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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浙人杰地靈，文化薈萃，學術發達，藏書興盛，大家輩出，典籍琳琅，名著叠見。据范鳳書統計，中國藏書家最多的十個市縣依次是蘇州、杭州、常熟、寧波、湖州、紹興、福州、嘉興、海寧、南京[1]，其中浙江占六个。浙江的歸安（今湖州）陸氏皕宋樓、錢塘（今杭州）丁氏八千卷樓與江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并稱晚清四大藏書樓。此外，晚清民國時期浙江還有瑞安孫氏玉海樓、吴興南潯（今湖州市南潯區）張氏適園、南潯蔣氏密韵樓（傳書堂）、南潯劉氏嘉業堂、鄞縣（今寧波）張氏約園等著名藏書家暨藏書樓。上述藏書樓大多有藏書志傳世，如《善本書室藏書志》《八千卷樓藏書志》《皕宋樓藏書志》《抱經樓藏書志》《適園藏書志》《傳書堂藏書志》《嘉業堂藏書志》《約園藏書志》等，大約占當時全國藏書志總數的一半，極具代表性。分述如下：

《善本書室藏書志》四十卷《附録》一卷，清丁丙編撰，有清光緒二十五至二十七年（一八九九—一九〇一）錢塘丁立中鄂中刻本。南京圖書館藏本有曹菊生批校。丁丙（一八三二—一八九九），字嘉魚，號松生，晚號松存，别署錢塘流民、八千卷樓主人、竹書堂主人、書庫報殘生、生老，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丁丙乃晚清著名藏書家和學者，在文瀾閣暨文瀾閣《四庫全書》保護、浙江地方文獻輯刊以及地方公益事業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貢獻。丁氏八千卷樓係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八千卷樓始於清中葉的丁國典（一七七〇—一八二五）築樓藏書，經由丁國典之子丁英（一八〇四—一八五五）傳至丁英之子丁申（一八二九—一八八七）、丁丙兄弟，再傳至丁申之子丁立誠（一八五〇—一九一一）、丁丙之子丁立中（一八六六—一九二〇），共歷四代。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八千卷樓藏書售歸江南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前身之一），後由南京圖書館辟專庫庋藏，完好保存至今。

八千卷樓所藏典籍多達萬餘種，丁氏又就其中的宋元刻本、明代精刻本以及稿本、校本、舊鈔善本等兩千餘種珍貴典籍，於八千卷樓之後偏西專辟一室加以庋藏，曰『善本書室』，樓名『小八千卷樓』。《善本書室藏書志》即爲此『善本書室』（即『小八千卷樓』）之藏書志。該《藏書志》刻於湖北，有書末丁立中所撰之跋可證：『己亥之春，書始脱稿，郵寄鄂中付梓，卷帙既繁，遂綿歲月，辛丑長夏，殺青斯竟。』

該《藏書志》依照《四庫全書總目》部類序列，每書著録書名、卷數、作者朝代及姓名、版本、行款等，并撰有解題，尤其注重記載藏書印記、作者生平、藏書源流考訂。繆荃孫在該《藏書志》之序中所稱贊的『實能上窺《提要》，下兼士禮居之長，賞鑒考訂兩家合而爲一，可謂書目中驚人祕笈矣』，雖然有些過譽，但是就總體而言，《善本書室藏書志》取材豐富，體例比較完善，其中解題注重作者生平、藏書源流等的考訂，尤其注重記載藏書印記。誠如王欣夫所云，該《藏書志》『所著録的宋、元刻較少，而明刻却甚可觀。他的特點，尤在留意校本、稿本』[2]。

值得一提的是，丁丙在《善本書室藏書志》卷末識語中，專門説明了『善本書室』之收藏範圍：

一曰舊刻：宋元遺刊，日遠日尠，幸傳至今，固宜球圖視之。二曰精本：朱氏一朝，自萬曆後，剞劂固屬草草；然追溯嘉靖以前，刻書多翻宋槧，正統、成化，刻印尤精，足本孤本，所在皆是。今搜集自洪武迄嘉靖，萃其遺帙，擇其最佳者，甄别而取之，萬曆以後，間附數部，要皆雕刻既工、世鮮傳本者，始行入録。三曰舊鈔：前明姑蘇叢書堂吴氏、四明天一閣范氏，二家之書，半係鈔本。至國朝小山堂趙氏、知不足齋鮑氏、振綺堂汪氏，多影鈔宋元精本，筆墨精妙，遠過明鈔。寒家儲蔵，將及萬卷，擇其尤異，始著於編。四曰舊校：校勘之學，至乾嘉而極精。出仁和盧抱經、吴縣黄蕘圃、陽湖孫淵如之手者，尤讎校精審，他如馮己蒼、錢保赤、段茂堂、阮文達諸家手校之書，朱墨爛然，爲藝林至寶。補脱文，正誤字，有功於後學不淺。

