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词人夏承焘在其所著《天风阁诗集》中云：“宋词人周邦彦墓在楚村。”夏承焘为一代词宗，于文学考据与批评之学浸润颇深。于柳永与周邦彦词尤加细勘，此语必非无因而发。

笔者查《咸淳临安志》卷87云：

周都尉邠墓、周待制邦彦墓，并在南荡山。子孙今居定山之北乡。

又《梦粱录》卷15亦云：

都尉周仰、待制周邦彦、少师元绛三墓俱在南荡山。

清李卫制《浙江通志》照录其文。

周邠当为周邦彦之叔父，尝与苏东坡有旧交，东坡在杭之时，时常与之相交游。苏东坡有与周邠交游诗并次韵周邠诗数首。《梦粱录》中的“周仰”当为“周邠”之误。夏承焘一语颇简略。按张道《定乡小识》记载：南荡山是在钱塘定山北乡，加上“子孙定居定山之北乡”一句来看，这一记载确与夏承焘的记载暗合。周邦彦及其子孙与之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人，北宋词人。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著有《清真先生遗事》，对其生涯多所考证。

△ 图丨周邦彦

《宋史》记载，周邦彦少时“疎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关于其早年的事迹，鲜有记载。周邦彦首次崭露头角是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入京就读于太学之时。当时，宋神宗为变革北宋积贫积弱之局面，起用王安石为宰相，实行变法。北宋时期，采“与士大夫共天下”之国策，士大夫参与政治之热情为前代所未有。而太学诸生也是参与政治之“士大夫”中的部分中坚力量。尤其在元丰太学改革之后，更多的学子能通过太学获得远多于参与省试的名额，太学生势力得以扩大，继而发展成为影响北宋后期政局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靖康之变”中，正是太学生的运动促使北宋朝廷一次次起用主战派李纲主持防务，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北宋的政治生命。周邦彦所在的元丰时代，太学生的政治觉醒程度恐怕还未有北宋末年那样高，但对王安石新政的赞扬或批判在太学中是多有讨论的。周邦彦在此时，考虑的恐怕更多是个人的政治前途，他摸准了宋神宗和王安石喜好奉承的弱点，写下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汴都赋》。在这篇长达数千字的大作中，周邦彦仿效汉《两都赋》之特色，对汴京之华丽大肆渲染，又隐含对王安石变法的赞颂与肯定。宋神宗一见而异之，特别召周邦彦至政事堂，命人朗读此赋，称赞久之，立刻拔擢为太学正。“由诸生擢为学官，声名一日震耀海内。”

历来以赋得官的，当推汉朝的司马相如，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异其才能，司马相如因此而得到宠遇。周邦彦显然是想仿效司马相如所为，他的《汴都赋》献上后，果然得到了预期的效果。

后人在评论王安石变法时，往往诟病其用人政策，从周邦彦一事中也可以看出，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用人政策上果然颇有问题。仅以一篇文章就提拔一人，以个人之好恶来选用人才，选拔人才的标准尚且如此随意，自然不能指望所选拔的这些人对新法的执行有何裨益。

而周邦彦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篇《汴都赋》决定了他后半生的仕途。

在《汴都赋》告成后，在5年中，周邦彦没有获得任何提拔，因此，他更孜孜于辞章文藻，因为他看中了宋神宗喜好此道，因此索性将这一才能作为升迁的工具。但宋神宗去世以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掌握了权力，他们将王安石变法的所有措施一概废除。周邦彦因为那篇《汴都赋》，自然也被视为改革派中人。因此，周邦彦被外放为庐州教授，哲宗元祐八年（1093），38岁的周邦彦被任命为溧水令。

△ 图丨溧水

溧水今属江苏，风光旖旎，背靠无想山，中年政治失势的周邦彦只能寄情山水，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一首词《满庭芳》就是作于此时：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近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说“此中有多少说不出处，或是依人之苦，或有患得之心，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如此评价周词：“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王氏此语，并非一家之言，历来评价周词之人多有批判其意境的，如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中说：周邦彦“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事实上，就《满庭芳》一词来看，周邦彦并非不能“作情语”，而是“情”字往往暗蕴于“景”中，他在词作中往往极力铺排景色，在景色之中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笔者认为，倒是陈廷焯的那句“令人不能遽其旨”更为准确。

