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3日，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徐吉军研究员做客“江苏方志大讲堂”，讲述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长江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并接受了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的专访。以下是采访全文： 
人文周刊：徐老师，您是我国较早提出研究长江文化的学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您就和李学勤教授合作主编了长达98万字的《长江文化史》，从全新角度系统阐述了长江文化的独特风貌，曾获得第十届中国图书奖。在当下，我们为什么要持续不断地深入研究长江文化？ 徐吉军：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无疑是两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虽然，它们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内涵、形式、作用和历史发展进程，但却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干的。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它们既相互冲撞、相互对抗，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是两个平行发展、并驾齐驱的文化系统。这种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的文化联系，在血缘上自然而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统一体，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使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并给周围的海外文化以深远影响。 
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 2020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此背景下，对长江流域的文化展开深入的探讨、研究和发掘，让二元耦合中形成华夏文明的长江流域文化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展现出它的蓬勃生机，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人文周刊：在您看来，“长江文化”的概念应该如何界定？ 徐吉军：我认为，长江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内涵来看，广义上的长江文化，是长江流域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一定社会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以及由此所达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等等。而狭义上的长江文化，则是一种历史学意义的文化。 从长江文化生存的地域范围来看，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长江文化，其生存空间只包括长江干流区，即长江流经的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广义上来说，长江文化则是一个以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为主体，包含诸如滇文化、黔文化、闽文化、桂文化、淮南文化(或称江淮文化)、岭南文化等亚文化层次而构成的庞大文化体系。总之，长江文化是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 
长江三峡 人文周刊：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长江文化又有着怎样丰富的内涵？ 徐吉军：长江文化的内涵博大深邃，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具体来说，它包括政治、经济、艺术、哲学、科技、教育、语言、史学、宗教、民间信仰、道德规范和社会生活习俗等很多方面的内容，即文化概念中所包含的思想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 我将长江文化分为区域文化、民族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学术文化、科技文化、生活文化、艺术文化、民俗文化、体育文化、教育文化、社群文化等十二个大类。每一种文化都有丰富的内容。比如，中国古代科举中，长江流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清两代，考中的状元、榜眼、探花中，来自江苏、浙江两省的学子数量名列前茅，显示了长江流域文风鼎盛，教育文化极为发达；比如，“生活文化”包括人类吃、穿、住、行等方面的文化现象。中国有鲁、川、粤、苏、浙、闽、湘、徽等八大菜系，其中有超过一半就来自长江流域。 再比如“学术文化”。自古以来，长江流域的学术昌盛，学派迭出。在中国哲学史上，这里相继产生了先秦时期的老子哲学、庄子哲学、屈子哲学；宋代的湖学、蜀学、湖湘之学、闽学、江西之学、浙学和明代的阳明学。在经学史上，长江流域在清代有惠栋为首的吴派、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以及以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在史学上，清代长江流域出现了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史学派。在文学史上，长江流域先后产生了以屈原、庄周、宋玉为代表的楚辞文学，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袁宏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等。 人文周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长江文化形成了一些带有普遍性、持久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本质特征，您认为长江文化的特征体现在哪些方面？ 徐吉军：多样性与统一性、开放性与凝聚性、对抗性与交汇性、延续性与不平衡性，是我归纳的长江文化四种显著特征，这里我以“开放性与凝聚性”为例，谈谈长江文化的突出特征。 从长江文化的整体功能来看，它是一个开放型的文化系统。所谓开放性，一是指它宽容的博爱精神，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家的恢宏气度，在充分认识自己文化的基础上，敢于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更新自己；二是指它在吸收异质文化养分的同时，还能源源不断地输出自己文化的能量，对其他文化体系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来自长江流域的三星堆文明 从历史上看，长江文化是在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它也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的因素，特别是黄河文化。 先秦时期的长江文化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比如，吴越文化就极具开放性、包容性。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不断吸收了齐鲁文化和楚文化的有益成分，从而创造出辉煌而又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伍子胥营建阖闾城、范蠡筑造会稽城，孙子著兵法，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礼等等，都无不清楚地显示出吴越文化善于吸收、融汇外来文化所焕发出来的活力和博大的包容、凝聚精神。 长江文化的开放精神，长期以来积淀在它的发展机体之中，使其勇于迎接外来文化的冲击，善于吸收和消化外来的优秀文化，以一种自由的精神和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断更新，并向外大量传输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开放性、凝聚性特点，正是长江文化伟大之所在，是长江文化富有生命力的体现。 人文周刊：作为世界第三大河，长江也深深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您认为，长江文化对于世界文明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徐吉军：众所周知，西方对中国的称呼主要来源于中国远销海外的丝绸和瓷器，而长江流域便是丝绸、瓷器、稻米、漆器以及茶文化、酒文化等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物之邦等美称。 在历史上，长江流域是世界稻作文明的中心、世界蚕丝业的起源地、陶瓷制作起源地、茶叶种植与茶文化起源地。 以稻作文明为例，考古资料表明，中国稻作农耕的出现以长江流域为最早，稻类作物的发现也最为集中。在长江流域，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关新石器时期的稻作遗址，就有浙江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宁波八字桥等数处。经过对河姆渡出土谷物的科学鉴定，它们中不仅有人工栽培的水稻，而且有籼、粳两个亚种。这说明，早在七千年前，这一地区就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稻作农耕。 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还走出国门。如今，几乎所有的日本学者都认为，日本的稻作农耕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很有可能就源于长江流域。 此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而长江流域是世界上养蚕缫丝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这也被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所证明。在漫长的岁月中，来自江南的丝绸大量销往世界各国；中国的茶叶大量销往西方变成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五大主要商品（丝绸、瓷器、茶叶、中草药、农作物）之一。据学者研究，清代通过广州港销往西方的茶叶，绝大部分来自中国浙、闽、皖、苏这四大省。 文章来源于新华日报《人文周刊》2021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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