丁丙的善本觀對後世善本概念的逐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意義深遠。清末之前，人們對於善本概念的理解偏重於宋元舊刻，并且不甚明確。直到丁丙對善本的範圍進行明確界定，以及張之洞在《輶軒語》中提出『善本之義有三：一足本（無缺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舊本（一舊刻，一舊鈔）』之後，大家心目中的善本概念纔漸趨清晰。一九三三年刊印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之收録範圍，即大致按照丁丙所説的標準。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時，爲了明確收録標準和範圍，規定了『三性』和『九條』，首次對善本之概念進行了系統、全面而又科學的表述。『三性』是指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此乃迄今爲止對善本概念最權威的解讀，從其具體内容可以看出，『三性』和『九條』之核心内涵，是在丁丙和張之洞上述觀點的基礎上，經過不斷修訂、完善而來的，二者應該是繼承和發展的關係。對於丁丙的這一重要貢獻，我們應當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八千卷樓藏書志》，清丁丙編撰，清末鈔本。該鈔本曾經流入日本，二戰後又流入美國。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薄井恭一撰有《（稿本）八千卷樓藏書志について》一文，文中提到，這部藏書志是薄井恭一在北京收購後帶回日本的。該書采用緑格紙，每半葉十五行，每行三十字，每葉書寫一篇書志，書皮上題有『八千卷樓藏書志』及『八千卷樓善本書目十一册，杭州丁松生所藏，有經、史無子、集，不完之本。辛丑冬月，購自三山書賈』。[3]

《八千卷樓藏書志》乃殘本，缺子、集兩部，存經、史兩部，共計十一册。劉薔對此作過詳細研究，將四十卷本的《善本書室藏書志》與該書相核，發現這十一册相當於前十四卷之内容，至史部史評類止。所收書志，《善本書室藏書志》共計八百三十一篇，《八千卷樓藏書志》共計八百三十篇，其中前者有而後者無的共計二十篇，前者無而後者有的共計十九篇。二者在收書次序、文字詳簡方面多有差異，但還是可以確定，鈔本書志應出自丁氏自編。《八千卷樓藏書志》的體例已相當完善，至《善本書室藏書志》則更加謹嚴，對版刻情况的説明也更加詳細，彙集了更加豐富的書志材料。[4]此外，石祥也曾較早關注到《八千卷樓藏書志》。[5]

《皕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續志》四卷，清陸心源編撰，有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刻本。陸心源（一八三八—一八九四），字剛甫（亦作剛父），號存齋（亦作誠齋），晚稱潛園老人，其堂號曰儀顧堂，浙江歸安（今湖州）人。陸心源係晚清著名藏書家，其藏書分别收藏於皕宋樓（主要藏宋元珍本）、十萬卷樓（主要藏明清時期珍貴刻本、名人鈔校本及手稿本）、守先閣（主要藏普通刻本和鈔本）等三處。其中皕宋樓（廣義的皕宋樓也包括十萬卷樓和守先閣）係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皕宋樓藏書志》原名《守先閣藏書志》，後因未含存於守先閣之書而改用此名。《皕宋樓藏書志》實爲皕宋樓及十萬卷樓在光緒八年時所藏書目，光緒八年至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書售日本期間，這方面的書當有增减。[6]

《皕宋樓藏書志》依照《四庫全書總目》部類序列，著録了一千一百一十一部典籍，在各條目的書名卷數之後，先列版本，次輯序跋題識，部分條目在末尾還附有案語。該藏書志保留了大量原書序跋，史料非常豐富。相關條目中的案語長短不一，主要涉及版本、作者考訂以及文字校勘等，對於古籍考辨和文史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根據張艷的《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研究》[7]第三十二頁，《皕宋樓藏書志》提要中的案語共有三百六十二條。不少案語内容豐富，值得關注。例如該書卷八『元刊元印本《春秋辨疑》』條之案語如下：