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再次得势，哲宗重新起用章惇、曾布等人，周邦彦在外流离10年以后，也被召回了京师。而召回的缘由却还是那篇使他声名显赫的《汴都赋》，热衷改革的宋哲宗对这篇“改革赞歌”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召回周邦彦后，就干了一件和他父亲一样的事情：请人朗诵了一遍《汴都赋》。周邦彦随即被授予秘书省正字。此时的周邦彦，在经历了10年的游宦生涯后，已经不复年轻时期的热衷功名，而变得恬淡知命。《清真集》中有名的一篇《瑞龙吟》就是此时所作：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黯凝伫。因记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

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

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周邦彦词“多用唐人诗语，渠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这首《瑞龙吟》就是这个评语的最佳注脚，词中脱化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名句“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在写景上，周邦彦极力铺张，堆砌了诸如“褪粉”、“试花”等华丽的辞藻，由景而入情，借怀念昔日的一位“旧家秋娘”，来隐喻自己的久别重归，回忆少年时代在汴京呼朋唤友、开怀畅饮的年华，又以“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的萧索景色归结，层层递进，勾连接榫，堪称宋词长调中的上佳之作。

△ 图丨书法《周邦彦词》

宋徽宗即位以后，蔡京等人得势，借“新政”粉饰太平，有着“新党”标签的周邦彦一路官运亨通，升为校书郎、考功员外郎，继而转任宗正，制礼作乐。在这一时代，周邦彦终于得以发挥其所长，对宋词的发展作出创造性贡献。

有宋一代，词这种文学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一发展中，大体呈现了两种趋势：其一为注重音律，诸如柳永、晏殊等人，往往本于古乐，吸收唐温庭筠、五代《花间词》之遗风，他们本为通晓音律之人，因此在词作中尽力切韵合律，至姜夔等人，甚至不惜改正词意而求切律，在这一基础上，创制新调，开创新律。另一派则将音律降到次要地位，主张“不以词害意”，另辟蹊径，在词的内容上下功夫，一变以往的“绮罗香泽之态”，将词演变为一种“句读不葺之诗”。此风始于苏东坡，而黄庭坚、陆游、辛弃疾诸人沿袭之。

至于周邦彦，王国维给予以下评价：

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唯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然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唯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未为犹当也。

王国维给予周氏“词中老杜”的评语，可谓高矣。周邦彦在徽宗崇宁年间提举大晟府，负责朝廷礼乐之事。因此，他吸收唐人乐府之精华，“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而于音谱”，周邦彦是宋词的“集大成”人物，宋人柳永承袭唐五代之作，创造诸多长词慢调，但未能情景交融，而周邦彦则独到地吸收了苏轼等人的成就，将写事引入词中，以事连情景二端，将词的发展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峰。譬如其《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

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

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据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云：“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巢括成少年游。”可以说是一首充满传奇色彩的词作。后人多有怀疑这一记载，众说纷纭。词作的缘起暂且不论，在这首词中，周邦彦巧妙地将一对情人幽会的情景与闺房的温馨陈设融会起来，传达一种充满情调的爱恋感觉，意味缠绵而又不落古来艳调的俗套，足见作者高超的驾驭水平。

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周邦彦因不肯依附蔡京，得罪权臣，再度被罢职出知顺昌。随后又调处州（今丽水），未几罢，居睦州（今建德）。是时，江南一带，因“花石纲”的荼毒，方腊起义军占据两浙。周邦彦在短暂回到故乡钱塘之江之畔后，不得不又走上了北去避乱的旅途，在前往汴京的天长道中、周邦彦回忆起40年前布衣上京意气风发的情景，感慨岁月之变迁，写下了一首《西平乐》：

稚柳苏晴，故溪歇雨，川迥未觉春赊。驼褐寒侵，正怜初日，轻阴抵死须遮。叹事与孤鸿尽去，身与塘蒲共晚，争知向此，征途迢递，伫立尘沙。念朱颜翠发，曾到处，故地使人嗟。

道连三楚，天低四野，乔木依前，临路攲斜。重慕想、东陵晦迹，彭泽归来，左右琴书自乐，松菊相依，何况风流鬓未华。多谢故人，亲驰郑驿，时倒融尊，劝此淹留，共过芳时，翻令倦客思家。

这首词是周邦彦一生中的告别之作，词中在回顾自己一生所经历的激烈党争、仕途浮沉之余，也对时局之纷乱表达了自己的隐忧。他用了大量的感叹之词，既感叹自己身世的坎坷，也感慨北宋末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成为《清真集》中难得的苍凉之作。

正是《西平乐》一词写作的当年，即宣和三年（1121），周邦彦病逝于羁旅中的南京（今河南商丘）鸿庆宫。而北宋朝也在数年之后，遭遇金兵南侵，在靖康之祸中迅速崩溃，验证了词人晚年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