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杨文杰《东城记余》里有篇《暮景塘记》，篇首谈道：“潮鸣寺旧有石刻，宋高宗御书苏诗‘家在江南黄叶村’之语，人遂呼其地为黄叶村。今东园石板巷，即其址也。”这个黄叶村位于潮鸣寺东北，不远。宋高宗当年在该寺内“御书”这首苏东坡写的诗，然后赐予殿前统制刘汉臣，潮鸣寺和尚勒石立于东侧廊房内。到了明代，吴之鲸《武林梵志》误以为此诗为宋高宗所作，而潮鸣寺和尚更搞笑，在重立新碑时“欲假以为重”，竟改诗首句“野水参差落涨痕”第二字“水”为“寺”，这样做的效果只怕是适得其反。

石板巷在历史上有过一些值得一说的往事，曾建有文锦坊牌楼、机神庙，明清间“机杼之声，比户相闻”。还有一些名家也曾住此地，如清朝中叶杭州城东文人朱文藻、胡葑塘、沈耕寸、胡书农等，都曾在此著书立说，为传承杭州历史作出不小贡献。这里笔者重点说说朱文藻。

朱文藻（1735—1806），字映漘，号朗斋，又号碧溪居士。祖籍福建建宁白眉村。其父朱登元曾居蒲城，娶妻张氏，生子德铭，接下来“卜居东城之花兜巷”（花兜巷又名花斗巷，后改名花灯巷。它南起庆春路，北至缸甏弄，2001 年建东河锦园时被拆除，地名从此消失）。后来张氏死了，续娶蒋氏，生朱文藻。朱文藻与仲兄德铭长大后另在巷南不远处买宅住下。朱文藻24 岁那年拜诸城窦公为师，“补仁邑弟子员，屡试乡举，无所遇”。朱文藻不甘心，更加发奋读书。家穷书少，就向他人借，借来后就没日没夜地抄，后来做了教书先生。杭州知名文人汪宪慕名请朱文藻到他的藏书楼“振绮堂”去校对群籍，朱文藻在那里如鱼得水，“自是学益富，文名日盛”。

朱文藻自小酷爱读书，遍览百家书籍，特别是在振绮堂校对群籍多年，学问大为长进，名声也越传越远。乾隆时经大学士、浙江学政王杰引见，入京城参加《四库全书》编校工作，考异订讹，多成善本；又奉敕在南书房考校秘籍。他曾与孙星衍研讨金石，编有《山左金石志》。晚年先后参加阮元主持的《两浙轩录》、王昶纂修的《西湖志》等书的编写工作；还纂辑了《金石萃编》、《大藏圣教解题》、《 东轩随录》、《 青鸟考原》、《 金箔考》、《 苔谱》、《 续礼记集说》、《说文系传考异》等书。时人对他的评价是：“长于校勘，六书自说文系传、佩觿汗简及钟鼎款识、博古图诸书无不贯串源流，会通旨要，又能亲手摹写。”他不仅喜好诗、画、金石，对城东历史以及古寺庙等也很有研究，编撰多部寺志。

朱文藻30岁那年夏天，与业师沈耕寸在东园石板巷合租一间房子，那附近有潮鸣寺。该地因宋高宗赵构亲题苏东坡“家在江南黄叶村”诗句而又称黄叶村。房子在村南（此地俗称曹家荡），与另一城东文人胡葑塘相邻。当时的东园其实与郊外无异，“其地卑，故多池，野树清波，居民疏落”。胡葑塘自小就与朱文藻交往，“历今二十余年，多所裨益”。在胡葑塘印象里，“朗斋不以荣辱累其心，不以妻子累其身，其踪迹如闲云野鹤，不受笼樊”，应说活得很有滋味。由于志趣相同，两人“每饭后或招赋小诗一二首，或作词，或学篆隶，或写意山水。兴既阑，相与步村前沿池小塘绝胜处，徘徊瞻眺”。两位文人的感情很深，胡葑塘曾为朱文藻的怀才不遇感慨：“朗斋出处之穷，遇合之艰，而潦倒于世也。复信夫朗斋操守之严，气谊之敦，其暮景终非潦倒于世也。”胡葑塘相信朱文藻总有脱颖而出的一天。

朱文藻和丁丙、翟灏等一样，对流失于民间的史稿极为关注，整理出一本共20 卷的《武林耆旧集》，还有一本清末汪璐编集的《藏书题识》，里面收集汉至清珍本秘籍216 种，其中摘引的前人题跋，大半出自朱文藻的《振绮堂书录》。

除此之外，朱文藻积极扶持新生事物，当时出现一种铁画，他便竭力向外推广，做了大量工作。如今铁画已成为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朱文藻晚年住在临江乡吴宅（艮山脚下），环境不错，他将新住处命名为“碧溪草堂”。他在碧溪草堂里写下《碧溪草堂诗文集》、《碧溪诗话》、《碧溪丛钞》、《东轩随录》、《东城小志》、《皋亭小志》等大量与杭州特别是与城东历史有关的诗词文章，这些对今天的城东历史传承大有裨益。

朱文藻“自丙辰以后，得脾胃之疾，精神稍减……今年（嘉庆十年，1805 年）夏，病转剧，急归抵家，一月，遂不起，时嘉庆十一年丙寅，八月二十四日也”。终年7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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