《春秋辨疑》十卷，元刊本，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三字，題曰『三楚隱士子荆蕭楚著，臨江後學性善周自得校正』。《四庫》所收乃從《永樂大典》輯出，此則其原本也。《大典》篇目相同，惟《王天子天王辨》末『又可知矣』下脱註文數百字、正文數百字。《書滅辨下》篇『然後辨故』下脱三百餘字，餘則無大異也。兩本皆只四十五篇，《江西志·萬姓統譜》作四十九篇者，誤也。朱竹垞《經義考》僅録胡澹菴序，謂其已佚，則是書之罕見可知矣。《大典》本胡序脱二十餘字，以《澹菴文集》較之，則此本又有不同。《澹庵集》有《蕭先生墓誌》，亦館臣所未見也。

《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8]將《皕宋樓藏書志》作爲條目收録，此乃崇高之榮譽，是對該書價值之充分肯定。鑒於《皕宋樓藏書志》之重要價值，筆者曾於二〇一六年五至六月，作爲浙江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學專業本科生『目録學』課程之作業，指導學生對該書進行點校，業已完成部分初稿，後來由於浙江古籍出版社在二〇一六年九月刊印了該書的許静波點校本而中止。

《抱經樓藏書志》六十四卷，沈德壽編撰，沈家騋、沈家驤、沈家駒校正，有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美天印局鉛印本。沈德壽，字長齡，號藥庵，别號窳民。沈家騋、沈家驤、沈家駒乃沈德壽之子。此前的文獻史料對於沈德壽之生平及藏書史實涉及甚少，就連其生卒年也不詳。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影印出版的《抱經樓藏書志》之『影印説明』中即謂：『沈德壽字藥庵，浙江慈溪人，生卒年不詳。』

童銀舫、張彧均對沈德壽的生卒年進行過考證，童氏根據慈溪陳師範所撰、鄞縣（今寧波）高震霄所書的《沈藥庵先生生壙志》『推算出其生年當爲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而其卒年尚待考證』[9]；張氏認爲『在沈德壽所輯印《抱經樓叢刊》之五《徐文長佚草》記有其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於百幅庵所作序，説明至少在一九二五年，沈德壽尚在世。《叢刊》於民國十五年至十六年（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由姚江昌明印局代排印，其時沈德壽或已離世』[10]。

《抱經樓藏書志》卷首依次有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春二月慈溪陳邦瑞的《抱經樓藏書記》、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五月二十日鎮海范市（今屬慈溪）范壽金的《抱經樓書録序》、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正月沈德壽的《抱經樓書目記》。《抱經樓藏書志》仿照《愛日精廬藏書志》和《皕宋樓藏書志》之體例，按四部排序，著録宋元明刻本、舊鈔本以及清精刻本一千四百七十二部，每書著録書名、卷數、版本、著者等，部分書還著録版式牌記、校讎年月、藏書源流、舊家藏印等。解題則大多選録原書序跋題識，其中部分直接采自《皕宋樓藏書志》。

《適園藏書志》十六卷，張鈞衡編撰，有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南林張氏家塾刻本。張鈞衡（一八七二—一九二七），字石銘，號適園主人，浙江吴興南潯（今湖州市南潯區）人。該藏書志乃張鈞衡延請繆荃孫代撰。繆荃孫（一八四四—一九一九），字炎之，又字筱珊（一作小山），晚號藝風老人，江蘇江陰人。《適園藏書志》按四部排序，著録善本九百二十八部，其中宋刻本四十八部、元刻本七十二部、黄丕烈跋本二十九部。每書『先舉書名，下注何本，舉撰人之仕履，述作書之大意，行款尺寸偶有異同，必詳載之，先輩時賢手迹題跋、校讐、歲月源流所寄，悉爲登録，使人見目如見此書，收藏印記間登一二，不能備載也』[11]。關於《適園藏書志》的不足之處，趙琮誠的《張鈞衡〈適園藏書志〉研究》[12]、周日蓉的《〈適園藏書志〉研究》[13]已經專門指出，可以參閲。不過蘇精所指出的《適園藏書志》『編得頗爲粗略，遠不如王國維爲蔣氏所編《傳書堂藏書志》精到，有些書連必要的版本項都未注出，有些版本的鑒定但教人信毋庸疑，却未舉述足够的證據理由，而其中認真校勘過的書只有寥寥數部，各書更少有對於内容主旨的發明』[14]，似乎過於苛刻。筆者認爲，《適園藏書志》的總體水平確實不如《傳書堂藏書志》，不過其中也有不少考證之内容，如對於《四庫全書總目》中的訛誤，多有考辨、補正，值得肯定。而關於版本之鑒定，更是《適園藏書志》的重要特色和强項，成績卓著。作爲一部藏書志，各條目字數有限，未必需要對所有的版本鑒定均一一『舉述足够的證據理由』。同時，不同的藏書志各有所長，很難面面俱到，在每一個方面都做得完美。其他藏書志對於所著録的典籍也極難全部（或大部分甚至一部分）都『認真校勘過』，也不一定有許多『對於内容主旨的發明』，非唯《適園藏書志》如此。

