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博物院水乡泽国展厅有一个独立柜，柜中陈列了一件完整的陶罐，口沿微侈，短颈、广肩、鼓腹、圜底、圈足略向外撇，整体略呈锈红色，在它的肩部和上腹部刻有连续的12个符号。

南湖陶罐

这件陶罐严格来说并不是发掘品，但地点明确——采集自余杭区的南湖。南湖，位于良渚古城西南方向约15千米处，在东汉时蓄水成湖，近代因苕溪的疏浚，南湖水域面积逐步缩小。1985年，当地水产队在这里专营挖砂的副业。1986年至1987年间，水产队在挖砂中陆续发现了100多件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石器，引起文物部门的关注。虽然器物均在湖底砂层中发现，无法确知层位，但根据器型分析，这些器物除少量为马家浜文化外，大部分则属于良渚文化时期。也正因为长期埋藏于水中，本身是夹细砂黑陶的这件陶罐，外表因水锈而遍布大块的红褐色。

现在的余杭南湖

这件陶罐之珍稀，在于它的器身刻画的多个连续符号，对于研究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符号线条流畅、笔迹纤细，为烧成后刻画，露出了陶胎的本色，在深色陶衣相衬下极为醒目。自1991年资料公布后，就引起了语言学、古文字、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对这些刻符含义的讨论也从未停止。

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在1992年发表的《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影响较大。他认为，陶罐上这些刻符是环着罐口刻的，因此，应当从罐口的上方观看这些刻符；而这些文字与商周文字之间确实有着渊源和联系的，这些符号可以认为是汉字的先行形态了。李先生甚至用分析商周文字的方式对这些刻符进行了释读，认为这些刻符写的是“朱㫃戔石，网虎石封”，即一个叫朱旗的人或是族群去到了一个叫“石”的地方，在“石”这个地方用网捕抓老虎。不过，从俯视图上看，显然并不能完全展示12个符号。

罐口的俯视视角

1993年，另一位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在《究竟是不是文字——谈谈我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符号》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我们无法断定他们是不是使用的是原始汉字，而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所使用的刻划符号也是比较简单的几何形符号，与良渚文化已经不具有传承关系了，因此这些刻划符号与古汉字恐怕不会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200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杨振彬先生发表《长江下游史前刻画符号》，他认为，“余杭南湖黑陶罐上的8个符号也具有较强的写实性，像是在描述了一片布有乱石的树林里设有陷阱捕捉一种动物的情景，但若把其分成一些独立的单元，则让人难以理解。……因此，从整体上看，我们认为这些刻划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种狭隘的表意符号。”

2016年，重庆忠县文物局的卢雪梅先生在《南湖良渚文化陶罐图形符号新释》中发表了自己对这件陶罐上刻符的释读。她认为，这段刻符讲述了良渚人砍倒树木设置路障，挖掘深坑设置陷阱，拉起绳索设置索网，然后齐心协力驱赶猛虎之类的野兽，野兽在路障和索网的拦阻下，无路可逃，最终被驱赶到陷阱之中，为人们所捕获的故事。

南湖陶罐上刻符的线图

这四位老师围绕这件陶罐上的刻符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这些图形符号是如何排序的？二是这些刻符到底是不是文字？三是这些符号应该如何解读？

关于这些图形符号是如何排序，李学勤先生提出的从罐口方向俯视的读法现在看来并不能完全展示这12个符号，因此，我们还是采用通常的按符号排列顺序释读的方式。至于释读的方向则是结合了第三个问题，这些连续的符号究竟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根据研究者自己的理解，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答案。

重点来说第二个问题，即这些刻符到底是不是文字？我们需要结合更多的材料来看。良渚博物院出版的《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总结统计了截至2014年，良渚出土资料里共计750余个符号。其中不乏有反复出现的刻符，例如出现在这件刻符陶罐上的其中的几个刻符就频繁地作为烧前的符号式图符去使用；而在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石钺上，更是出现了笔画相同而组合不同的刻符，表明良渚人是可以分清相似符号的不同含义的。因此，不排除在良渚人的认知里，这些符号确实存在广泛认可的含义，从这个角度而言，良渚时期的刻符确实也可称为是原始文字了。

庄桥坟遗址出土的刻符石钺

良渚时期，出土刻符的数量剧增，这绝不是一个偶然。5300-4300年间，随着社会发展的复杂化、社会分工的专门化、严格的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垄断神权的出现，良渚人对于标记、记事等功能的符号需求也大增。特别是良渚古城这个超大型工程，它的设计、规划、营建应该都需要成体系的符号来记录信息、分发任务，这也是国家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学界对良渚是否有文字至今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毋庸置疑的是良渚是早期文明的典范。那对于良渚人所创造和使用的这些刻符到底在他们的社会里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则需要结合新的考古成果，继续探讨、研究，让我们共同期待谜底揭晓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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