俗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