《傳書堂藏書志》，王國維編撰，國家圖書館藏有稿本，另有蔣氏所藏謄清鈔本。該藏書志又名《密韵樓藏書志》《傳書堂善本書志》《傳書堂藏善本書志》，乃密韵樓（傳書堂）主人蔣汝藻延請王國維代撰。蔣汝藻（一八七七—一九五四），字元采，號孟蘋，别署樂庵，浙江吴興南潯人。王國維（一八七七—一九二七），初名國楨，字静安，又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浙江海寧人。

國家圖書館所藏係王國維自存稿本，共計十册，由王國維家人捐獻。該稿本第一册封面題《傳書堂藏書志》，内容文字塗改之處頗多。陳力對此作過專門研究，指出在内容方面，該稿本有些部分比較簡略，有些内容略而未記，有點類似大綱或摘要的性質。由於編目時蔣家分批將書送至王國維寓所，王國維在編目時隨編隨記，蔣家藏書或許没有完全按四部排列，因此該稿本中各書并未完全按四部分類法排列。另外，該稿本中還包括一些重要的宋元版書之校記，而在送交蔣家時，多數已經删除。由於該稿本一直由王國維自存，王國維經常翻檢補記，并且利用書稿空白處寫下了不少書志以外的文字，如《六經正誤》《爾雅單疏校記》《散氏盤跋》《宋越州本禮記正義跋》《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考證》《校大典本水經注跋》等。上述跋文絶大多數業已收入《觀堂集林》和《觀堂集林别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於二〇一〇年綫裝影印出版了該版本。

另有名爲《傳書堂藏善本書志》之謄清鈔本，趙萬里稱其有『三十餘巨册』，乃王國維『躬自繕録，存蔣氏處』[15]。該謄清鈔本係王國維編目結束後送交蔣氏者，著録文獻比王國維自存稿本多五百餘種。此本交蔣氏後，蔣汝藻、蔣祖怡（一九〇二—一九六三）父子又作了許多修訂補充，臺灣藝文印書館於一九七四年據以影印（綫裝）[16]。

從影印本的内容筆迹來看，與趙萬里所説的王國維『躬自繕録』相差甚遠。該影印本一部分用『密韵樓寫本』豎行稿紙鈔成，一部分用普通豎行稿紙鈔成；一部分似爲王國維手書，一部分當爲他人繕寫，并且字體不一，可見鈔録者較多，甚至還有一葉中的多篇書志由不同人鈔成之情况。

王國維自存稿本與謄清鈔本在内容上存在較大差異，有不少增删。謄清鈔本所增加的主要是補足了王國維原稿中略而未記之内容，這些文字絶大多數應該是王國維在謄清交稿時所補全者；謄清鈔本所删除的主要是王國維原稿中的文字校記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謄清鈔本所增加的内容，可能有一部分文字并非出自王國維之手，而是由蔣氏父子補充、修改、重編，甚至有些篇章就是出自蔣氏父子之手。[17]

《傳書堂藏書志》是從一九一九年九月開始編纂的，一九二三年五月初稿基本完成，一九二三年末修改定稿，一九二四年七月最終交稿，前後歷時將近五年。

吴修藝曾據臺灣大通書局一九七六年版影印本《王國維先生全集（續編）》中的《傳書堂藏善本書志》統計，該藏書志收録宋、元、明、清善本二千九百部，五萬八千七百六十八卷，其中宋本一百八十九部、元本一百二十八部、明本一千六百六十八部、鈔本八百三十一部、稿本八十四部。[18]《傳書堂藏書志》總體水平甚高，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約園藏書志》，張壽鏞編撰，國家圖書館藏有民國張氏約園鈔本（存五卷），共計二册；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院藏有民國張氏約園鈔本（存卷四至六），共計一册。張壽鏞（一八七六—一九四五），字詠霓，號伯頌，别署約園，浙江鄞縣人。

《約園藏書志》仿照《皕宋樓藏書志》之體例，按四部排序，在各條目的書名卷數之後，先列版本，接着著録著者等，然後再摘録序跋等。

國家圖書館藏本共計二册，原係鄭振鐸西諦藏書，鄭氏因公殉職後，由其夫人捐贈給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鄭振鐸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二日致張壽鏞之函札中叙述了這部《約園藏書志》獲取之經過，内容如下：

前日在冷攤收得《約園藏書志》二册（計四卷，缺卷四集部上）。不知此書先生處有底稿否？敝處收得此書，决不出示外人。如先生處『底稿』已佚，則得此大可再鈔一份也。（原書用《四明叢書》稿紙鈔寫，不知爲何人所鈔。）此書内容至佳，叙説明暢，似大可印行。先生以爲如何？[19]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院藏本共計一册，係毛裝，無外封，所存三卷共計一百零五葉。其中卷四集部一楚辭類，僅一葉，收書二部；卷五集部二自《漢蔡中郎集》至明盧楠《蠛蠓集》，乃漢代至明代之别集，收書最多，共計八十八葉，占此册之大半。卷六集部三自《文選》至《全唐詩話》，乃總集和詩文評之書，共計十六葉。[20]

《文瑞樓藏書志》不分卷，清金檀編撰，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藏有鈔本，其中國家圖書館藏本共計十册，南京圖書館和浙江圖書館藏本共計十二册。金檀（約一六六〇—一七三〇），字星軺，浙江桐鄉人。

一九五六年秋，杭州寶貽書店從湖南湘潭收購了一批舊書，其中有書目一種，毛裝十册，原無書名、序跋，不著編撰人，書内不標卷次，第一册前半部分是孫從添的《藏書紀要》。該書每葉中縫右下寫有『文瑞樓』三字，因此當時就用《文瑞樓藏書志》之名售歸北京圖書館。[21]此後，《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22]第一一三二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23]第一四〇〇頁、《中國古籍總目·史部》[24]第四九四四頁、《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25]第二三七頁等，均采用《文瑞樓藏書志》之名。

《文瑞樓藏書志》所收均係集部書，各書著録書名、卷數、册數等，并有作者小傳，對於版本的記載較爲詳細，其中頗多罕見之本。國家圖書館藏本著録北宋至明正德、嘉靖年間各家詩文集。南京圖書館和浙江圖書館藏本册數相同，内容也基本相同，著録北宋至明正德年間各家詩文集，但二者鈔寫之字體差距較大。并且，南圖藏本末尾較浙圖藏本多出一葉，内容是『寧藩朱謀晋康侯詩集四種』一條。

此外，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有一部稀見明代私家藏書目録，即《武林妙賞樓藏書志》二卷。該書乃海内外孤本，著録典籍六十七部。卷端題『瑞南高士深撰』，高士深即高濂（生卒年不詳），字深甫（又作深父），號瑞南、瑞南道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係明代著名藏書家、戲曲家。因卷首有清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楊一琴之跋，故版本著録爲清嘉慶寫本。唐新梅對該書進行了詳盡考辨，指出該書主要依據黄丕烈題跋、《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海昌備志·藝文志》和《四庫全書總目》四種書目文獻剪裁、拼接、模仿、改寫而成，當爲民國時期作僞之書。[26]

上述兩浙地區的藏書志僅在少數圖書館有收藏（稿鈔本則更是獨家珍藏）。筆者長期從事古典文獻學、清代學術史以及浙江地方文獻研究，同時對藏書史也十分關注，因此深知這些藏書志之重要價值。同時，筆者也曾由於在研究時未能及時查閲原書而頗感不便。有鑒於此，爲了給相關研究者提供便利，我們將其影印出版，定名爲《兩浙藏書志輯刊》，共計三十四册。

需要説明的是，考慮到《善本書室藏書志》與《八千卷樓藏書志》在所收書志之篇目以及收書次序、文字詳簡等方面多有差異，爲了給廣大讀者提供更多的參考，也便於將二者加以比對，我們同時予以收録。此外，《文瑞樓藏書志》之性質與上述藏書志不太一樣，不過考慮到其書名中有『藏書志』三字，我們亦加以收録。

再則，另有《嘉業堂藏書志》[27]等兩浙地區的藏書志因係珍貴稿本而難以獲取底本，故此次未能收入《兩浙藏書志輯刊》，我們爲此深感遺憾！十分希望今後條件成熟時，再出版補編。                                    

 陳東輝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謹識於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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